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为区域入境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战略机遇。Moran’s I指数显示各省区入境旅游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文章构建空间Durbin模型以探讨入境旅游经济增长机制。结果显示,对外贸易规模、经济活跃程度、交通通达性与旅游设施本地正向效应明显;重大突发事件本地负向效应明显;对外贸易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经济活跃程度、旅游设施、重大突发事件负向溢出效应明显。借此,利用我国向西开发开放的战略机遇,重点打造"人文丝路"与"绿色丝路",助力入境旅游经济带发展。     

西部大开发二十年基础设施建设效果评估

文章首先从能源动力设施、道路交通设施、邮电通讯设施、水资源设施、生态环境设施和文化医疗基础设施六个角度构建了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评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成效,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基础设施建设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样本期间内增长了2.57倍;同时,西部各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距随时间逐渐增大。(2)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显著提高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其他邻近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却对本地的经济增长有负溢出效应。(3)西部大开发战略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且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空间正溢出效应。     

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旅游产业集聚是旅游经济向高质量转型的必经阶段,为研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熵值法、ESDA方法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类型以H-H和L-L集聚为主,二者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演变趋势在整体上均表现为以原有集聚区为中心向邻近地区扩散的特征;旅游产业集聚不仅能显著带动当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且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交通改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均能不同程度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旅游碳排放强度则显著抑制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和旅游碳排放强度具有较强的正溢出效应,交通改善呈现出显著的负溢出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     

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人口迁移能够影响区域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探究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有助于促进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进程。本文基于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指数正在逐年上升,但地区发展存在异质性和不均衡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发展较慢的格局;(2)人口迁移存在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呈现中部、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趋势;(3)人口迁移不仅能够驱动本地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还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应重视人口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口迁移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     

年龄结构、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我国省级层面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不尽合理,这将影响高质量发展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从机理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年龄结构、教育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未考虑空间溢出因子时,劳动力比重提高有利于降低结构偏离度,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老龄人口比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性;高等教育比重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影响为负,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正;中等教育比重对产业结构偏离度和高级化的影响均表现出区域差异性。考虑空间溢出因子时,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表明邻近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会带动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偏离度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则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表明邻近省份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促进本地产业结构优化。     

高等教育规模、劳动力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劳动力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质量能够强化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第二,高等教育规模会抑制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质量能够强化高等教育规模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第四,不同地区劳动力质量的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从教育角度要稳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与提升教育质量并行;从地区发展角度中西部地区要增强就学地粘滞作用,提高就业吸引力;从国家政策角度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强化政策引领作用。     

农村人力资本是否促进了乡村振兴？——基于双重异质性视角

本文运用SDM模型及熵值法等方法,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双重视角下,探究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从人力资本异质性来看,中、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促进我国的乡村振兴,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从本地扩散到邻近地区,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率更高,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则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乡村振兴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直接效应、总效应的促进效率排序为中部>东部>西部,而间接效应促进效率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高级农村人力资本促进乡村振兴直接效应在东部与中部显著,而间接效应只在东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与此相反,无论是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初级农村人力资本都抑制了乡村振兴发展,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只在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     

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益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CSSCI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可能带来跨区域的影响,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溢出效应。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以交通基础设施和城镇建设用地效益为主要研究变量,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两者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益的影响随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而变化,呈现“倒U型”的变化关系;(2)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益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京津冀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在城市群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存在异质性,2014年以前表现为正向的溢出效应,而2014年后表现为负向的溢出效应,同时,北京和天津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大,而河北的溢出效应较小。     

交通可达性与空气污染:效应识别与机制检验

中国雾霾污染呈现出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治理难度大的特点,其发生原因及治理路径是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雾霾的产生会受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而近年来中国以高速铁路建设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市间交通可达性的快速提升,有文献开始讨论高铁建设及交通可达性提升对经济产出、产业结构等经济发展的影响,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未见文献讨论高铁及城市间交通可达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将交通可达性纳入环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首先从要素配置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产业集聚效应三个方面提出交通可达性影响雾霾污染的理论假说,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框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城市间的公路、普通铁路及高速铁路出行的最短交通时间作为交通可达性的量化方法,利用中国大陆283个地级城市MODIS及MISR中 PM2.5浓度的栅格数据,对城市间的交通可达性及城市雾霾污染指标进行空间相关关系检验,检验交通可达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讨论模型的内生性及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交通可达性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间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间存在倒"U"型关系,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验结论也证实交通可达性会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这一结论在中东部城市更为显著;以滞后一期的城市高等学校数量为工具变量,发现上述结论仍然稳健;交通可达性对雾霾的影响中,在短期内可能会有降低或增长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但是从长期看,交通可达性提升有助于降低城市经济间的交通成本和摩擦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进而降低雾霾污染;交通可达性提升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主要通过要素配置效应、产业升级及集聚效应来体现,具体而言,交通可达性提升会通过要素配置效应降低城市雾霾污染,会通过产业升级及集聚效应增加城市雾霾污染。研究认为在处理雾霾污染的过程中,有效的措施包括:通过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降低要素、技术、产品、产业等在城市间的流动成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品市场共享;针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构建雾霾防治的城市间联动机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基础设施对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

依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联系,有利于引领区域协同发展。论文以2009～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34个区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协同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地统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基础设施与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以及空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协同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前期增长较快,后期发展有所滞缓。其中,经济协同子系统发展水平最高,依次为生态、社会、市场。(2)协同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核心放射状分布,而交通基础设施则显示出多中心演变趋势,但两者时间上的增长态势具有一定重合性。(3)交通基础设施对协同发展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影响效应,对周边城市也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