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明士人接受韩文的时代特色及其文化动因

本文揭示了根植于宋元明各时代学术文化土壤中的韩文接受的时代特色,同时也阐释了深藏于韩文接受时代特色背后的独特学术文化动因.     

明代韩愈古文选本概述

韩愈古文文起八代之衰,从而成为后世文人为文取法的首选对象.明代八股文繁盛,在诸多为科考服务的古文选本中,韩文由于切合初学八股的需要,亦成为众选本青睐的对象.文章试图蒐罗明代选韩文的古文选本,从中亦可窥见明人接受韩文之一角.     

葛洪的文学接受理论试探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魏晋的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在我看来,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既包括文学创作的自觉,也包括文学接受的自觉。在魏晋文学接受自觉的历史潮流中,葛洪的文学接受理论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本文主要依据葛洪所著《抱朴子》一书,对葛洪的文学接受思想作一初步的梳理和总结,并揭橥葛洪的文学接受理论在魏晋之际的文学接受理论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特殊的位置。 一、“华章藻蔚,非瞍所玩”──关于文学接受的能力 在魏晋文学理论批评家中,较早对读者的文学接受能力提出比较系统的要求的当数葛洪： 华章藻…     

王船山评韩愈的文学

<正> 韩愈是中唐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尤为卓著。韩文被后世奉为“古文之主”,文章家莫不规模步趋之。韩诗以其不羁的才气和奇崛的风格,在中国诗史上独树一帜,它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但是,王船山对韩愈的文学,却评价不高,甚至加以贬抑。共所以如此,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拟就此作一些探索。     

魏晋南北朝文学接受的三大类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接受类型有三种：娱乐式、赏评式和文学教育式。娱情悦性式的文学接受反映了这一时期重娱乐、重性倩的文学思潮,它由建安时期的崇尚自我表现发展为南朝时期的追求感官刺激;清赏品评式的文学接受由品鉴人物和山水的风气发展而来,它注重揭示作品的审美特征,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文学教育式的文学接受是当时重文风气的产物,它注重培养文学修养、指导创作,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创作风气。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研究的多维视角--评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

和文学研究、艺术研究相比较,以考证为基础的文献研究是一门相对说来较为枯燥的学问。不过,文献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深沉细密的史料稽考与透辟犀利的宏观思辨,同样能给人以思想的震撼与审美的愉悦。而要达到这一境界的关键,是学术向度的把握。《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为一部文献研究的专著,明确宣示自己的研究目的:“通过对韩文流传的考察,揭示韩学在宋代传播与接受的状况,进而展现宋代韩学乃至宋学本身兴起、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进程。”(卷首《内容提要》)全书除了把握目录、版本、校勘等文…     

关于李梦阳的生卒年代

李梦阳,字献吉,又字天赐,号空同子,甘肃庆阳人,曾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他是明代著名的古文学家,前七君子的首领,著有《空同集》。政治上,他敢于和贵戚、宦竖作斗争,曾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外戚张鹤龄,与户部尚书韩文等一起定谋除去刘瑾等八虎,并代韩文起草奏疏而两次入狱。无论在政治上文学上他都有重要的地位,在甘肃古代历史人物中是个佼佼者。     

金圣叹的文学接受理论初探--以其戏曲小说评点为例

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金圣叹在其以评《西厢记》、《水浒传》为代表的戏曲小说评点中阐发了许多重要的文学接受理论。首先,金圣叹对文学接受活动中接受者的接受主体地位、接受能力和接受条件相当重视。其次,金圣叹对文学接受的导向性特征有自觉追求,对文学接受在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性有深入阐发。第三,金圣叹的戏曲小说评点将批评和鉴赏结合在一起,是一种独特的批评形式和鉴赏形式,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接受理论形式。     

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反思

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是从文学转型、现代民族文学建构的现实问题出发看取日本文学的,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接受者反传统的立场,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使对日本文学的接受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民族文学根基;社会革命化的接受视角,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接受中自我意识不足,最终使中国近现代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重复了日本文学的某些错误。     

试论文学接受的审美与非审美过程

“文学接受”一词是随着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接受美学（Rezeption sasthetik）的兴起而广泛流传的。接受美学的创立者是德国学者尧斯和伊塞尔。接受美学给传统的文艺理论带来了新的生机,主张从读者的视野来研究文学,使文学研究的注意力从文本一极向读者一极转移与倾斜,文学接受活动变得与文学创造活动一样甚至还要重要。而要研究与正确地理解文学接受活动,就必然离不开对文学接受的具体过程的研究,因为文学接受活动的形成与终结,必然要通过文学接受的具体过程来实现。由此可见,对文学接受的具体过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此作一些初探。     

东汉时期湖南人口增长原因论略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在东汉总人口数比西汉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湖南四郡的人口却出现了快速增长,总户数由西汉时占全国总户数的1%上升到了6.7%;总人口由西汉时占全国总人口的1.2%上升到了5.7%.其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的大量迁入;湖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北方而言未受到大的自然灾害的破坏:以及由赋税的相对优惠到"可比汉人,增其租赋"政策.等等.     

实证研究中的白璧微瑕——冯天瑜著《新语探源》举误

冯天瑜先生的新著<新语探源>,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切入语言领域,着重探究了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互动间的语汇变迁,极具学术价值.然该书在具体细节上却失之检核,诸如日期、人名、书(报、篇)名之误以及著录不规范等所在多有,实属白圭之玷.本文以例举方式对上述疏误予以订正.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论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探析西汉至晚清历代学人校勘《楚辞》的起始与发展轨迹 ,比较楚辞学史与中国图书史可知 ,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应分为 :两汉初兴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发展期、宋元明兴盛期、清代大盛期这四个历史阶段。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沙陀汉化之过程

沙陀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源自新疆、融于汉族,并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后裔。沙陀的汉化经历了内迁前与汉文化的初步接触,内迁初期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及建立政权后全盘汉化三个过程。沙陀的汉化为华夏民族增添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中华民族性格更加多元。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汉代祠太一的方位与“东皇太一”名称的来源

屈原<九歌>所祀之"太一"称谓前应无"东皇";西汉武帝之后太一之祠的方位在不断变化.从武帝时开始的东南方,然后到西北方;成帝时或在长安南方,或在西北方,其自始至终都坚持着在"阳位"祭祀,祭祀太一都与"阳"有关;"东皇"也是在阳位享祠;"东皇太一"名称当是汉代人据汉祠太一的方位所加,始作俑者当是刘向.     

近年来《孝经》研究综述

自21世纪以来,对《孝经》的研究涉及到成书、版本、历代《孝经》之学、《孝经》思想等方面。希望以后的《孝经》研究不要过于局限于对其“孝道”思想的阐释和翻译上。只有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学术背景,才能对《孝经》思想以及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