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清嘉庆及道光初年青海黄河南岸藏族部落还牧河北述论

清嘉道年间，住居于黄河南岸的藏族各部开始大规模越过黄河返牧原居住地，造成了这一地区的局部动荡。清廷先后派员前去剿抚，未果。在那彦成任陕甘总督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终将过河的藏族各部强行驱回南岸，青海藏族各部第一次大规模还牧河北的迁徙运动结束。     

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

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直隶地方官的态度和决策，成为影响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义和团运动后期，直隶地方官秉承清廷改抚为剿的政策，对义和团进行了镇压。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境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拟对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进行较为系统的勾勒，希望以此促进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各派政治势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各有坚持,也各有妥协与让步,终于使一场以暴力发难开始的大革命以南北和解五族共和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清廷、清政府、孙中山、革命党、立宪党人以及袁世凯和新军将领等,都各有不同作为。文章根据相关史料重新排比新军将领段祺瑞的言论与活动,揭示其在辛亥大牌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绝对称职的操盘手。      

清同治年间新疆借师助剿动议的破产

同治年间新疆变乱 ,当地官员欲借俄兵助剿 ,清廷担心会带来诸多后患 ,同时认为此举并非自强之策 ,加上当时新疆兵力单薄 ,不具备借师助剿所必需的条件 ,因此 ,未敢冒然从事 ,使其动议破产     

神奇的玉壶

袁世凯做皇帝后，心情一直不好。他违背当年宣誓效忠的共和制，成了革命党声讨的对象。反袁势力此起彼伏，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袁世凯整日寝食不安，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御医几番诊治，收效甚微。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抚”政策

清政府对义和团所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待人民起义的政策一样,即以“剿”为主,“剿抚”兼施。但由于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也不能不变得更加阴险、毒辣和狡滑。在表现形式上也就呈现出一定的特点,那就是:“剿”——“抚”——“剿”,而     

心态史视角下的孙宝琦与辛亥山东独立

辛亥革命时期,末任山东巡抚孙宝琦既效忠于清廷,又对革命党人持有恻隐,希望清廷与革命党人实现政治和解。但是,他面对省内的独立呼声和北方清廷的双重压力,无法从容转圜,从而陷入彷徨不定的心态纠结中。孙宝琦先是被迫宣布山东独立,当袁世凯指使第五镇反对独立后,孙宝琦即秉承袁世凯旨意,宣布取消独立。山东独立的波折造成了孙宝琦政治人格的分裂,使其长期受到负面评论,但是客观上却使山东避免了南北冲突的战火,因而应当予以充分理解。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述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已被人们进行过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由于清廷没有满足其条件而不愿出山,有的认为袁世凯一出山就怀有异志,等等。其实,袁世凯自始至终没有拒绝清廷,相反他一开始便作出积极效命的姿态,为此还作了充分的谋划。     

清末庚子事变中各派系忠君与爱国观念解析

清末庚子事变中义和团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逐教民、攻教堂、抗联军;统治阶级内部则分化为两大派系,抚团排外派昧于世界大势,他们"恃人心以立国"貌似冠冕堂皇的主张,多出于守旧心理,更有"大阿哥党"乃为一己之私利,拿国运作赌,爱国理应与他们无涉;剿团和洋派从事理出发,或建议或抗争,甚或还有丢掉性命者,然终不能影响清廷抚团排外的决策,他们有心爱国,无力报国。庚子事变中各派爱国之心意境不同,显然有高下之分。     

由忠君转向共和:辛亥政局中的冯国璋

辛亥革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均有重要影响。在这场政治变革中,北洋军人作为从清末新政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亦新亦旧的力量,由战争走向共和,由维护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转变为民国初年维护袁世凯政权的主要力量,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选择。作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是辛亥革命重要参与者,他的政治态度和军事行动对辛亥政局的演变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根据有关史料重新检视北洋新军将领冯国璋在辛亥政局中思想和行动的变化,揭示其由忠君转向共和的心路历程,认为冯国璋的政治抉择不仅为实现辛亥和局贡献了一份力量,也为其在民国初期发挥更大政治作为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对中国政体态度的转变

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政局一片混乱。清王朝摇摇欲坠,陷入生死存亡之中;袁世凯东山再起,并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革命党成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关于未来中国的政体,拥有最多在华利益的英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其态度经历了从支持君主立宪制到赞同民主共和制的过程。分析当时英国政府对中国未来政体态度转变的原因,探究这一转变对中国尤其是当时中国各政治力量的影响,对揭示英国对华政策的实质,进一步剖析当时的中英关系意义重大。     

袁世凯获选临时大总统历史原因新论

辛亥革命中,在清廷和革命派之间,袁世凯最终成为历史的主宰者。袁氏之所以能够胜出,实力是关键因素。其中,审时度势、处乱不惊是其成功的前提;善于利用各种资源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把握民意、顺从民意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     

中唐乐府讽谕诗之价值评判与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从接受学角度对清人相关论述的一个梳理和检讨

时至清代,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乐府讽谕诗受到重视,获得了持续走高的道德评价,由此反映出清代诗学思想向正统的回归及其现实干预意识的强化。而在对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的品评上,多数评家持白优元劣、张优王劣的意见。相比之下,白优于元,不只是艺术水准上的领先,更在于道德品格上的优胜;王劣于张,固然与其诗不及张诗的深秀古质、清丽深婉、浅隽多趣有关,但也缘于清代评家对所谓浅俗的偏见。此外,对元白诗派之特点尤其是同中之异,清人也有了较前人深入的认知和把握。至于张、王二人在创作中与元白诗风的离合变异,则尚留下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民元前后的南社报人

在中国近代历史和报刊业发展史上,南社成员都曾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于右任、雷铁、汪精卫、柳亚子、邵飘萍等人,先后创办了多份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杂志。他们以媒体为阵地,在国内外掀起了反清、讨袁、揭露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舆论高潮,为革命事业的开展创造了积极条件。南社成员宣扬革命,文人集团利用文字为武器,展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中国在野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取向。     

水到渠成:略论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建立

由于19～20世纪之交清政府统治的日渐腐朽和民心的日渐丧失,迫使一部分人士起来大声疾呼推翻无可救药的清政府统治,并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与此同时,革命派分子要求革命势力走向统一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当清政府赖以自救的新政政策和对国内革命派人士的高压政策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革命势力在日本东京的大量聚集时,孙中山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其他革命派骨干促成了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的成立。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的师范教育思想及实践评述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行使直隶总督之权责,大力执行各项新政。为兴办新式学堂提供师资队伍,袁世凯大力倡办师范教育,自此,清末直隶师范教育取得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且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初步踏上了教育近代化的轨道。本文主要探讨了袁世凯兴办近代师范教育的原因,采取的措施和意义。      

制衡中的冲突——“府院之争”中的国会运作

虽然以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冲突为代表的府院之争是袁世凯故亡后北京政治的典型特征,但是在承认既有权势的基础上,并不妨碍对影响政治发展的其他因素的考察。通过对府院之争中的国会(侧重在野势力)运作及其角色的初步考察,增进对这一时期政治变化的认知。     

蒙元与满清政权汉化状况之比较

汉化是我国历史上每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蒙元和满清政权在兴起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沿用中原政治文明成果,重用汉族儒生,学习汉族的文化经典。尽管汉化并不是决定蒙元与满清政权兴衰的唯一因素,但是汉化对于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是巨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中原统治是否长久。蒙元入主中原后无意于系统深入地推进政权的汉化,政权汉化水平较低,在中原立国不到百年之际便匆匆退回草原故地。对比之下,满清政权的汉化水平较高,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两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