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历史任务从“全面小康”转换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成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最艰巨且最易突破的地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的丰富经验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要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路径等模式转换。     

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福利权的法治化路径

从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贫困群体福利权保障是现实和制度对法治提出的要求.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社会财富收入不均、福利资源获取能力有限和经济、技术带来进步的"风险社会"等问题,使得在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隐性化的特征.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出发,构建收入-财产-支出-文化程度-学习能力的二元五维贫困主体识别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贫困群体,明确福利权的适格主体.中国社会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变,决定了贫困群体福利权由救济型转向了普惠型,个人尊严的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资源获得机会平等和能力补足成为现下福利权的新样态.宪法、行政法、社会法等构筑的法治路径为福利权的实现提供了坚实保障.     

流动人口与城市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后,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目前的一些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来源,有关流动人口与城市贫困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绝对贫困的视角。成都应答推动抽样所获取的流动人口的数据表明,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在收入、资产、住房与社会保障方面有较大差距,这是一种相对的贫困。     

浅谈中国贫困问题研究视角的几个转化

在中国 ,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解决 ,贫困问题也将由以绝对贫困为主过渡到以相对贫困为主。与此相适应 ,对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应相应转化 ,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 ,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 ;改变政策取向 ,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 ;拓宽研究范围 ,从研究物质贫困向研究人文贫困转化 ;转变研究方法 ,从一般经济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

由于贫困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性的概念,如何度量贫困成为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和扶贫领域中的难题之一。基于"生计维持"和"基本需要"的概念,"绝对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贫困度量的概念基础,其度量程序首先是衡量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最低水平,然后测定维持这一水平的生活所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然而,贫困具有相对性,即贫困者在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相对贫困的度量大多采用平均收入比例法,即当地民众平均收入之下的一个比例。无论是基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线都相对偏低。     

我国城市贫困线与政策目标定位的思考

目前世界各国的贫困线有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两种.发达国家大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即要让贫困者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发展中国家大都采用绝对贫困标准,我国的低保线也属于绝对贫困标准,低保金主要考虑的是家庭食品开支.基于相对贫困标准和绝对贫困标准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当前城镇社会必然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相对贫困线,即相对贫困人口.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贫困的显著特征是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而相对贫困人口则不断扩大.由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两极化特征非常明显,因此相对贫困人口的规模要远远超过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居民的社会政策受益和财富拥有状况比绝对贫困线下的居民要复杂得多.因此,一旦采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那么政策目标群体定位(资产调查)方法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应顺应贫困研究的国际趋势及其中国贫困走向的调整 ,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 ;改变政策取向 ,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 ;拓宽研究范围 ,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 ;转变研究方法 ,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对策设计上 ,应从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实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关注人文贫困等方面加以考虑。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辨析

贫困问题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非经济的因素,而后者往往被忽视.对于贫困问题,应该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多方面来予以综合性的考察.     

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转型后的治理困境分析

长期以来,低保制度在城市反贫困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治理过程中将会遭遇各种困境,包括低保标准与贫困线的衔接、低保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的吻合、救助的外部性和治理的内部性的一致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治理理念偏差、群体变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缺位所致。面对贫困问题的转型,低保制度应该从突出政策导向、构建多元化标准和完善制度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多元灵活与长效稳健: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双重维度

脱贫攻坚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我国也即将进入后扶贫时代.面对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局面,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应沿着多元灵活与长效稳健这两重雏度进行,这是由相对贫困两大相互关联的属性决定的.在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过程中,在分析两重维度分别具体如何建设之后,可以看到这两重维度之间也存在着张力与矛盾、联系与相互影响,可以得出应以正确的审视视角展开对这两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对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整体构建的初步结论.沿着有机统一的双重维度展开建设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将依靠多元且专业化的扶贫责任机构、长效且权威的扶贫法律法规、专业性与党性并存的建设主体、深入且效果持久的精神扶贫举措等,应对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的、复杂变动的相对贫困状况.     

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缓解相对贫困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在绝对贫困已经消除和农村人口流动仍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面板Logit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流动显著降低了农村老龄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外出子女数量越多、越年轻减贫效果越明显;与市内流动相比,省内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更有助于降低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风险;与2014年相比,2018年子女流动对农村老人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社会资本视角下缓解城市相对贫困的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可以为个人带来经济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是相对贫困治理中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相对贫困者在社会网络等级结构中的较低位置、自我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强关系性质突出、网络中关系的位置强度不足,其社会资本呈现出范围狭窄、类型单一以及纵向上升空间有限的特点。在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背景下,促进相对贫困者社会资本的积累应该三管齐下：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对象性与阶段性公平,以缓解相对贫困者的结构劣势;开展社区共同体建设,将关系理性渗透到社交网络之中;增加相对贫困者扩展社会资本的能动性,并培养富裕群体的亲社会理念与行为,拉近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距离。     

相对贫困治理下我国社会救助的制度困境和发展路径

为进一步促进社会救助这一兜底性民生保障制度的完善,更好地适应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要求,文章概述了我国迈向相对贫困治理的过程,阐述了在快速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以及非常态形势下社会救助面临的挑战,分析了社会救助存在的覆盖对象局限、救助项目叠加、制度面向不统一以及救助项目单一等制度性缺陷,并探讨了相应的治理对策,主要是树立积极取向的救助理念、推进城乡统筹、采取统一的个体面向、打造综合救助格局和扩大服务救助.     

共同富裕目标下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是国家的重要政策议题,共同富裕目标下加大对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有助于减少老年贫困,促进社会和谐。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贫困依存的维度。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状况凸显,相对贫困老年人占民族地区被调查老年人的比例达到37.4%,在所有调查样本分组中比例最高;民族地区六省区,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以云南、宁夏、贵州三省区最为严重。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生计资本、综合生存能力等是民族地区老年人贫困依存的主要维度,其中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生计资本维度在5%水平显著,综合生存能力在10%水平显著。据此提出,应大力提升民族地区老年人大病医疗保障水平、促进民族地区老年人终身学习、提升民族地区老年人社会支持、提高民族地区老年人获取生计资本能力、充分发挥民族地区老年人的技艺和特长,以及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多渠道促进老年人增收。     

论我国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行动框架的构建——以儿童和青年为重点

在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重大任务之后,我国未来的反贫困行动将以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为目标,并面临更加复杂的任务。当下,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构建以儿童和青年前期为重点的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行动框架。这套行动框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制度和文化两大宏观路径;机会提供、能力建设和动机激励三条微观路径;早期营养、儿童健康、教育质量和社会服务四大行动领域;建立和完善家庭、政府和社会三位一体的主体责任制度。     

互联网嵌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迫切需要加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治理。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嵌入深刻影响农户收入获取,成为治理农户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有助于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继续发挥政府在“互联网+共同富裕”中的掌舵作用,同时积极探索“互联网+共同富裕”的多元实现模式,包括农业生产维度的“互联网+特色产销”模式,就业创业维度的“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培训”“互联网+就业创业”“互联网+金融”等模式,社会服务维度的“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模式。     

关于香港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论述香港贫困问题中关于贫困标准、贫困状况与贫困原因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如下观点：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导致香港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     

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如何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我国在扶贫开发事业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是扶贫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政府主导,开展大规模专项扶贫行动是扶贫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路径;坚持与时俱进,注重扶贫方式方法创新是扶贫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保障。2020年,我国将历史性地全面解决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终结,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淡出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不同于绝对贫困的全面解决,缓解相对贫困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分阶段逐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动态识别机制、代际阻断机制、就业提升机制、收入分配机制、兜底保障机制、联动协作机制在内的六大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