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思考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也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建设节约型社会,不但是继承光荣传统的需要、修身的需要、治国的需要、更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建设节约型社会,不但要通过教育,形成与节约型社会相适应的意识观念,更要靠制度、靠科技。     

基于GCPA模型的节约型社会建设评价研究

构建一套科学系统的节约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是客观评价和反映节约型社会建设程度的重要依据。根据节约型社会的内涵,遵循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从节能、节水、节地和资源综合利用等四个层面构建节约型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这些基础上,应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区域节约型社会的建设现状进行评价与监测,以期为促进我国节约型社会建设水平提升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对建设节约型政府的思考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建设节约型政府是建设节约社会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建设节约型政府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关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我们要按照这个要求,从战略高度建设节约型政府。     

建设节约型城市的模式研究

节约型城市是节约型社会的最重要主体，节约型城市建设的成功与否，是我国节约型社会能否建成的关键。文章通过对国内外节约型城市建设经验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以支撑体系、保障体系和评价体系三位一体为核心的节约型城市建设基本模式。     

构建面向节约型社会的消费观

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消费模式直接相关。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我国当前的紧要任务之一。从消费角度看,建设节约型社会必须大力倡导节约型消费方式,但并不否定人们一定物质消费的合理性,还必须改变消费主义的消费观。在建设节约型社会过程中,为了规范和引导正确的消费行为,我们要构建面向节约型社会的消费观：倡导适度消费,反对过度消费;倡导科学消费,反对奢侈消费;倡导绿色消费,反对危害生态环境的消费。     

建设节约型政府的思考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组织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因此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政府应该发挥其主导作用。本文主要从建设节约型政府视角入手,在分析节约型政府内涵的基础上,着重阐述节约型政府建设的必然性,强调其在节约型社会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并进一步提出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对策。     

对构建节约型社会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资源约束矛盾日益凸显,所以构建节约型社会势在必行。构建节约型社会,要依靠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构建节约型社会,不仅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节约型高校模式建设探讨

节约型社会呼唤节约型学校,节约型学校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根基。高等学校是学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节约型高校,不仅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校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我国高校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浪费现象依然严重,突显三个问题:节约意识问题、资源管理问题和人才培养问题。在新的节约观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社会背景下,高校在改革发展中必须走节约之路。建设节约型高校由此应运而生。     

构建节约型社会的法制思考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在新形势下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构建节约型社会的过程中,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尚存在一定的滞后和不足。为此,应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与节约型社会相适应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同时强化对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执法监督。     

我国节约型农业发展模式及内涵框架

节约型农业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地、节水、节肥、节农药、节种籽、节能和农业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为重点的农业生产方式。发展节约型农业要在总结既有实践模式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节约型农业的内涵关系。本文构建了既符合节约型农业科学内涵、又适宜我国农业发展具体实践的节约型农业框架体系,并探讨了促进节约型农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     

管理伦理中的道德主体建构

管理伦理的逻辑中心在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建构。道德主体是道德内化与外化在管理活动中的枢纽，是“善”的本质的体现。管理伦理中道德主体的建构路径有三：道德认知形成，即对道德内涵和规则的学习、体认和理解，对道德善、恶的一种自我知觉和体认，对道德目标、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运用；道德情感建构，即主体对管理情境的情感直觉与体验，以及对管理角色的情感想象与理解；道德目标实现，即管理目标实现。其意义在于：重构管理者的道德精神本源，增强对管理道德情境的适应功能，实现管理过程中的道德作用。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学术与风俗习惯的汉化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在学术方面的汉化主要包括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律学、兵法、武术、科学技术等;在风俗习惯方面主要包括婚礼、丧礼、姓氏、语言、一般礼俗、服饰等.由于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到十六国末期,中原少数民族基本上完成了汉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为北魏孝文改制奠定了基础.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与孝文改制是前后相继、紧密相连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其影响极为深远,最终导致北朝末年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实现和南北大统一的完成.     

《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评介

俄罗斯科学院信息科学问题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际信息科学学会(ISIS)主席,康斯坦丁.科林(КонстантинКолин先生的著作《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对信息科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对信息科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范围、学科地位、体系结构、领域和方法,信息科学教育,信息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信息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信息科学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这本著作中,科林先生不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科学观和哲学观,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观和教育观。科林先生所代表的俄罗斯学者的相应研究和工作,一定会给我们诸多启发,值得我们借鉴。     

从题写到编集: 论唐诗题注的形成与特征

题注是唐诗书写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诗流传的漫长过程中,题注的本来面貌早已不为世人所知。作为唐诗自注的一个重要类型,题注的性质和形成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典籍注释,甚至不同于唐诗自注的另外一种重要类型诗中注。唐诗题注或注创作体式,或注作者官职,或注创作时间,或注创作地点,或注创作缘起,或注创作背景。这些题注在最初创作之时并非是注释,而是诗人创作时书写的署名、题记、诗记等内容在别集编辑时被以注释形式改写于诗题之下形成的。揭示唐诗题注的特征和形成过程,是今天重新认识和研究唐诗自注的起点和基础,同时也为探索唐诗别集的编辑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重建人学与人格自我论研究

人学和人的个体研究要走出新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资源、在思考的出发点上拓展视野。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如笛卡尔、洛克、休谟、黑格尔等分别从人格、自我、个体性、或“此在论”等各个角度来研究人的个体存在,我们必须把这些理论资源整合起来。另外,传统哲学对人的个体研究主要是人格或自我的同一性,也就是本质问题,现代哲学则把价值问题推向前台,而马克思主义推动人学和人格自我的研究向实践论的形态转变。我们必须把本质论、价值论与实践论的研究统一起来。再者,我们的研究必须能够回应这个时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所提出的问题和挑战。我们还要对社会现实生活中一些突出而敏感的人格论问题,对人格文明建设问题等开展批判性的研究。     

风险社会生成中的异化问题

工业社会中的所有异化都始于工作与生活的分离，工作与生活的分离导致了领域分化，进而带来了人的碎片化。社会治理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构成了专门的领域，其对社会所实施的是无所不在的控制。这种控制进一步加速了人的异化和整个社会的异化。异化在形式上有诸多表现，异化的具体原因也是多样的。其中，社会的形式化、结构化，技术的广泛介入以及人的行动的模式化，既是异化的表现也是异化的原因。在风险社会生成的过程中，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异化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不过，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领域融合的迹象，而且首先表现为工作与生活的融合。于此之中，可以看到人的完整性的回归。这对于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而言，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本质直观视域中的感性与存在--胡塞尔的"直观"理论初论

“直观”概念在胡塞尔思想以及整个现象学运动中都居于中心地位。胡塞尔的直观是本质性的,不仅是朝向本质,而且其本身就是本质性的。所谓从感性直观向范畴直观的扩展只是胡塞尔的叙事逻辑,实际上,起奠基作用的是本质性的直观而不是感觉,而范畴正是自身被给予的。在被胡塞尔称为认识的“启蒙”的此种扩展中,含义的充实、表述和直观的关系以及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三个关键环节。重要的是,正是直观打开了胡塞尔后继者存在论的理论地平。     

灵缇：丝绸之路上的猎犬及其文化交流意义

猎犬是古代狩猎活动中的重要工具，在人类狩猎史尤其是文化交流史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汉文、希腊文、波斯文、察合台文、阿拉伯文传世文献以及相关的考古出土资料中曾出现过不同品种的猎犬。其中，灵缇作为丝绸之路上各地皇室贵族最喜爱的猎犬之一，从埃及到中国、从非洲到亚洲的东传过程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地之间的交流状况，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其次，目前所发现的画像石、壁画、金银器、绘画等资料展示了灵缇在中国古代皇室贵族狩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以灵缇为代表的猎犬入贡中原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的强盛与繁荣，也揭示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内容的丰富性与广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