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战略相持

2021年，拜登总统入主白宫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部分调整。拜登政府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战略竞争对手”定位，在经贸、高科技、地缘战略领域对中国发起了新一轮战略竞争。中国对此进行了有力回击，中美双方力量相对持平，中美战略竞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过渡到战略相持阶段。拜登政府在经贸领域实行“选择性脱钩”策略，对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升级对华打压制裁举措，以此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中美竞争加剧。在美国加紧全面推进“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围绕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较量不断升级。在中美战略竞争新时期，中美战略相持将长期持续。同时，管控分歧避免双方关系继续下滑仍将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     

新时期我国政府能力建设的意义与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能力不仅是继续推进现代化战略的必要条件和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资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领域。新时期的政府能力建设应该适应行政环境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要求,根据政府能力的现状,不断提升能力总量、优化能力结构和加强能力运行控制。通过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致力于塑造一个强大政府,通过能力运行控制致力于塑造一个以公共利益依归的民主政府。     

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基于利益-综合国力分析框架

中美战略竞争发展趋势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世界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根据中美之间的利益基础和综合国力两个关键变量,建立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策略的分析框架,以中美高层对话为切入点,分析过去20年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复杂态势,并研判中美战略竞争发展趋势。基本研究结论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增加,两国竞争与合作空间都在提升;美国国内资本主义及世界霸权主义本质仍会以对抗为主的战略策略挑战中国;中国是推动两国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主导方,积极应对、大有作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美人文交流的结构性困境与应对

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三大支柱之一。进入21世纪的中美人文交流整体呈现稳中前进的发展趋势，人文交流的内容和领域更加丰富和持续扩大，交流的主体呈现多样化和下沉的趋势，且人文交流首次被置于战略的高度，出现了高层战略对话和机制化的新特点。但自2017年以来，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关系恶化的影响外溢到人文交流领域，具体表现为特朗普实施逆向的对华人文交流政策。这些政策给中美人文交流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暴露了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即中美人文交流呈现单向度特征，两国交流在交流主体、传播渠道、影响力和收益上长期不对等，以及缺乏常态化的人文交流机制作为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支撑。这些问题的背后，与中美两国利益诉求和身份认知的偏差、价值观的差异、中美文化硬软实力的差距以及中美人文交流机制存在的诸多缺陷有关。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应当做好战略设计，趋利避害；充分发挥第二轨道外交的作用，推动交流主体从政府主导向民间主导过渡；不断提高我国文化软硬实力；从过去失败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为以后中美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积累经验。     

印美在南海地区的战略互动:动因、进展与前景

近年来,亚太及南海地区局势紧张使得南海成为印美进行战略互动的一个关键地区。印美南海战略互动基于双方共同制衡中国崛起的需要,源于彼此互相借重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意图,同时印美战略伙伴关系的正式化和机制化也为双方互动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在辛格政府时期,印美南海战略互动相对有限,而到了莫迪政府时期,互动频繁并不断深化。未来,印美南海战略互动将会进一步强化。然而,战略目标差异、双方缺乏足够互信、中美印三角关系互动等因素都将制约印美南海战略互动的限度。尽管如此,印美日益密切的战略互动令南海地区安全结构更为复杂,中国应密切关注。     

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2013年中美两国新一届政府全面到位以后,中美经贸关系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指导,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两国贸易关系、投资关系以及债务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经贸合作有了新的亮点,与此同时经贸矛盾也有了新的变化。在分析中美经贸关系未来趋势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不断增进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战略互信,推动两国在双边及全球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中美经贸关系的内涵,加深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从而实现中美互利共赢。     

略谈亚太经济中的美日竞争

战前美日殖民角逐是60-80年代中期亚太经济中美日竞争的历史根源，战后美日和亚太经济迅速发展的某些结果是其现实原因；该时期是两国激烈竞争的典型期，日本在贸易、投资和经援三方面赶超美国而占先；经济实力、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比较优势的发挥和经营策略是决定竞争结局的主要因素。     

新时期美国网络空间战略和中美网络空间关系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的行动领域。美国作为网络空间中最为重量级的国家,其网络空间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撰写于美国总统换届之际,对奥巴马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进行了梳理和特点分析,对新一届政府网络空间上的政策倾向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最后分析了中美网络空间关系的进展和未来可能存在的问题。     

试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进入21世纪以来,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持续崛起,处在"战略间歇期"的美国则倍感危机,中美两国如何处理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成为影响中美关系走向和21世纪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2009年开启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中美关系的再定位和两国间的沟通提供了宽广的平台。然而,核心议题"缓不济急"、实质性成果的缺乏和安全对话的滞后成为对话面临的主要困境。鉴于此,提升对话级别、增加对话频率,加速推进安全领域对话,突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加强中美对话体系性建设成为推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发展、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路径。     

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驱动因素、实现路径与影响限度

中美之间的数字竞争是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是当今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21世纪,技术的进步将世界推进数字时代,我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美国眼中在数字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由此展开了针对中国的数字竞争战略。美国对华数字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其全球技术,尤其是数字领域的霸权,认为数字霸权与其规则主导权、价值观以及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丧失数字霸权则意味着美国三方面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美国通过增强数字核心竞争力、构建多边数字联盟以及打压中国的数字企业三方面的措施,试图扩大对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优势,巩固其全球数字标准的主导权。然而,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严重损害了其国际信誉,难以撼动中国的数字影响力,以及其构建的多边联盟存在诸多分歧,因而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中国要善于在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中寻找机遇与突破口,坚定不移推进"数字丝绸之路"战略,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以及数字经济治理改革贡献中国方案。     

叙利亚危机中的中美俄竞合关系

2011年底爆发的叙利亚战争是一场地区化和国际化的战争。作为对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这场战事中展示了不同的外交政策手段和关系处理模式,印证了新时期大国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特点,也对未来中美俄三边关系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与美俄在叙利亚战事中博弈对立的关系模式不同,中俄在继续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还在叙利亚问题上保持了理念一致的合作;而同时期的中美两国虽未在叙战场上发生直接碰撞,但其竞合关系也在地区外延的领域充分展现。本文总结了叙利亚危机中美俄博弈从代理人战争、直接军事介入到争夺战后重建主导权的三个阶段,也分析了中俄在"中国方案"保障下在叙利亚战场内外两个层面的合作,并最终归纳中美俄竞合关系的形成原因、结构特点和发展方向,说明叙利亚危机既揭示了中美俄三边关系结构的内在逻辑和矛盾,也扩大了三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空间,还对未来三个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美经贸关系现状及经济发展差距的基本判断

2017年以来,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经贸摩擦,对两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经济学人》(China Economist)杂志从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差距、美国总统大选等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学人对中美经贸关系及经济发展差距的认知和判断。调查发现,经济学人认为虽然中美经贸摩擦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但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仍很强,贸易增长空间较大,未来发展方向一定是合作与竞争并有。经济学人预判,今后20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速分别为4.8%和2.1%,中国将于2034年追平美国经济总量,将于2043年追平美国制造业总体技术水平,将于2072年追平美国人均GDP,实现赶超。     

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变局的理性分析与应对——兼论高校思政课讲授相关内容应把握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战后对世界格局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中美贸易战和抗疫斗争以及不断升级的多方面较量,标志着中美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战略性的巨变,也成为后疫情时代国际大变局的重要体现.美国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抗疫斗争甩锅中国及其他方面较量,表象原因是中美贸易不平衡及抗疫问题上的分歧和差异,深层次原因是国家利益竞争,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制度和主义竞争.美国在香港、新疆、台海以及南海(包括制裁打压华为)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言论和行动,都可视为中关贸易摩擦和抗疫斗争的新问题和新进展,因为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服从服务于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道义价值理念和国家利益需要.现任拜登政府任期内不可能改变中美关系的总体走势和本质.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还是抗疫斗争及其他方面较量,我们都要把它们放到中美关系本质的战略架构下冷静、清醒地看待和有效应对.     

目次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并实施,但双边经贸关系未来走向依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鉴于前期我国战略选择对美国农业形成的一定冲击,以及两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具有较强互补性的事实,中美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共同努力推进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随着协议的顺利实施,我国将大幅增加自美大豆、猪肉、棉花等产品进口,弥补国内供需缺口的同时也会对国内相关产业带来较大竞争压力。放眼未来,中美双方在补贴、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分歧使两国关系难以回到贸易摩擦前的状态,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可能性较小。面对不确定性,我们要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拓展进口渠道,把握采购时点,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农产品供应;同时农业生产要增加科技投入,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提升竞争优势。     

新型大国关系视角下的中美核安全合作

当前,美国国内掀起一场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辩论,质疑者和反对者强调两国之间对抗和竞争的因素,说明中美之间存在普遍的信任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核安全合作却成为中美双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最为成功的合作领域。中美双方在核安全方面开展合作有较坚实的基础,核安全合作可为开展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借鉴。未来深化核安全合作依然大有可为,在特朗普时代,中美两国应将核安全合作从峰会管理转向日常管理,从首脑推动转向制度推动,使合作成为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     

中美贸易摩擦与我国重点农业产业走向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并实施,但双边经贸关系未来走向依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鉴于前期我国战略选择对美国农业形成的一定冲击,以及两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具有较强互补性的事实,中美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共同努力推进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随着协议的顺利实施,我国将大幅增加自美大豆、猪肉、棉花等产品进口,弥补国内供需缺口的同时也会对国内相关产业带来较大竞争压力。放眼未来,中美双方在补贴、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分歧使两国关系难以回到贸易摩擦前的状态,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可能性较小。面对不确定性,我们要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拓展进口渠道,把握采购时点,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农产品供应;同时农业生产要增加科技投入,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提升竞争优势。     

大国科技竞争背景下韩国的政策选择：三边关系下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意图重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以减少产业对华依赖，并限制中国科技的发展。由于韩国是美国同盟中电子信息科技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韩国的政策选择将影响美国全球半导体战略。本文借用“非对称依赖”的概念，提出分析三边关系下国家间非对称依赖程度的框架。在两个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等国家对某一大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取决于另一大国能否提供替代方案。韩国半导体产业在芯片设计软件、知识产权核、制造设备等领域高度依赖于美国，而中国难以在高端设备和技术方面提供替代方案，因此，韩国对美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高。另一方面，韩国半导体产业虽依赖中国市场和原材料，但美国及其盟友一定程度上具备提供替代方案的潜力，韩国对中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有限。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韩国对大国的非对称依赖导致其短期内陷入两难；为了避免长期的战略脆弱性，韩国已有意推动产业渐进式对华脱钩。同时，韩国也期望通过深化与美国的产业合作，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扩大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     

美国为何需要长期的经济战略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是全球竞争战略与国家间和地区间竞争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大公司、非盈利组织和学术界等各方面所公认。在此文中，他为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把脉开方。     

论21世纪的中美战略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础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和一些非军事领域,两国的战略性合作不断扩大和加强,同时,在台湾问题、人权和国家导弹防御等领域的战略性分歧也逐渐凸现出来,不断发生的危机已严重影响到两国总体关系大局。显而易见,中美战略关系需要重新定位。正确理解和判断两国战略关系是必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稳定和扩大中美合作领域,稳定和缩小战略性分歧,建立建设性战略对话机制。从战略高度判断和处理一些个案对于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都具有深远的安全、政治和经济意义。     

基于竞争战略效率的商业银行资源配置优化模型研究

商业银行在竞争战略执行过程中关注的焦点是竞争战略效率。资源要素作为决定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的基础因素,其配置状况直接影响着竞争战略效率的水平。在竞争战略效率的视角下,文章分析了商业银行的资源构成及其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将优化理论引进竞争战略效率研究领域,给出了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优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