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6—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45个东道国的投资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规范性制度距离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腐败距离和民主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小;管制性制度距离正向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政治效率距离和监管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大。分析管制性制度距离发现,管制性制度距离负向调节市场类投资,正向调节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类投资和发达国家创造性资产类投资。因此,中国企业应该针对各类投资需求进行不同的区位选择,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广。     

制度距离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研究——基于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以及中国政府的关注。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以201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企业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法律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有促进作用。并且,东道国发达程度不同,经济制度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进一步地,企业海外投资经验可以减少"外来者劣势",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意味着:一方面,海外投资企业要充分考虑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积攒海外投资经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借鉴发达国家社会责任相关规范,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PPML回归分析

伴随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日益重要。基于2003—2018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多维距离对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种主要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与经济自由度提升有助于扩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距离、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阻遏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修正的地理距离可以增进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且助力出口。我国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时,应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持续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制度距离对OFDI出口效应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

该文选取2005—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出口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出口创造效应,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正向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抑制作用不显著,负向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抑制作用显著。该文进一步区分了OFDI动机异质性,发现制度距离对市场寻求型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从沿线国家收入水平来看,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对沿线高收入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促进了对沿线中低收入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制度环境对不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制度环境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但是不同的产业有着不同的制度密集型特征,制度环境对不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否一样,现有文献还没有就此进行过研究。本文基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美国投资于海外金融、专业科学技术服务、食品和机械四类产业的影响。制度环境对金融、专业科学技术服务等高端服务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远大于食品、机械等制造产业。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正面临的由出口导向型的制造经济向内需驱动的服务经济转型现实,文章最后得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OFDI、制度质量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战略,在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40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二者互动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效应;（2）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     

交易机制、做市商特征与新三板流动性

文章以2007—2016年期间“新三板”数据为样本,对交易机制影响新三板流动性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做市商制度显著提升了股票流动性;2.做市商数量会正向影响企业股票流动性;3.做市商实力会正向影响企业股票流动性;4.做市商持有库存股数量会正向影响企业股票流动性。上述结论说明我国“新三板”引入做市商制度具有政策正确性和有效性;建议通过增加做市商数量,改善做市商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邻国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表现为抑制作用,监管治理对政治稳定性与中国OFDI以及腐败控制与中国OFDI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且投资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吸引中国对沿线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互有差异。     

东道国金融生态、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基于金融生态学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采用2006—2018年国别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显著的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海外并购不仅受到东道国自身金融生态状况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国家金融生态的溢出影响。其中,东道国金融深度和金融规模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道国金融效率和金融监管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息搜寻水平等机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水平和“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的差异性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同样具有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