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密组织”会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吗？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的90份村级问卷和966份村民问卷,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分析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进而“织密”基层组织能够显著增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小治理单元规模通过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促进村庄信息共享、增进村民认同归属3个作用渠道影响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集体经济薄弱和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不仅拓展了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广度,同时还增加了其公共事务参与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显著强化了村民对公共决策和村务监督的影响力。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治理单元下移、优化调整村庄治理结构、提高村民参与水平的对策建议。     

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与困境——黑龙江省方正县试点调查研究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基础,其实践形式具有多样性。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实质是对行政村自治功能的剥离和重心的下移,有助于强化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并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资本。然而,村民自治单元下沉也面临组织运行缺乏经费保障、自治活动缺乏人才支撑,以及村民理事会"再行政化"等困境。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需要掌握合适的"度",综合衡量村庄"软硬"环境,还要着力增强村庄治理资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精细化治理会提高村庄公共服务供给效果吗?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90个村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考察精细化治理与村庄自治型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以治理单元“微型化”为代表的精细化治理能够显著提升村庄自治型公共服务的供给效果,这种效果提升是通过发掘培育村庄精英骨干力量和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两条路径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工具的使用能够显著增强精细化治理对公共服务效果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精细化治理在外出务工率高的“空心村”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而基层单元的责任制改革是精细化治理发挥作用的组织基础。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何以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四川南部县A村合村并组实践的观察

合村并组不仅是村庄建制的调整,也是现代化中的乡村社会变迁,重塑着村民的生活半径。村民生活边界的开放与再塑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边界调整期的村民对合并村集体的认同感较低,公共事务的合意较难达成,致使村庄秩序分化。重构村庄治理共同体,是合村并组的重点工作。整体性治理的思路对于建设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发挥协调、整合、信任这三个机制的作用,能够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他们的公共精神和提高他们的责任感,进而提升村庄治理效能。因此,应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以有效回应合村并组带来的治理碎片化难题,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总目标。     

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及其调适路径的实证研究——基于对苏南四村365位村民的问卷调查

政治效能感是公民政治心理、政治态度的重要方面。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当前苏南地区村民自治过程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总体水平并不高,处于中等水平。虽然苏南地区村民对于村委会、基层政府的外在政治效能感较高、施政评价较好,但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偏低,对自身政治影响能力信心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发展经济、重视教育来激发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塑造参与文化、转变治理理念来提升村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创新基层参与方式来完善村民的自治制度;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协商民主经验来拓展村民的参与空间,从而以多元的路径实现对村民政治效能感的有效调适和提升。     

法治乡村建设中“小微权力”运行的结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事业发展的同时，农村自治组织支配的资源大幅增长，村干部权力也随之扩张，村干部权力虽“小”“微”却渗透广泛。农村小微权力行使单位对信息的垄断，逐渐演化出隐蔽决策并加剧权力失范风险。规范小微权力运行，须在法治乡村框架内重塑权利保障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以应对自治单元内部和外部因素介入村务后衍生的复杂问题。村务信息的顺畅沟通有助于明晰村务权力的边界和程序，有利于提升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参与村治的积极性，进而破除村民“不在场”的自治怪象。村民的有效参与促使村治不再是村干部的单向管理，而是在“权利-权力”“权力-权力”的结构优化调整中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及机理

数字技术正在实践中迅速运用于村民自治场域,由此引发村民自治效能的深刻变革。数字技术驱动村民自治的根本在于,数字技术所蕴含的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这两大功能要素,能够从参与条件、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三大维度赋能村民自治。由于村民自治场景中各类数字技术平台所包含的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功能要素不同,可以将不同的数字技术软件区分为多维交互型平台、横向联结型平台、信息接受型平台、行政管理型平台四种主要类型。对鄂西南Q村“Y市一家亲”APP的运作考察发现,只有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均较强的多维交互型平台才是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作用机制在于能够建构起自治主体有效参与的数字空间,信息公开共享机制能够保障村民理性决策,去中心化协商机制能够显著提升村民协商意愿,可视化问责机制能有效提升村民自治效能感。     

自治下沉:新时代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的探索——对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比较分析

针对行政村村民自治存在的现实困难,全国各地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改革较为典型,两市均通过自治重心下移释放了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的活力,其创新思路及机制、实践特征及效能、改革局限及风险等值得进一步探讨。从当下的自治条件来看,新时代村民自治要实现“行政—自治”适度分离,加强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一级的村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建设,赋予村民充分的自治权;确保“政经分开”,理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开辟农村基层治理新局面;因地制宜设置参与有效的自治单元与供给有效的服务单元,最大限度释放治理效力。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村民自治制度下少数民族乡村精英的心态与行为分析--以湖北西部土家族地区农村为例

本文以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村民自治制度下少数民族农村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的心态、行为及与乡镇政府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对少数民族农村村民自治的影响和控制力还非常强,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在村庄政治中自主活动的空间不大,村民普遍缺乏参与热情,但乡村精英的影响正与日俱增.     

新时代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探索、论争与展望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表明,村民自治的发展关键在于找到有效的实现形式。近年来,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经历了悄然兴起、政策试点和缓步前行的发展过程。理论界也集中对自治重心、自治单元、自治主体、自治策略及其与自治有效关系等展开了广泛的论争,无论学者们的结论怎样,都普遍认为形式创新有助于提升自治成效,但在求解“形式有效”这一问题时,相关研究已进入瓶颈期。展望未来,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不会是一个固定模式或版本,应把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从结构有效、主体有效、机制有效、工具有效四方面不断探索和丰富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实现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双有效”。     

村民自治的政治学解读

村民自治是指生活在法定村庄范围内,具有自治权利主体资格且能够行使权利的自然人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以村民委员会为依托组织,对本区域的村庄社区的公共事务、公共事业依法进行管理、参与的群众性自治活动。其特征表现为地方权威来源的社会性、行使权利的直接性、自治权行使的有限性、自治主体意识的复杂性、自治民主价值追求的非国家形态性,其价值追求体现为民主。     

乡村振兴背景下“合并村”如何实现有效选举？ ——基于湘中L村的实证调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合并已成为乡村治理单元变革的必然趋势。而“合并村”能否通过有效选举产生适合的治理主体,是其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从作为典型“合并村”的湘中L村来看,合并带来的村庄社会结构变化、选举社会基础弱化、选民利益冲突加剧等问题,已严重影响换届选举的开展。但L村多措并举,成功消解了上述不利因素,实现了有效选举。L村的实践经验可为“合并村”实现有效选举提供启示：应采取促进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提升村民政治素养、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等长期措施夯实选举基础;同时,通过树立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制定详细的选举规则等短期方式破除选举困境,实现有效选举。     

村组联动：简约治理视角下的村组关系模式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与走向——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经验及其启示

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实践的特点是:第一,注重村民能力建设,找准农村民主权利主体建设的突破口;第二,注重对乡土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把村民自治的发育成长建立在农村社会现实之上;第三,注重"培育引导",理顺乡镇政权在村民自治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第四,注重制度创新,为非权力精英提供制度化参与村民自治的平台。白沙镇的村民自治实践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启示。未来的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应是由制度民主转向日常民主,具体来说:第一,从选举民主到治理民主:村民自治的内涵得到了深化;第二,从制度建设到能力建设:村民自治重心的转换;第三,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村民自治良性运行的关键。     

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融合研究

我国法定村级治理模式是村民主导的自治模式,但实践模式是由少部分人主导的精英治理,不能对普通村民的诉求作出很好回应。基于传统接续与现实基础,乡村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并在引领乡村社会发展、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发挥示范引领功能、促进村庄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在治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现实冲突,具有向村民自治转化的必然。通过健全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完善乡村精英外在制约机制和内在道德约束、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等策略,使乡村精英治理逐渐过渡为广泛参与的村民自治,在融合过程中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     

协商民主：村民自治过程中廉政治理的生长点

近年来,在多元利益分化、中国协商民主体系化、村民民主自治困境等现实逻辑下生长出的农村协商民主,有效推进了农村公共事务解决,拓展了农村治理新空间,但协商民主制约监督村级权力运行、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价值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事实上,协商民主这一价值体现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补充民主选举,规范权力生成方式;融入民主管理和决策,制约权力运行;推动民主监督,完善村级权力监督体系,因而可成为廉政治理新的生长点。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廉政治理中,还需加强协商民主自身建设：衔接高层协商与基层协商,创新协商民主具体路径;改善农村政治贫困,培育协商主体公共理性;构建协商民主制度,规范村民参与程序;准确定位参与主体,保证协商民主质量。     

自主治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模式选择——基于江西省H自然村的个案考察

自主治理理论是小规模公共事务治理的有力分析工具,长期存续的自主组织需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三大难题。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据自主治理理论整理提出了村民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框架;再运用理论驱动型案例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选择已有30余年自治历史、由"贫困村"华丽转身变为"富裕村"的江西省H自然村作为典型个案,通过发掘有力的事实证据验证和发展自主治理理论研究框架。研究发现,村庄文化是村民自治实现的基础,优秀领导者对村民自治成功至关重要,自主治理的制度设计应有效解决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问题,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和村庄可持续发展。     

治理理论视角中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

自治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旨在形成网状社区自治结构。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在不断加强,政府权力重心下移的幅度远远超过其水平放权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