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拜登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目标、路径及制约因素

拜登执政以来,试图制定一种富有战略和远见、更加全面的对外经济政策,通过加强美国持久竞争力、以价值观为抓手来构建制衡中国的"反华同盟"、积极回归"多边主义"以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等路径,来重振美国中产阶级、巩固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维护西方民主模式相对于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虽然拜登政府在推进国内经济复苏计划、修复盟友关系方面有所进展,但因在国内经济和政治、协调盟友利益以及制定有效的对华经贸政策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距离其实现切实提升美国持久竞争力、形成符合其战略认知的制度性"反华同盟"以赢得中美战略竞争等目标仍有不少差距。     

美国气候安全战略演进逻辑及启示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加深，气候变化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而是向兼具政治属性的安全问题转变。美国拜登总统上任后将气候安全置于核心地位，并将其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优先项。美国历届政府在推动气候安全战略上，可以分为早期认知阶段、克林顿政府时期探索阶段、小布什政府时期扩展阶段、奥巴马政府时期建立阶段、特朗普政府时期否定阶段和拜登政府时期升级阶段等过程。同时，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建立，是气候变化问题独特属性、全球科技竞争和美国内生条件等综合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当前拜登政府构建气候安全战略实施体系，强化盟友关系、增强科研力量、加大对中国施压将成为未来重点。因此，我国应重视气候安全挑战，并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     

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积极追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强化同盟体系,加之盟友日本的全力“迎合”,导致新一轮美日同盟的强化凸显意识形态议题色彩。在双边关系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提出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目标及推动意识形态化合作,试图将意识形态因素“内化”于同盟“肌体”。在与伙伴(盟友)间关系层面,美日两国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构建多边合作规则,依据战略利益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在应对竞争对手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对中国国际形象实施“污名化”,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实施制裁,已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且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革命”与关键矿物的地缘政治

在积极推进“清洁能源革命”的大背景下，对能源转型有重要意义的关键矿物引起了拜登政府的重视。目前，拜登政府已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关键矿物的战略安排。对内，促进开发，重建矿物加工能力，推动关键矿物的循环利用与技术创新，为关键矿物相关产业提供信息与制度支持；对外，同作为关键产区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积极利用现有工具推进关键矿物的国际合作，打造“关键矿物俱乐部”，积极制定关键矿物行业标准，排挤中国在供应链内的生存空间。拜登政府此举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地缘政治影响。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可能会转移，关键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会受到影响，关键矿物的全球治理会愈发复杂，美国对华竞争边界将被拓展。为此，中国应该出台相应措施以应对当前国际能源转型。国内层面要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增强本土供应能力；在国际层面积极发挥优势，提升在供应链中的价值，同关键行为体发展良好关系，积极争夺关键矿物相关产业的定价权与标准制定权，促使其回归关键矿物本身及其全球治理的正确轨道上来。     

“印太”视域下“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上台后,强化了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在"印太战略"的核心地位。"四国机制"呈现机制升级、对话扩员和议题拓展等同盟化的态势。而"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动因主要来自:遏制中国崛起的需求与能力不足的矛盾,使美国更依赖对盟友和伙伴国的诱导、拉拢和利益激励;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和"重点",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基于本国战略利益需要,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采取追随政策。然而,"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受到成员国各自的政策优先性和利益诉求分歧等问题影响,尤其是各成员国与中国维持着极其密切的经贸往来,以致难以完全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即便如此,"四国机制"也会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带来消极影响。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与美国冷战战略

秉承共和党传统理念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上任伊始即确定了对外经济政策的原则--"贸易而非援助",这一原则从一开始在美国政界就引起争议.随着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活跃,艾森豪威尔政府从第一届政府后期开始调整发展援助政策.一方面逐渐加大了发展援助在整个对外援助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诉诸国际多边援助体系,建立了国际开发协会,并将发展援助的重点转向拉丁美洲国家.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发展援助的主要动因还是出于对苏冷战的考虑,即稳定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盟友的主导地位,同苏联争夺广阔的中间地带.     

地区间主义视角下欧盟印太战略的功能目标及其限度

地区间主义是欧盟发展对外关系、开展多边外交的一种创新形式,欧盟印太战略是地区间主义在印太地区的新实践。在地区间主义的功能框架下考察欧盟印太战略,基本可以认为它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平衡印太地区大国关系、推进欧盟与印太地区间合作的制度建设、推动欧盟和印太地区国际关系合理化、提升欧盟的议程设置能力以及强化集体认同等作用。但是,由于欧盟内部结构和决策过程的限制、成员国的立场和利益分歧、欧盟与印太地区国家合作关系的不对称性以及欧盟与印太地区的制度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欧盟在实现其印太战略目标上存在限度。未来,欧盟将从自身利益出发实施印太战略、谋求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作为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     

“统一预阻”:美台安全合作的楔子战略视角

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台海政策相较于以往仍存在一定的延续性,这既包括其具体台海政策的延续,更包括政策背后美国联盟政治战略思维的延续,其典型表现即是美台安全合作的持续与深化。本文提出,美台安全合作是美国长期以来打入两岸关系中的一个楔子,其并非仅出于制衡大陆的战略考量,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统一预阻"的楔子战略目标,预防美国在亚太区域的联盟体系被弱化,维系美国对东亚安全秩序的主导权。"统一预阻"即动员自身战略资源实施楔子战略,预先阻止两岸统一。美国"统一预阻"楔子战略的动因主要包括两点:其一,在美国保守的联盟思维中,若两岸统一,那么台湾地区作为美国"准盟友"的角色将会丧失,这可能导致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怀疑美国主导亚太的能力,并在安全层面上倒向中国,进而会弱化美国在亚太区域的联盟体系;其二,于美国而言,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其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极大增强,美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盟友的势力范围战略部署可能因两岸统一而被迫东移,美国及其盟友在西太地区战略利益可能面临重大威胁。通过实施"认可"型楔子战略,美国动员较少战略资源即可收获较大的战略效益。本文旨在尝试从联盟政治理论层面为探讨美台安全合作提供一个新的楔子战略视角。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与走向

东南亚国家是战后日本开展外交最早、影响最大、根基最巩固的地区之一。日本根据自身对外战略的转移与东南亚地区形势和地位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显示了其政策上的连续性。为了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加快政治大国步伐,以夺取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成为了日本外交战略演变的根本动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东南亚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平衡,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一体化进程,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深化与经济盟友关系,加强与中韩等东亚大国的合作,提高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水平等方面,势必成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新走向。     

全球治理:中国不干涉政策与国际法

一直以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政府开展对外关系的基石,集中体现为坚定奉行不干涉政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一方面,中国国家利益开始遍布海外,并与他国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需要让渡部分主权性权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政府一味机械地固守不干涉政策似乎显得有点陈腐和过时。因此,在继续恪守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和尊重他国主权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政府需要适时和灵活地调整以往对外严格奉行的不干涉政策,积极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事务,这对于其在新时期担负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参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以及促进当代国际法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印度洋困境”中的美国因素

印度洋是世界海上贸易通道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印度洋的石油航线和贸易通道是许多国家仰仗的战略生命线.中国只有在印度洋上获得战略优势,才能确保自己的海上能源命脉、贸易通道不受制于人.美国在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拥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美国还与印度联合,遏制中国在南亚地区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印度洋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能忽视美国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生物安全战略的失灵与修复

生物安全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社会也意识到突发性的、新生的传染病治理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生物安全问题,我们亟需提高警惕,高度重视。虽然美国在构建生物安全体系上取得重大成就,建立了四大支柱,但随着新冠疫情袭来,美国生物安全战略存在的问题逐渐凸显。本文重点研究在疫情防治过程中,美国生物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是如何失灵的,以及拜登政府的防疫措施在四大支柱方面将如何体现。同时,从美国国内、国际形势出发评估了拜登政府采取的生物安全措施的影响及面临的挑战。在梳理、探讨美国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的得失之后,本文从国内和国际视角讨论了中国生物安全战略建设所应汲取的经验与教训。     

奥巴马政府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及原因分析

小布什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主要关注于反恐、发展双边经贸和扩展民主。由于缺乏连贯、全面的战略安排和政策上的失误,美国在该地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出现"失衡",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影响力不升反降。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确保其东南亚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在"巧实力"外交理念的指导下,全面介入该地区的各项事务。本文旨在分析这一调整的动因及其对该地区权力格局演变和地区安全秩序塑造所产生的影响。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成为可能?

在中国政府提出将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与和解,因而有关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也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官方并未公布构建东北亚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但呼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与历史上日韩等提出的“东亚(东北亚)共同体”建设不同,中国政府分外重视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共享历史、平等、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含义,是一种超越反霸和同盟关系、推动新型伙伴关系建设的话语体系。在比较各方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定义后可以发现,“东北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直至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后,这个术语才有了接近今天所表述的整体感。即便如此,域内国家对东北亚的边界仍有不同意见,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讨论东亚(东北亚)时对概念的范围也有分歧,因而仍难以形成一致的地区认同和地区发展愿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东北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演变趋势,才能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东亚合作中的美国因素——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例

中短期内,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对于美国而言,只是其释放"重返亚洲"信号的工具之一,很难成为帮助美国进入东亚的有效手段。从中长期来看,基于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考虑,美国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将继续扮演"搅局者"的角色,而且其参与度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以APEC或者类似于TPP的倡议为手段,积极倡导并推动跨区域的亚太区域合作,借以获得合法身份以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存在。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Abstract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the United States claimed to be neutral, but was in fact pro-Japanese. Before the war, it repeatedly refused mediation requests by China and Korea and rejected Britain’s joint mediation proposal while tacitly agreeing to or inciting Japan’s launching a war. During the war, American diplomats, as wartime protectors of both Japanese and Chinese nationals, frequently went beyo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protect Japanese spies in China. As the only mediato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rejected the joint mediation efforts of European powers and helped reduc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n Japan. At the same time, it unilaterally convinc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accept Japan’s aggressive demands so as to help Japan achieve its war aim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bias towards Japan was that it hoped to use Japan to end the tribu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in order to further open the door to China while weakening the influence of Britain and Russia in East Asia.     

中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战略协作

中俄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同大于异,在政策目标和基本内容上,中俄具有很多一致性;在政策的演变过程与限制因素方面,两国间又存在差别.中俄朝鲜半岛政策的相近是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战略协作的基础.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协作是东北亚局势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减少中俄间矛盾,促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要求.尽管面临挑战,但中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战略协作前景乐观.     

19世纪60-80年代俄国境内朝鲜移民法律地位形成的中朝因素探析

19世纪60-80年代,随着俄国积极吸引劳动力开发远东政策的推行,朝鲜移民数量逐年增加,其法律地位亟待确立.在19世纪下半叶东北亚各国利益角逐与权力制衡的背景下,俄国朝鲜移民的法律地位问题不仅关乎俄国自身大计,更牵涉了中朝利益.通过对解密的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及相关原始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中朝两国对俄国积极安置朝鲜移民政策进行了全力抵制,不仅影响了俄国境内朝鲜移民法律地位的形成,还阻止了俄国东北亚战略计划的实施.在中朝两国的反对下,俄国仅部分地确立了其境内朝鲜移民的合法地位,这大大限制了俄国远东地区的朝鲜劳动力数量,破坏了俄国利用朝鲜移民开发远东,并以此为契机渗入朝鲜、角逐东北亚的战略计划.     

中俄日三角关系的互动规律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引发俄日、中俄关系的变化。本文通过对中俄日三角关系及其相互影响规律的研究,认为日本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有着多层的战略考虑,其基本意图是满足国内经济需求,改善日俄关系,平衡中国的崛起。从长远来看,日本虽极力拉拢俄罗斯,但对中俄两国合作产生的负面作用有限,中俄关系的发展前景更为乐观。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的趋势下,中俄日三角关系的互动始终呈现两边长、一边短的状态,这与日本和美国建立、发展紧密的同盟关系,从而对中俄两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有关。受中俄日三角关系特点的制约,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很难展开。     

减排外交语境下的中美欧气候合作前景论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欧气候关系时断时续,在责任分担议题上分歧不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减排承诺和碳排放权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应利用政策延续性的优势,继续加强与美欧已有的气候与能源合作,另一方面应尽快推进南非德班气候大会谈判后的相应政策调整,推行更加积极的国际化气候战略,积极参与并构建全球气候治理的长远规划,实现最大限度的节能减排。同时,将国家发展战略和气候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确立更为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