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论科举考试的文化渊源

创立于隋唐时代的科举制度既有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也有深刻的民族文化根源。从古代思想文化演进过程来看,科举制度是先秦尚贤思想、大一统观念、"至公"理念与"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价值观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相互作用的产物,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公平选才的文化精神构成了科举考试的本质特征,选贤任能是实现"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手段,公平理念是科举制度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科举考试是"学而优则仕"理念的制度化。深入探析科举考试的文化渊源,有助于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影响。     

当代西方政治文化主要流派及其共性分析

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交叉领域,通常是指人们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经过一定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社会化过程所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心理按一定方式结构而成的政治观念体系,它对社会政治生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导论

和谐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观念,它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又是一种政治思想。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包括天人和谐的哲学价值观、天人和谐的政治思想、天人和谐的自然生态观和以仁者爱人为基础的以己度人、推己及人、成己成人的人际关系和谐,同时还包括君臣和谐、君民和谐、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和谐。     

多元文化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探索

在文化宣传媒介日益丰富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下,当代大学生们所接触和感知到的社会文化现实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致使他们的思想认识迅速多元化。在这种多元文化交融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理想信念和行为方式等出现多样化发展趋势。相应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对这些新的难题,也应在教育理念、机制和方法等方面开拓创新,开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     

新时期研究生价值观教育存在问题分析

价值观教育是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培养研究生形成科学、合理的价值观。当前高等学校研究生价值观教育存在教育理念偏颇、教育观念转变滞后和教育方式陈旧单一等问题,因此,研究生价值观教育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研究生价值观教育理念,建立具有实效性、针对性和科学性研究生价值观教育方式,采用科学而灵活的研究生价值观教育模式。     

政治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

政治文化,包括社会成员在政治体系中持有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政治文化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力支持: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提供依据;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启示。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又呈现着多样的面貌。研究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即从这一新视角为思想政治教育揭示了这一群体的需要和特点。思想政治教育要以此为依据,引导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实现其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探析

企业文化建设为思想政治工作注入新活力，在观念、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塑造企业文化的灵魂。两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在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应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与协调，以文化为依托，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与模式。     

明代元好问诗歌的接受与传播

明代是元好问诗歌接受的发展期。在"华夷之辨"民族观以及"尊唐弃宋"的文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接受背景下,元好问的"存史意识"、生死价值观、乐府诗和论诗绝句进入明人的学术视野。明人通过评论、刊行和选录遗山诗,使元好问诗歌接受在曲折发展中呈现新的特点。     

休谟“同情”原则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应用

休谟＂同情＂原则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现代价值,在价值观教育中具有引导、整合、凝聚、开发等功能。＂同情＂原则在价值观教育中应用的主要难点有限度与分寸、群体与个体、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等问题。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发挥＂同情＂原则的作用：树立价值观教育的和谐理念;融合主导性与主体性教育;吸收多元文化的思想精华;结合情感渗透与现实关怀等。     

休谟"同情"原则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应用

休谟＂同情＂原则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现代价值,在价值观教育中具有引导、整合、凝聚、开发等功能。＂同情＂原则在价值观教育中应用的主要难点有限度与分寸、群体与个体、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等问题。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发挥＂同情＂原则的作用：树立价值观教育的和谐理念;融合主导性与主体性教育;吸收多元文化的思想精华;结合情感渗透与现实关怀等。     

试策与黄溍的政治关怀

由于元代重北轻南的政策,南方士人在政治领域普遍缺乏话语权力,集体失语实为常态。作为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也被学界认为一味颂圣颂时而漠视时局,在元末乱象丛生之际,这显然是政治伦理欠缺的表现。实际上这一偏见来自于对传统诗文的倚重而相对忽视了场屋文体。黄溍文集中大量的策问以及《三场文选》中选录的乡试对策,其间涵盖了广阔的政治内容,具体鲜明地揭示了黄溍在政治领域的关注重心与思想倾向,体现出经世济用的特点。     

北魏汝南王元悦事迹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魏皇族宗室在社会政治上占据重要位置,对北魏政治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影响,元悦可为较为典型之个案。元悦性致狂逸,对于儒学、佛教以及方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元悦所历官职大多崇重,也符合元魏宗室任职的一般特点。元悦依制开设官府所荐用的僚佐大多出自名门士族,但僚佐与府主之间的结合关系较为疏散。在北魏末年,元悦本身的政治野心和孝文帝之子的这一身份引起孝武帝的疑忌,遂引来杀身之祸。     

自我的觉醒:论《离骚》的“灵均”形象

在《离骚》中,屈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极具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灵均"形象。"灵均"形象的塑造背景,主要体现在国家危机、社会思潮、政治困境、身体焦虑等四个方面。"灵均"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哭己不幸的失意者形象,而且还是一个歌己不屈的反抗者形象。只有当这两种形象共同存在时,他才是屈原自我形象的完整投影。如果说前者形象引发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幸遭遇产生共鸣与同情,那么后者形象才真正引起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屈精神产生崇拜和追求。     

经世致用与老子思想的融合--魏源《老子本义》思想剖析

魏源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的原则出发,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新诠解,并视<老子>为"救世之书".他又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对老子的社会政治价值进行了深入挖掘,对"自然无为"、"无欲为体,无为为用"、"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小国寡民"等思想作出了新的诠解,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救世情怀,实现了对老子思想的超越,也开启了近代道家思想研究的新阶段.     

末世商音--杨恩寿及其《坦园六种曲》

杨恩寿是晚清重要的戏曲学家 ,其戏曲合集《坦园六种曲》较深刻地反映了清末的时局、科举和社会风尚 ,展示封建末世传统士子的心路历程 ,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意义     

心何以安——论屈原的精神支柱

屈原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第一座巍巍丰碑,屈原之所以为屈原,就在于其作品中奇特、强悍的精神力量。支撑屈原精神世界的支柱主要有:美政———执著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内美———高洁纯粹的美好情操;神灵———超验世界的精神主宰。其中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信仰、道义、真理、责任,这一切都表现为一种崇高的精神,这是他生命的坚强支撑,是他的精神家园。屈原形象说明中华民族很早就把精神信仰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屈原精神对后人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屈原引领了中华民族及至人类精神的提升。     

20世纪郑廷玉与其杂剧研究综述

本文对 2 0世纪尤其是 80年代以来有关元代著名喜剧作家郑廷玉的研究状况作了简要回顾 ,从中可见元杂剧研究所走过的曲折历程 ,对郑廷玉及其杂剧的认识也同样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由社会功利性的政治与道德评判到以探究作家创作心理为前提 ,全面地认知郑氏杂剧所折射的时代意识和深刻而丰富的文化意蕴 ,并由单一的线型思维模式推进到多元并举的多维度、多思路的立体式探寻 ,标示着元杂剧整体到个案研究均已显现出鲜明的学术品格 ,并朝着更加科学化的道路迈进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会真记》与《左传》——兼论元稹传奇创作的动机

《会真记》与《左传》的相关章节不但情节相似,而且文辞也相同;元稹早年明经及第,从他准备考试的科目来看,内中很大可能就有《左传》。综上理由,元稹的《会真记》与其自身经历无关,而是其学习经学以备科考时,依据《左传》所作的读书心得,故文中的观点以及思路均依《左传》展开。元稹之所以特别选择《左传》,又缘于该书在唐代中期的特殊影响。《左传》关乎唐代中期的新《春秋》学、古文运动,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发生。因之,元稹创作此文又有着自觉的政治创作动机。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