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理大学藏三件出土医学文书考证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中,有三件与医学相关的文书残片。其中前两件为陶祖光（北溟）旧藏,一件为牛医方文书,一件为刻本《太平圣惠方》残片。该两件文书与部分西夏文文书装裱于同一册中,可能为西夏文献,但具体出土地不详。第三件为张大千旧藏文书,内容经判定是宋人施发所著《察病指南》的残余,是现存《察病指南》最早的版本,可能出自于敦煌北区洞窟。     

《世说新语》（三）

《世说新语》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唐以前版本今皆不存。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在京都东寺库中发现的唐写本残卷。北宋《世说新语》流传较广,版本众多。其中,经晏殊整理过的晏氏本,被认为是现行三卷通行本的祖本。大约至南宋时,《世说新语》始有刻本,现在所知的南宋刻本为宋绍兴八年的董弅刻本,宋淳熙十五年的陆游刻本,宋淳熙十六年的湘中刻本等三种。逮至明朝,《世说新语》大盛,各种版本繁多混杂。影响最大的有两种,一为王世贞刊印的《世说新语补》系列,一为袁褧刊印的嘉趣堂刻本。清代,《世说新语》所刊本基本上沿袭了前朝,…     

《唐僧弘秀集》版本考

《唐僧弘秀集》除日本江户刻本为3卷外,我国历代著录、版刻皆10卷。南宋书棚本为后世一切版本之祖本。明黄鲁曾刻本与书棚本文字接近。沈春泽在常熟时先据何季穆藏抄本刻成秋雪堂本,后将版片携至白门校改后重印。毛晋刻本底本或为秋雪堂本。毛?在其父毛晋刻本的基础上,参校宋本重刻。四库本即源于毛?刻本。另有香港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藏明刻本,上海图书馆、静嘉堂文库藏抄本,日本国会藏江户刻本传世。     

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以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为中心

现藏日本足利学校的宋明州本五臣-李善注《文选》,是国内不传的南宋早期刻本,也是现知最早的《文选》完帙刻本。《文选》刻本中李善注系统、本善-五臣注系统均有通告本问世,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五臣-李善注版本。此中秀州本已不传,翻刻本以明州本时间最早,明州本又以足利藏本为最早、最善,无一叶补版,1962年被定为"日本国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该本,正补《文选》研究之急需。本文梳理了《文选》版刻、注释与流传中的历史文化变迁,并讨论了足利藏明州本的重要版本价值。     

《绿野仙踪》版本、作者再证

《绿野仙踪》版本分抄本和刻本两个系统,抄本一百回,刻本八十回。刻本晚于抄本。刻本是以现存之两种百回抄本中的俄亥俄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删改而成的。作者李百川敢于在书中讥刺当朝皇帝,具有无畏的勇气和反封建的思想。     

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     

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版本考——兼论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的“书籍之路”

出土刻本主要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集中在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大量出土刻本残页的存在,说明伴随“丝绸之路”的发展,曾产生过一条以传播刻本为主的“书籍之路”。黑水城出土的一组宋刻《初学记》残页便是“书籍之路”上保存下来的具体而微的文化遗存。黑水城出土《初学记》与日藏南宋本《初学记》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版本关系,前者的刊刻地点应为福建建阳,刊刻时间的上下限在南宋绍兴四年至十七年（1134-1147）。宋元时期由江南通往塞外的西北线“书籍之路”的形成过程是中原文明向西域地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籍之路”在西域华化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再论《金瓶梅》付刻问题

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刊本是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刻本,除三十年代初在山西介休县发现的一部外,日本也发现了两部:一是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一是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经初步研究,这三部刻本在版式上虽然基本相同,但却存在着文字和圈点上的一些差异,这说明三部刻本并非是同一版本。《金瓶梅》万历四十五年刻本是否是初     

宋本王维集考述

宋本王维集,主要有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与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两种,前者刻印于北宋中晚期之际,后者则板梓于南宋。建昌本又称麻沙本,其原刻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收藏。建昌本之影抄本《王右丞文集》与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这两种宋本王维集,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从现存最早之宋刊本王维集而言,宋蜀刻本较之建昌本更具有版本学价值。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自从元刊《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以建昌本(1)(系统)为底本并问世后,明清两朝的各种王维集本,亦无不如此,其中,最具有典型性者,即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赵注不仅将只有十卷诗文的王维集随意扩展为二十五卷,而且还因未见到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而使其笺注留下了许多方面的遗憾。所以,以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为底本,对王维集进行一次全现整理,也就势在必然。     

黑水城《南华真经》写本渊源考

俄藏黑水城文献Tk97号《南华真经》为北宋太宗时期刻本,是目前以“南华真经”为题的最早刻本.现存《续古逸丛书》所收《宋刊南华真经》为宋真宗时期刻本,与黑水城本很相似,两者可以互相校订.黑水城本《南华真经》的发现,对于宋代《庄子》版本的研究以及道家文献在西夏的传播均有重要之意义.     

应该为扬雄洗冤

扬雄是西汉末至东汉初学术界的著名领军人物,在文学、哲学、语言学诸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对扬雄的评价在南宋前以褒为主。南宋时,因为理学和当时形势的需要,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否定了扬雄的人品;清初,康熙皇帝为统一中国士大夫的思想,亲自上阵批驳扬雄。这一不客观、不公正的评价,至今还影响着包括《辞海》在内的工具书对扬雄的评介,应该纠正。     

文徵明《跋袁生帖》考论

文徵明于嘉靖十年用小楷题跋《袁生帖》,题跋内容以《三希堂法帖》刻本和《江村销夏录》著录最为可靠.从题跋中所提及的《袁生帖》的钤印、版本等诸多情况来看,现藏日本藤井有邻馆的墨迹《袁生帖》就是文徵明的题跋本,也是乾隆内府藏本.     

《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札记（一）——以敦煌写本为对校本

以敦煌藏经洞出土《大智度论》写本为对校本,以南宋《资福藏》本、元代《普宁藏》本、明代《永乐北藏》本、日本石山寺本和日本正仓院圣语藏本五种为参校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讹误之处,凸显了敦煌写本的校勘学价值。     

《唐彪家塾教学法选注》前言

唐彪《家塾教学法》系《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的合刻本。这个合刻本,最早刊刻于康熙年间。我们发现的版本有两种:一种是只有毛奇龄序的;另一种是有仇兆鳌和毛奇龄两序的。毛序写于康熙38年(1699),仇序较毛序早1年,写于康熙37年(1698),两种版本内容一致,个别条目前后有参差。刻本的扉页,右上首署“毛西河、韩慕庐、仇沧柱三     

“二王”本《杜工部集》版本的流传

本文详细地探讨了王洙、王琪本《杜工部集》行世后其版本的流传情况。该文并通过比较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之配本毛钞部分与文献记载中的王洙原刻本二者在诗歌数量上的不合之处,认为毛氏抄本系据南宋绍兴以后翻刻本影钞,从而对毛自云所据为王洙原刻本提出了质疑。     

《全芳备祖》刻本是元椠

南宋陈咏编的《全芳备祖》,是研究南宋以前我国农史、文学、植物学的一种重要资料。明天启间王象晋据之编成《群芳谱》,三十年代,赵万里先生编《校辑宋金元人词》就用过它。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引《全芳备祖》的,所在多有。这本重要古籍,可惜得很,我国一向没有刻本流传,抄本倒是不少。据笔者所知,国内公私所藏,起码十个以上。一九七九年,日本友人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我国刻本(残本)全部照片送给我国,农业出版社配以华南农学院农史研究室所藏徐氏积学斋抄本过录本为之影印,列为《中国农学珍本丛书》第一种。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结晶,是一桩值得称道的学林佳话。     

《管子》中都四子本与南宋初浙刻本的比较

明弘治七年朱东光刻印的中都四子本《管子》,系据刘绩《管子补注》翻刻。与南宋初绍兴年间刊印的浙江刻本相比较,四子本更注重用字的规范化和正规化;收录二十余条通行本没有的注解,是在原《管子注》的基础上做的修订与提高;用字能订正浙刻本及通行本的讹误;补充浙刻本没有的句子,使《管子》篇章更为完善;《四时》《霸言》《版法》篇章顺序与浙刻本有不同,后两篇以浙刻本顺序为是。四子本脱文、衍文、漏注情况比较严重,注解与浙刻本亦有很大不同。清代学者王念孙、戴望均参考四子本以订正通行本。     

卢肇《文标集》版本源流考论——以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元年新镌本为切入点

今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元年(1796)新镌本为目前所能见到的卢肇《文标集》的最早刻本。文章在梳理历代书目对《文标集》著录情况的基础上,以新镌本为切入点,探讨其与二卷本、精写本之关系,并考察二卷本、袁注本、合刻本之传承,从而厘清《文标集》版本源流。新镌本从刊刻年代,到篇目的辑录数量与文本勘校,最为接近《文标集》原貌,在版本上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价值。     

从宋绍兴本看《唐文粹》的文本系统

南宋绍兴九年临安府刻本《文粹》是现存《唐文粹》的最早刻本。文章从公私书目对此本的著录、书名问题、绍兴本的面貌等几个方面对绍兴本进行了考察 ,并推测了绍兴本与北宋宝元本的关系 ,重点将绍兴本与历代重要版本作了对勘 ,说明从明徐刻本开始 ,已逐渐偏离宋本面貌 ,至清代许增刻本 ,据它书校改的情况更为严重。从而突出绍兴本在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     

《南海寄归内法传》南、北刻本异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南海寄归内法传》是唐代高僧义净西行求法归来后所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义净在世或去世后不久即入藏,其刻本可以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系统。对其南北刻本异文进行研究,可以观察不同地域语言发展的平衡程度,透视不同地域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政治因素对语言影响的差异,鉴别版本的优劣,在汉语史研究及在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政治关系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