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视域中的人文科学研究——对汉学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汉学主义”作为对国外汉学的定性和批判是21世纪中国学术的一大景观，有较多的关注和较深入的讨论。但从对话论角度，尤其是将对话作为“个体间”对话即“间在”对话的观察还不多见。对话是个体之间的对话，不是主客体之间的对话。主客体之间没有对话，而只有认识。汉学主义批评要求剔除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干扰而追求纯粹客观的知识，这在对话论看来就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机械认识论。尽管其有效于自然科学，但施之于人文科学则是一种僭越。在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其中的异域异质研究，以对话论模式替代反映论模式应当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学术发展自身的逻辑演进，也是全球化时代以文明对话化解文明冲突之大势所趋和天理所在。     

什么是汉学主义?——探索中国知识生产的新范式

汉学主义(Sinologism)是近几年中西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它既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也不是东方主义和其他理论的翻版,而是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中的一种隐性意识形态。本文从汉学主义概念的产生和东方主义及后殖民理论的局限入手,提出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汉学主义批评理论,对汉学主义的核心问题进行概念性的探讨,包括:汉学主义理论的意义,研究领域和范围,内在逻辑、工作原理、性质和定义,以及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汉学主义既是一个知识系统,又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实践理论,是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中建立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种种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的总体基础之上的智性无意识或学术无意识。但汉学主义的理论不应成为后殖民主义的政治批判理论,而应成为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学术批评理论,把追求尽可能客观、公正、科学的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作为终结目标。在全球化的大语境下,很有必要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想的二次解放,克服汉学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惰性,建立中国知识生产的新范式。     

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

汉学是一门几乎与中国研究同名的学问,本文提出的汉学主义却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而是一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性范畴,该范畴总揽了西方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动机、逻辑、原因、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本文试图对中国研究的一些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其主旨不是要修正谬误和偏见,而是要探讨支配汉学主义的认识论核心和工作逻辑。本文的具体目标有:构想和定义汉学主义,分析其理论框架和范式形成,描绘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些表现,探讨其工作原理和逻辑,指出其带有东方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及族群中心主义的观点、见解、信念和实践,最终目标是为构想出新的、更好的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而铺路。     

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法论之批判

汉学主义是一个新概念,研究对象是中国知识生产中出现的总体性问题。汉学主义既是一个知识系统,又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实践理论。前者主要包括了西方研究中偏离中国文明实际状况而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现象,而后者则涉及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和中国在生产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时所采用的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整体上看,它是建立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种种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构成的总体基础之上的,其理论核心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他者殖民与自我殖民。汉学主义赖以产生的背景和心态,思维定势与方法论,以及一些西方重要思想家和学者如何在他们的著作中奠定其方法论的表现,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摆脱这种思维习惯和研究方法。     

“汉学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再辨析——走向自觉反思、尽可能客观公正的知识生产

"汉学主义"的理论自提出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在诸多评论"汉学主义"的学者中,基本上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提出"汉学主义"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应该赞扬和鼓励。第二种认为"汉学主义"虽然有意义和价值,但问题也不少,应该质疑批评以促使其进一步完善。第三种认为"汉学主义"是东方主义的翻版,既然已有后殖民理论,就没有必要提出名目虽新却没有创意的什么"主义",而且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本身也问题不少,"汉学主义"以有问题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难以成立。通过回应以张西平和赵稀方二位先生为代表的后两种批评意见,可以更深入理解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澄清一些对"汉学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误解,并回答对汉学研究、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问题:"汉学主义"理论是不是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跨文化研究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否还有价值?中西研究和中国知识生产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论范式?     

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比较文学东方学派的崛起──兼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本文是对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论文《文明的冲突？》的回应，论证了当今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演变趋势是对话而非对峙，因而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再占上风。作为这种转型关系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反响，旧有的“三足鼎立”格局已为新的“三足鼎立”格局所取代，即“北美学派”、“欧洲学派”和“东方学派”的共存和对话。“东方学派”的使命在于突破“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致力于探求一种既可用于西方亦可用于东方的文学阐释理论。     

汉学或“汉学主义”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中国研究”出现 ,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 ,从冷战意识形态到中国威胁论 ,汉学的汉学主义贯穿始终。汉学主义批判触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威胁到汉学学科与中国目前的汉学译介研究 ,后者的“自我汉学化”可能在无意识中助成的“学术殖民” ,从一个侧面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     

汉学主义的“超越”与“内在超越”——余英时和列文森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比较

西方汉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有着类似于赛义德使用的“东方主义”的“汉学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有时表现得非常隐蔽。将列文森和余英时这一中一西两位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进行比较,发现“汉学主义”对他们学术研究的影响,及他们自身对所处“汉学主义”环境的“内在超越”和“超越”。     

潜文本、参照系与对话项：理解全球化时代汉学话语的一种进路

全球化时代汉学话语的核心特征突出表现为语文学根基、比较性视野和自反性省思三方面，学者不再把汉学仅仅作为一种对他者时空产生知识治理兴趣的“异托邦”研究，而是将其想象成一个真正的国际领域，使其处于古今中西多学科、多视野、多语境的交汇处。柯马丁等汉学家的工作是这类研究实践的代表，“表演”与“阐释”便是其借以反思传统文本性与文本研究的典型入径，由此从观念与方法论的层面开拓和更新了早期中国文本文化实践的分析场域。与当代汉学开展有效的批判性对话，需要充分把握其所依凭的潜文本与参照系，理解其问题意识、话语资源和表述方式，体认汉学窗口映射的西学整体知识范式。跨文化对话的建设事业对中西学术共同体提出了双向的挑战和职责诉求。在世界中重访中国古典传统，召唤我们进入包括当代汉学领域在内的多种国际学术协商空间，去开展更扎实和具体的话语对接、转换与形塑工作。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环境法与民法在问题意识、历史视阈、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规范上存有重大冲突,实际上是民法采取的个人主义理论范式与环境法采取整体主义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必要性源自环境问题构成现代法学普遍面临的现实挑战,更深层次原因源自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涉及现有法律体系下,二者如何界分领域、分工;涉及面对同一现实问题时,如何对两种法律解决方案做出选择。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旨在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重构和范式整合;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有利于环境法学和民法学拓宽视阈、转换思路、价值重构、方法更新。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双向互动的对话中,环境法学旨在借助民法的理论范式审视环境问题,为解决环境问题探寻新的出路;民法学的目的是研究环境问题如何影响了民法、民法学,而这恰是民法典立法急欲从环境法中获得的启示。界定环境法与民法,应尝试在新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下进行,应淡化“领域定性”观念而代之以“问题定性”观念;为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合作,以“公序良俗原则”为联结点,确立了二者在调整范围上的界分。     

汉学主义的历史批判

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范畴和批评话语已经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但是欲将汉学主义构建成一个可行的研究范式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中包括研究汉学主义的产生、兴起、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汉学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通过审视汉学主义在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分析历史上一些主要的思想家和学者们撰写的有关中国的学术论著,批判对形成中国学术研究的方式产生显著影响的学术思想,可以获得一个宽泛的汉学主义演变的历史形成脉络,把握其作为中国知识生产的一种体系在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点,并了解其性质和主要特征,从而对最终演化为内在逻辑的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进行定位.因此,对汉学主义的历史回顾其实是探讨其基本原则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批判性审视.     

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     

论消费主义范式的理论转型意义

不同于传统的"生产主义范式","消费主义范式"把"消费"而非"生产"作为考察当代社会的主导视角,而在强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上,消费主义又与"社会学主义范式"密切相关,并呈现出"文化主义"的总体理论倾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消费主义是在西方消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性、现实性及理论转型意义.     

道德教育中“对话”的式微及其重建

“对话”作为探求德性真理的形式与方法在东西方皆有其渊源，在形式上，苏格拉底通过诘问、辩论启发人们去关心和思考德性真理，孔子则以先知者的角色与弟子们针对道德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丰富生动的探讨。“对话”的式微是道德教育丧失生命力的重要原因。通过在道德教育领域运用以“苏格拉底式对话”为核心的案例教学法，有助于重建“对话”以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     

胡适的方法论刍议

纵观胡适一生，从著书立说．到参政论事，无不凸现着他的方法论原则．究竟如何给胡适这一用力最深、影响最大的方法论进行理论定位，本文不同意以往学术界所形成的两种思维定见，即不是把胡适的方法论简单地归为实用主义思想方法的机械移植，就是贬为乾嘉汉学方法的直接承袭．笔者认为，胡适所揭橥的方法论，是一种汲取古今、融合中西方法的新思维范式．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的方法”，首次将西方实验主义方法与传统的训治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的治学精神相结合，在我国方法论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新界石；他的具有相对主义倾…     

西方传媒政策的范式迁移与重建：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传媒政策经历了两大旨趣相异却又相互纠缠的范式：经济自由主义范式和国家干预主义范式。前者强调传媒资源分配的市场机制,主张国家和政府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后者认为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资源配置问题,主张积极的传媒政策。两种范式都有其自身难以解决的机制缺陷和政治风险,在当下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公民社会崛起的语境下,西方社会开始寻找一个超越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面向“市场-国家-社会-媒体”合作治理结构的新范式。但历经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共和主义等种种“主义话语”的探索,传媒政策范式的重建依然难脱困境。因此,面对当前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改革的迫切性,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是为自由主义注入公民政治的活力。     

美国西部文学中的生物区域想象

美国西部文学中蕴涵的“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作为新兴的环境运动理论,积极倡导带有区域特点的生活模式和生产范式。“生物区域”视角是皮特·伯格（Peter Berg）等生态学者的主要创作范畴和创作机制,他们综合运用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引导人们选择更传统、更天然的生活方式。斯奈德则号召人们回归荒野,倡导一种具有包容性和普世性的价值伦理。重新解读美国西部文学经典作品,可以推动美国“生物区域主义”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进程,建构更为有效的生态批评范式。     

“自然状态”范式:现代西方国家形成的理论基石

“自然状态”是霍布斯开创、后继者不断修正的理论范式.它是现代西方国家起源及其模式形成的理论基石,这种基石的力量主要在于两点:一是“自然状态”范式作为一种方法论,内在地具备解释现代西方国家产生的能力,这一方法凭借数学似论证方式,以及后继者不断转换自然状态方法论前提预设而逐步走向现代国家;二是“自然状态”范式理论家对基督教政治思想传统的继承与世俗化以及现代性的转换,依据其“人性恶”等理念,设计出“有限政府”等国家模式.     

欧盟决策程序研究中的两种范式和两种方法

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欧盟一体化的微观过程 ,重视对欧盟内部决策程序的研究。国外学者在对欧盟决策程序进行理论分析时 ,主要采用两种理论范式 :政府间主义和制度主义 ,及两种研究方法 :权力指数分析和空间模型分析。政府间主义重视对政府间谈判的研究 ,制度主义则同时重视超国家机构的作用 ;权力指数分析重视单位层次的属性 ,空间模型分析重视从系统层次分析国家偏好分布的总体影响。这两种范式和方法对于国内刚刚起步的欧盟内部决策程序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本土对话诗学的构建

对话理论、对话诗学的基础是对话哲学,或哲学的对话论转向。在西方,哲学的对话论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为开端的,至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存在论阐释学,特别是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则走向了巅峰。但对话理论在实际的学术世界又是以多维化的面相存在的,如解释学、接受学、阅读学、主体间性、生态论、阴阳交感思想等等,当然还有专门的对话学理论。因此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新的整合、建构。另外,若从一种平等的关系结构或交流模式来看,中国哲学、诗学中也早就存在相关的对话论了,因此,也有必要建构一种跨文化的、贯通中西的对话理论。至于把这种新的对话理论模式转换成一种对话诗学,就更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它是对巴赫金对话诗学的自觉的兼融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