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文献《资治通鉴纲目》残页考辨

藏于俄国、编号为TK316,藏于内蒙古、编号为F6:W 36的黑水城汉文刻本残页,均系南宋朱熹所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两件藏品只具纲目,不附后人《发明》、《书法》、《集览》等内容,保存了早期《资治通鉴纲目》的原貌。两件藏品版本特征极为相似,但纸质不同,当属不同版本或者同一版本的不同印刷。根据避讳情况判断,其中TK316应当是南宋刻本。     

南宋中后期“江西诗学”之承变

“江西诗学”在南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中中后期是承变阶段。一群声气相投的“江西后派”成员,诗思和学力上各有偏胜,但都宗承了“江西体”的特质。受“江湖体”与“理学体”之沾溉,“江西后派”的作品具有淡泊舒缓和轻清率直的特点,与此前“江西体”的瘦硬质实明显不同。“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宗承与变异,对诗歌创作活动有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诗坛走向,并为南宋末年“江西诗学”的大总结和文化意义的提升做着铺垫。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     

黑水城《南华真经》写本渊源考

俄藏黑水城文献Tk97号《南华真经》为北宋太宗时期刻本,是目前以“南华真经”为题的最早刻本.现存《续古逸丛书》所收《宋刊南华真经》为宋真宗时期刻本,与黑水城本很相似,两者可以互相校订.黑水城本《南华真经》的发现,对于宋代《庄子》版本的研究以及道家文献在西夏的传播均有重要之意义.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双程流传

“文艺”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汉语到日语再返回汉语的传播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其现代含义在日本确立之后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之后,“艺”的指涉逐步由“技艺”转变为“艺术”,广义“文艺”的含义也相应确立;20世纪初文学批评界对文学艺术属性的提倡催生了狭义上的“文艺”,并且与“文学”重合。在中国,杂志栏目与文艺理论的输入在两个维度上规定了狭义“文艺”的含义,白话文运动对“新文艺”的提倡普及了现代“文艺”的外延,“文艺”和“文学”的重叠也伴随着“文艺思潮”概念同步输入。      

锁喃嚷结的真相——《六研斋笔记》所载“梵僧”行记辨伪

明末李日华所著《六研斋笔记》,详细记载了“梵僧”锁喃嚷结东来大明的缘由与经历,然而其中错乱甚多：关于锁喃嚷结身世的记载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经行路线极度混乱,不合常理;所记沿途风土人情,特别是佛教发展状况不符合史实;许多细节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雷同。由此可以断定：锁喃嚷结的经历大多出于拼凑与杜撰,其动机应当是利用明廷优待番僧的惯例以及明人对于西域状况的陌生,通过编造经历来提高身价,从而获得朝廷优宠。通过对锁喃嚷结行记涉及的西域历史地理及相关内容的考证,可以证明该行记内容的虚假性,并对前人对锁喃嚷结行记无批判的简单利用加以检讨。      

对《老学庵续笔记》真伪的质疑

《老学庵续笔记》未在绍定元年和《老学庵笔记》一起刊刻,《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中也未见著录,很可能是1345年以后由其他人伪托陆游所作。“续笔记”中的4则--“白打”、“退红”、“王元之诗”、“刘太简荐苏洵”都存在明显的错漏。“白打”是蹴鞠游戏中的一种,宋代非常流行,而“续笔记”的作者却不知晓;“退红”是染色的意思,且陆游本人也在诗歌创作中使用过“退红”这个词,而“续笔记”却误解为“粉红色”;“续笔记”作者对王元之诗中“和莺吹折数枝花”一句之理解胶柱鼓瑟且极为浅陋;另外“续笔记”还将“雷太简”误为“刘太简”,并对苏轼父子妄加批评。“续笔记”体现出来的学术水平较低,且与陆游本人的诗作和生平有矛盾之处,当系伪作。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今人点校的《老学庵笔记》一书,未能对“续笔记”的真伪加以甄别,应属失误。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

《文选》分体原既有“移”,亦有“难”,即其所分本为“三十九类”。今存《文选》,无论是李善注与“六臣注”之种种宋刻本无“移”、“难”,还是“五臣注”之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缺“符命”、“史述赞”,均为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从“史”之角度说,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之贡献不应被遗忘,尽管其《九条本文选解说》未提及《文选》的分体如何。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研究《文选》分体,需结合“显内证”与“潜内证”,而后者只有在《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这一前提下才具有必然意义;所依证据,当先“验”其有无问题;不要将两回事当一回事,并需注意从出发处辨“路向”。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清史稿·地理志》辨正二题

由于《清史稿》成书于众人之手,谬误甚多,该书卷六十八之“地理”十五“湖南”部分所记乾州、凤凰、永绥三厅升直隶厅和永绥厅设立之时间都存在谬误之处,本文对其进行了考订和辨正。     

“德”观念的嬗变与春秋时期诫勉诗的演化

春秋时期传世的比较典型的诫勉诗,主要有《诗·邶风·谷风》、《卫风·氓》、《齐风·鸡鸣》、《秦风·终南》、《大雅·抑》及逸诗《暇豫歌》、《祝辞》（二首）。就诫勉对象而言,可分为他诫与自诫两大类;就诫勉内容而言,关注点聚焦在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士等不同社会阶层贵族之“德”上,这是因为是否有“德”,是关系到国家存亡与个人祸福的重要因素。由于自西周初期开始,“德”观念逐步完成了由“天德”向“人德”的转变,“敬德”思想观念相伴而生,成为诫勉诗创作动机生发的思想根基。而作为实现“敬德”基本途径的“诰教”与“慎独”方法,则分别对他诫类诗歌与自诫类诗歌创作动机的生发产生了直接影响。       

“湖湘四记”简论

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唐柳宗元《永州八记》、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及现代沈从文《湘行散记》合称“湖湘四记”。它们植根于湖湘文化,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是体现湖湘文化和中国意境美学的绝胜华章。     

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

《渔父》一调在音乐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中日两国皆见创作,且曲辞齐、杂言体兼备,是研究早期文人齐、杂言辞关系的理想切入点。通检唐五代中日“渔父”系统之歌辞,对其载录调名及体式进行比证,厘清《渔父》一调曲辞的留存情况。在此基础上,考察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可知中、日《渔父》歌辞的写作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前者为“依调填辞”,后者为“依辞写辞”。早期文人曲子辞写作以“歌辞”观念而非文体观念为主导,不存在明确的齐、杂言分体意识。齐、杂言体的自觉分判,产生于“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阶段,而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对齐、杂言体分体意识产生之细节的甄辨,还原了曲子辞在发生期与书面文学诗歌系统间联结、互动、分流的历史。      

齐陶文“陈枳尚”考

将乐稥斋所藏的沂水陶文拓片与天津静海县西钓台遗址出土的陶量上的文字进行对比可知：沂水陶文应释作“陈枳尚”，与静海陶量“陈枳忐”，均读为“陈枝上”；“枝上”，即树枝之上，取高高在上之意；“陈枝上”为立事者的名字。     

《说文解字》“轚”篆考疑

传本《说文解字》包含相当数量的后人增附字。从顾野王《玉篇》与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来看,二氏所见《说文解字》并未收录“轚”篆。而仅见于《毛诗》《周礼》及《谷梁传》三部经典的“轚”字原本皆当作“击（擊）”,传世版本或作“轚”,乃后起换旁字,也表明因训解“六艺群书之诂”而撰作的《说文解字》不收“轚”篆不足为奇。有些学者将“击”视为“轚”之假借字,其实是被传本《说文解字》所误导,不可遵从。     

当代国际法学中的“一般国际法”概念

20世纪的国际法学界在定义“特别国际法”与“一般国际法”的概念时,存在着一种通说,认为条约就是特别国际法,而习惯国际法则是一般国际法。这种认识实际上并不准确,因为一般国际法与习惯国际法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别,不能等同视之。导致这种通说长期流行的原因,除了语词上的混淆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1款存在着理解上的误区。面对新的时代情势,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比传统理论更加明确而合理的方式,作为认定一般国际法的标准,以期更好地回应当代国际社会的现实要求。在此意义上,对“裁判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区分以及对“认识根据”的界定,都有助于厘清当代国际法学中“一般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建构依据。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直接相关。而该经也是一部近数十年来备受国际道教学界关注的经典。论文详细地考察了灵宝“步虚”仪形成的背景及其宗教神学意义,讨论了这部经典的文本结构及其与其他“古灵宝经”的关系。灵宝“步虚”仪的最初形成贯穿了《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并且与“元始旧经”所确立的“灵宝斋法”具有不能分割的关系,该经最尊崇的经典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最尊崇的主神是元始天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作为一部“元始旧经”,其文本结构也不存在后人根据较后出世的“仙公新经”重新续写的可能。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保持的就是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面貌。陆修静对此并未作任何改动。所有“古灵宝经”均为江南“葛氏道派”在不同时期所创作。学术界除了关注古灵宝经之间某些个体差异之外,应该更加重视“古灵宝经”经典系列在根本教义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