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安宁权及其保护探析

实践中,关于生活安宁利益被侵害的案件逐渐增多。生活安宁权是维持个人生活安宁的持续状态的权利,而且其与相关权利有较大不同,在人格权制度中具有独立的保护价值。然而,在保护个人生活安宁利益时,难以在现行法中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因此,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建议将生活安宁权从隐私权中独立出来,规定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并有必要明确侵害生活安宁权的具体行为,以便于司法裁判和保护权利。     

无证搜查:立法与实践的背离及其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11条第二款规定,在执行逮捕拘留时,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这可以看作为无证搜查的法定条件.然而,由于立法本身的缺陷,法定的无证搜查条件在侦查实践中难以对应产生,诉讼法意义的无证搜查,即附随刑事拘留、逮捕执行而进行的搜查在实际侦查中基本没有适用的空间.相反,侦查实践中却存在大量的缺乏制度规范的"无证搜查"现象,在无证搜查问题上,现行法规范与制度运行之间出现了根本的背离.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为解决二者的冲突找到出路.我们认为,完善无证搜查的立法,对实践中无证搜查的情形进行规制,可以提高侦查的法治水平,在满足打击犯罪的需要的同时,更好地保障人权.     

刑事搜查研究

搜查是一种获取证据的常规手段,也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它在实现获取证据的同时,使用不当就会侵犯人权。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的规定相当粗疏,所以,有必要借鉴国外一些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完善我国的搜查制度。     

刑事搜查制度问题研究

刑事搜查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诉讼行为 ,刑事搜查权是警察执法权的重要内容 ,极容易被滥用 ,其后果是造成搜查的“双重目的”落空。我国搜查制度规定过于粗疏 ,可操作性不强。为此必须解决搜查的基本原理、分类、搜查权的批准和发动权限分配、搜查的理由、非法搜查与证据禁用的关系、搜查的程序等六大基本理论问题 ,在理论上重建搜查制度的法理基础、制度基础和程序基础势所必然。     

网络时代数据隐私的搜查干预——从滴滴顺风车司机抢劫、强奸、杀人案切入

网络时代倒逼"隐私—搜查"相关法制的变革。首先,网络时代数据隐私的兴现增扩了隐私体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应继续甚至强化传统的隐私保护。法律在强调隐私保护的同时,也要注重保护限度,警惕保护过度膨胀,应以风险视角的隐私观取代传统的保护视角的隐私观,情境式地规范判断保护的必要性与强度。其次,由于隐私权的宪法地位,隐私干预只能交由《刑事诉讼法》的搜查法制。在网络时代,搜查对象由有体物向系属无体物且可远程调取的隐私数据延扩,搜查构成应由财产基准向隐私基准转变。最后,由于网络时代现行犯的紧急情况可能表现为物理空间距离间隔的非当面性,更应实质解释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紧急搜查条款,以扩大其适用范围。     

试探刑事诉讼搜查制度中的相关问题

搜查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7种侦查手段之一,是国家机关代表公权力收集犯罪分子罪证、查获犯罪嫌疑人、揭露证实犯罪事实、有力打击犯罪行为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刑事侦查作为一种高度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是对公民某种受宪法保护空间的一种侵入,其实质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一种对碰,完善的形事搜查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平衡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所以,很多国家都从宪法的高度上严格的控制搜查制度,以求在最大范围内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搜查制度完善研究

司法实践中,搜查作为一项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以及财产权利造成侵害的侦查措施,无论在搜查证的申请与批准,还是在搜查的执行等方面均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当下我国正在推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搜查制度也提出了要求.文章认为我国搜查制度应当从明确搜查证的申请程序、增加搜查证的例外情形、对搜查的执行予以规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公开搜查活动的法治化改造

中国法治的进步，需要用全新的视角审视原有的自己，许多旧有制度的天然正确性应当受到现代文明的审查，固有的搜查模式在改造进程中问题重重，夜间搜查的禁止、无证搜查的规范正是中国现代法治对其的合理期待。     

德国搜查扣押制度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今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趋势必将是日益关注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德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特点是:建立在搜查扣押制度基础上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以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依据,以"证据禁止"理论为基础,在施行过程中以"法治国原则"和"比例原则"为判断之标准,并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但德国的司法设计和证据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效果。     

我国无证搜查的程序控制

克服无证搜查给公民权利造成不法侵害的有效途径是从程序上对其予以控制：如确立侦查人员进行无证搜查时负有理由告知及表明自己身份的义务;明确无证搜查笔录的必要记载事项;建立无证搜查后应及时将搜查有关情况自动提交司法审查的监督机制;对无证搜查设置非法证据排除及诉讼行为无效制度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当事人对无证搜查不服,赋予其有向作出搜查决定的机关申请复议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救济权利。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与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关系到追究犯罪和保障人权,作用重大。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较为粗陋,存在不少缺陷。针对立法规定之不足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立法成果,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     

卫星定位技术的应用与隐私权的保护

卫星定位技术具有众多优势,但也有部分人士认为它对隐私权构成了侵害。目前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尤其是含有卫星定位功能的手机,可以用于跟踪他人,并获取他人的生活行动信息,而这类信息通常属于隐私的范畴。未经他人许可,利用这一技术跟踪他人,侵害了被跟踪者的私生活秘密权、空间隐私权和私生活安宁权。我国现行法律对此存在明显的空白之处：立法中缺乏关于隐私权的具体规定;对电信企业开展相关服务缺乏强有力的监管。这种局面亟待改进。     

辩护律师参与侦查程序的立法修改与意义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获得充分且有效的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以及辩护权行使方面限制较多,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难的问题较为突出.2007年修改的《律师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但实践中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参与侦查程序的辩护人身份,拓展了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完善了辩护律师的职责及权利义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搜查措施之理论反思

我国有证搜查还处于内部控制、自我约束和事后监督的阶段。被搜查者的合法权利不得不严重依赖于侦查人员搜查的文明程度。而无证搜查立法的拘谨与侦查实践的现实需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我国搜查措施所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搜查措施对侦查机关的规范和约束力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对被搜查者权利的保障仍有所不足。我国不仅需要完善有证搜查制度,而且更需要建立和规范以同意搜查为核心的无证搜查制度,以追随刑事诉讼现代化之步伐,实现法治中国之梦想。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视野下的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为视角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现行《刑事诉讼法》及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平衡方面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程序设计上权力运行的失衡;错误拘留国家赔偿制度的掣肘;部分特殊立法缺失;立案、拘留、逮捕、讯问、搜查和扣押措施执行不规范。其主要原因是：立法层面——立法理念有失偏颇;体制层面——侦查权力配置上的错位;机制方面——警力配置及警察权利保护不足。应从修改完善《刑事诉讼法》、增加特别立法以及制定完善公安机关部门规章、规定三个方面入手。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的排除问题

目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适用于私人违法取证尚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无法可依。通过结合域外的经验以及我国司法实践中辩方在取证举证上仍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状况,对于私人以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以不排除为原则可能更为合理。在这一原则下应兼顾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这样的做法不但可以与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协调一致,还顾及了我国目前私人取证的极大需求和弱势地位,同时也不致一味采纳所有违法取得的证据而造成更大的侵权。此外,一些相关的制度措施也必须完善,以期在明确易行地解决私人违法取证问题的同时,也能够预防未来的私人违法取证现象。     

论中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完善——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相关制度为视角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专家辅助人，作为诉讼角色能够帮助法庭就鉴定意见进行有效质证，在保证庭审实质性的同时促进“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在司法实践中，专家辅助人制度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具体运行规则的缺失是导致这一情况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关于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和专家意见的证据属性等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俄罗斯、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专家辅助人相关制度已经有效运行了几十年。在中国未来的司法改革中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相关规定——确定专家辅助人的辩护人诉讼地位，明确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例如鉴定情况通知权、鉴定内容建议权和阅卷权等，这样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更加有效运行。     

困境与完善:论我国无证搜查制度——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我国搜查扣押制度面临适用边缘化的困境,实践中突破立法的现象大量存在。主要原因是在规范层面上,无证搜查制度不完善,且刑事搜查行为与行政检查措施界限不明但效果相近,导致侦查机关"不能"、"不愿"或"不需"依法搜查。应当以实现程序法治为方向,以操作层面上的变通处理方式为过渡,完善我国无证搜查制度,规范证据扣押制度,并逐步区分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的启动条件和实施手段,从规范层面上确保搜查扣押措施有效、依法实施。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规定很简略,理论上也少有针对性的探究,司法实践中标准不明,随意性大。文章根据我国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结合外国立法和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探讨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问题,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人身安全检查的法律定位质疑

人身安全检查与检查、安全检查在适用主体、适用对象、检查范围、检查目的以及功能上,没有大的区别,是行政执法权,但人身安全检查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前初查阶段的适用,方法和功能却几乎等同于刑事诉讼中的人身搜查。在《刑事诉讼法》设置过高的立案门槛的同时,人身安全检查替代人身搜查成为最普遍适用、几乎没有实质性限制的违法犯罪调查以及人身危险防控措施,成为了实质上的无证搜查。所以,重新定位、整合人身安全检查行为,使之既能避免与人身搜查的重叠混乱,也使警察权中的该项行政执法权更加符合行政权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