液滴撞击恒温多孔介质表面的数值模拟

合作社不仅是一个互助经济组织，也是一个社会服务组织，当前已通过土地置换、文化创新、资金互助和劳动自养等方式融入农村养老供给的具体实践，并在提高经济收益、推动农村社区营造和增进老人福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应。土地改革的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推广以及互助养老运营补助的激励，为合作社养老的运行提供了制度条件，而合作社养老所具有的自主吸纳和灵活适应特点也助推其成为“接地气”的互助养老形式。然而，合作社养老在实践中还存在受益覆盖面较窄、服务水平不高、可持续动力不强等瓶颈问题，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抓住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在城乡融合、产业融合、服务融合、市场融合四个方面进行突围。     

农村养老合作社的立法保障研究

由于目前我国农村传统养老模式面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机构养老有效供给不足、社区养老资源整合力量有限等困境,发展养老合作社有现实必要性。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是制约养老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应针对养老合作社专门立法,确立其法律地位和基本制度,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从“碎片化运行”到“协同性供给”: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之进路

互助养老虽为农村养老新模式,但当前整体运行状况不尽人意,其症结在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以"条块分割"等为特征,在身份、区域、运行等层面,呈碎片化运作之势,具体表现为认知难以产生共鸣、养老资源零散化、政策设计失衡、服务运行地方化、养老需求偏好与服务供给目标偏离等,直接影响着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据此,可从需求、资源、供给三个维度设计出"3个动态链接+1个良性循环+多个优化结果"的碎片化整合思路,以指导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机制的建构。在整合思路指导下,从完善政策设计、优化主体关系、创新服务方式、建立瞄准机制等层面来建构具体、可行的路径,以实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从"碎片化运作"走向"协同性供给",从而打破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碎片化运作格局,全面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能力与供给效率。     

农村“三产”融合紧密型利益联结：主要模式与机制构建

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路径，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当前农村“三产”融合典型利益联结模式主要有以合同为纽带的契约型、以合作社为中介的合作式、以要素融合为特征的股权制三种模式。现有模式不能有效兼顾农村“三产”融合各主体的利益，尤其是小农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河头镇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社的案例表明，股份合作社联合社在平衡农村“三产”融合各主体利益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是农村“三产”融合紧密型利益联接机制的有效载体。     

农村养老困境与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构建

在分析传统农村养老面临的困境和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绩效的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探索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以弥补正规制度的缺位，走出农村养老困境。农村“草根”型养老模式主要类型有“宗族型”、“华侨型”、“先富型”、“村集体型”、“喜事型”、“互助型”、“自助型”等。该制度的成功运作需要乡村政府、乡村有识之士、村民等充分挖掘本地资源，再辅以配套的管理办法。家庭养老制度、社会养老制度以及“草根”型养老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农村当前及较长时间内走出养老困境的理性选择。     

“现实-价值”目标互动视角下的合作社养老行动分析

农民合作社积极提供乡村互助养老服务,承载经济供养、生活照护与情感慰藉等重要功能,是对乡村传统养老模式的重要补充。基于社会行动理论,从“现实—价值”目标互动分析的视角出发,对H省H合作社的养老行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H合作社养老不仅具有延续传统孝道文化的价值诉求,同时还具有提升乡村老人生活质量的现实诉求。H合作社养老是H合作社组织“现实诉求”和“价值诉求”的行动目标持续互动的结果。H合作社养老双重目标的互动过程包括合作社养老理念的生成与灌输、合作社养老行动的沟通与协调以及合作社养老服务的实践探索。完善合作社养老必须加强合作社养老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大合作社养老的政策宣传力度,提升合作社养老资源的汲取能力,提升合作社养老服务的专业技术能力,促进合作社养老产业的多元融合发展。     

乡村社区养老模式探析

通乡村养老现状和乡村社区的性质特征决定了加强构建乡村社区养老模式是适合当前广大乡村养老的有效模式。建立在乡村社区基础上的养老机制则将会在更宽广的精神支持和供给方面完善乡村基本社会保障体制。从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出发,这是一条适合农村和农民情况的新型养老之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农村社会生态,互助养老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补充。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尤为注重发挥互帮互助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政策设计与完善,以推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经历了宗亲互助养老、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会互助养老和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共5个阶段,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互助主体以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终发挥核心功能;互助内容以社会组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互助方式以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从代际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秉持社会资本视角,聚焦互助养老之主体、内容、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同时,亦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彰显互助养老共同体之优势;弘扬农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老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运行机制的构建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养老出现了诸多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作为传统农村养老的外界供给渠道——家庭、社区和政府,其养老功能都在城市化进程中或者弱化,或者缺位。因此在现阶段,农村养老保障的困境并不在于制定一个什么模式的保障体系,而是要首先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得以实施和运转的内在机制。本文分别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探讨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得以运转的内在机制的构建,对家庭、社区和政府这3个养老供给渠道的功能重建进行了论述。在3个养老供给渠道的关系方面既强调各自功能的重建,亦强调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依存。     

马鞍山市“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可行性研究

“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模式有利于整合养老和医疗资源,有效解决高龄老人、失能老人的医疗、养老问题。目前,我国“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如机构高收费与老年人的低购买力,养老服务单一化与老人需求多样化,医护人员紧缺等,如何进一步拓展“医养结合”供给主体的资金来源,完善其服务方式以及人才培养机制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以马鞍山市为例,探讨新型养老模式并提出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旅居康养的发展逻辑、限制与展望

农村退休迁移一度是西方多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其兴起主要源自乡村生活价值重估、消费功能兴起以及老年人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要求,但在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相应关注。伴随中国进入到城市化高速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发展阶段,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地方已开始出现与国外退休迁移相似的农村旅居康养动向。结合实地调查发现,相较于西方农村退休迁移的发展背景,国内农村旅居康养的产生是市场开发、政策引导、乡村建设和个体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国内农村旅居康养还存在全年段康养开发不足、医疗卫生基础薄弱、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建议围绕城乡养老服务需求形成整合性框架,促进康养与旅游融合发展,引导乡村舒适驱动型发展,开展城乡互益性养老交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联合体,以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共富。     

兰考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调查报告

文章以兰考县五乡五村为例,对2003—2009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进行考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提高耕地规模经营和利用率、增加农业收入、改善社会关系、形成主导产业生态化等方面,与小农经济具有质的区别;其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表现在村两委主导型、能人带动型、公司＋协会＋农户型、股份制公司型等四种合作社类型在结构和功能上均存在一定的不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内因在于农民合作发展与农村能人带动的对立统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村基层组织的对立统一的本质规定,外因在于以宏观政策为主导、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善。本研究提出了国家应坚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实践方向等建议。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经济载体,其反脆弱性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联结农民个体、聚拢闲散资源方面,农民合作社是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把单个的农民集合起来,增加农民群体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群体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抗逆力;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发挥实体平台作用,将农村较为优良的资源聚集起来,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提高农村优质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文章剖析农民合作社社员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反脆弱性,探讨农民合作社在整合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资源方面的反脆弱性发展,进而论述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为其参与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其反脆弱性发展为农村贫困治理增加了可及性,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日趋提高。     

社会转型期农村养老的主体模式：社会保险抑或家庭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性社会养老保险成为构建中国农村养老体系的核心议题,但20多年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目前尚未实现预期目标。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对家庭养老功能带来双重影响,表现出结构性特征。与社会养老相比,家庭养老的低成本、精准化等特征使其在经济扶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仍具优势。在目前甚至较长期的社会转型期,家庭养老应当成为我国农村养老的主体模式。构建政府支持的家庭支持计划对于稳定、拓展家庭养老功能不可或缺,而社会养老保险值得长期建立。     

被“抑制”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基于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调研

通过对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调研,发现政府管制直接或间接增加了互助社的成本;互助社缺乏来自财税部门的支持而无法享受足够的财税优惠政策;互助社缺乏中国人民银行的支持而无法开展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联系。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虽是个案,其意义却未必只是个案,本该被＂鼓励＂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受到了不小的＂抑制＂。政府适当放宽监管、加大扶持,才能使农村资金互助社更好的发展。     

建立中国特色的社区综合养老社会服务体系

支持老人就地养老是当前老年社会服务的一个核心实践。它不仅能够让老人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度过晚年,维系对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而且与机构照顾相比,能够显著降低社会成本。分析我国当前社区养老服务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总结梳理国际上的养老服务经验,提出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建立社区综合养老社会服务体系的框架。这一框架试图将当前参与养老社会服务的多元主体纳入其中,包括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家庭(类似家庭或模拟家庭)养老、结伴(老年公寓)养老等方面。最后就政府的宏观战略规划、完善社会服务支持体系和构建良好的养老环境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对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必要支持。     

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政策、动力与实现机制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而探讨以合作社为载体的农村内生性产业融合模式,对于提升农业产出效率、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合作社带动产业融合相关政策的梳理发现,合作社依次经历了初期起步及产业破壁阶段、快速发展与农业产业化阶段、发展壮大与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阶段。在具体实践中,农业多功能开发、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经济良性循环、跨界经营等需求都对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现实动力,合作社也展现出了资源整合、社会服务和公信力增强等优势,并探索形成了农业内部技术融合、纵向一体化经营融合、现代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模式。针对目前合作社所面临的规模小、资金少、创意不足等问题,建议从鼓励合作社向综合和联合方向发展、改善合作社融资渠道、挖掘当地特色文化等方面着手构建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机制。     

日本农协“生产履历记账运动”及其启示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旨在通过建设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以实施沿供应链的纵向监控,但收效甚微。而邻国日本通过在农协内部开展"生产履历记账运动",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全程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体系,对降低食品安全风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首先简要介绍日本农协"生产履历记账运动"的自组建起步阶段至提升发展阶段的历史沿革和包括详细记账、贴码追踪以及内外核查与惩戒在内的现行做法。最后针对性地提出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程度和加强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中的有益建议。     

机构养老与孝道:南京养老机构调查的初步分析

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后果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人口的增加。城市中机构养老的方式开始成为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由于这一养老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家庭养老方式密切相关的孝道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因此它所带来的人们对"孝道"认知的改变值得特别关注。通过对南京养老机构中老人及其子女的个案访谈资料,初步分析和探讨了与机构养老有关的养老方式及其孝道问题。结果发现,城市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原因包括子女工作忙、家中无人照料、住房紧张、与子女关系不好、长期生病等。对于机构养老的态度既有满意的,也有观望不定的,还有消极抵触的。而其子女的态度也是既有积极的,也有矛盾的。但无论老人还是子女,都不认为老人进机构养老是子女不孝顺的表现。     

陕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抽样调查的实证方法,从农户的医疗费用、所遇到的疾病风险和农民获益情况几个方面,具体考察了陕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状况。研究表明,陕西农民对于新型合作医疗有很强的需求,陕西农民的参合率很高,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助于农民就医。但是,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认知与政府的预期也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困难仍然是影响陕西贫困农民不能有效利用卫生资源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