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词浅说

文学进入北宋，集诗、文、词于一身并都为世人所重的，欧阳修是第一人。他当时既栖于政坛，又栖于文坛。在政坛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地位显赫。在文坛则以文章名冠天下，为文不守当时流行的唐五代余风，不宗法杨亿、刘惟筠等人以取科第、擅名声的“时文...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学术与文学的共生——论仪征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

仪征阮元在嘉庆朝倡为"文言说",表彰《选》学,汲取扬州《文选》学积淀与汉学经诂成就,推阐文之义界,以独特方法为骈文争正统,并凭借其"主持风会五十余年,士林尊为山斗"的学坛身份,以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为依托,推广其独特的骈文观,重拾六朝文笔之辨,弘扬骈文正脉,在学友与后学间形成有力呼应,影响文坛历百余年,乡后辈刘师培在晚清国粹潮中成为殿军,故时人对此派又有"《文言》学"或"文笔论派"之称。     

论唐代翰林学士院之沿革及其政治影响

翰林学士院制度的出现,是唐代政治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德、顺、宪三朝终于成为定制。本文试图考察唐代翰林学士院的沿革、职掌,探讨翰林学士院在唐代的重大政治影响,这对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是有裨益的。一、唐初的弘文馆翰林学士,顾名思义,即墨林文翰之拔萃者也。至于翰林学士院,据《新唐书·百官志》的解释:“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     

响应西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在“反向格义”中的重构与意义迷失——以严复气论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用"反向格义"(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方法来研究、诠释中国本土哲学,严复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没产生"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其奥秘就在于本土文化的概念、范畴存在着"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缘此,严复对中国传统气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与重构。"气"嬗变为一有重量的、有广延性的、细微的物质基本粒子。中国古典气论中的"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终于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越。但是,严复赋予气一些可用科学实验手段获得的物质性质,其逻辑内涵越来越确定、逻辑外延越来越稳定,气也因此逐渐嬗变为某种特殊的、具体的存在。严复"格义"和"汇通"之后的"气"已非宇宙本原,也并未"西化"为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纯粹概念"。     

多民族特点与世界性眼光——略论新世纪的中国诗歌史观

源自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奠定了以"言志"为核心的中国诗歌传统、创作观念与评价标准,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的美学风范,也开启了中国诗歌以关注现实生活为指向的发展之路和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中国诗歌在现实生活中承担着多种文化功能,赋予中国诗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了中国诗歌多样化的诗体和独特的语言形式之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与诗歌的多民族特点,展示了各民族大家庭之间的政治一体、经济互补、文化互动和血缘互渗关系。历经无数次朝代变更而不衰的中国诗歌,成为中国人的心灵寄托和文化理想,体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即此而言,"通古今之变"和"观中西之别",应该成为中国学者在全球化视野下所要确立的新的诗歌史观念。     

杨亿《汉武》唱和组诗新探

杨亿等人所作《汉武》唱和诗是针对真宗朝"西祀"、"东封"和"祥瑞"频降的现实政治有感而发,绝非单纯意义的"以学问为诗"。传统认识中对杨亿及其"西昆派"的认识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有必要加以厘清。以真宗封禅泰山的真实动机、真宗皇帝与杨亿的微妙关系,以及真宗朝士人文人对杨亿的界定和他们对待"西祀"、"东封"的态度,将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杨亿等人寄寓在《西昆酬唱集》中《汉武》唱和组诗的真实情感。     

宋代笔记中的人物形象——以杨亿、晏殊、石曼卿为中心

人物是重要的笔记话题之一,不同人物的条目聚群构成了笔记中的形象聚群,其间展现出一个由笔记呈现的形象。杨亿、晏殊、石曼卿三人同属于宋初非科举出身的宋代文士,三者在笔记中的形象不尽相同:杨亿是才思敏捷、文采斐然的翰林学士,晏殊是诗坛盟主、富贵宰相,石曼卿则是嗜酒放荡的豪士。这三种笔记形象聚群只是真实人物形象的一个方面,是笔记作者在自我的立场下进行话题选择,再加以想象构成的笔记文本。这三种笔记形象体现着科举士大夫推崇的理想自我人格,与北宋仁宗朝的士风变革紧密相关。     

《三国演义》与儒家的治国理想

《三国演义》在刘备集团中寄托了人们的治国理想,这一理想与儒家学者所设计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即君臣之间"同休戚,共祸福",君民之间"秋毫无犯"。在"忠"与"义"的关系上,《三国演义》的评价标准是双重的、不确定的,带有乱世的某些特点。在三国争雄的过程中,刘备集团一直势力最弱,其重要原因在于刘备集团以"仁"为本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试论道教内丹学“形神俱妙”的生命哲学思想

道教内丹学追求个体生命的"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在道教内丹学看来,所谓的"形神俱妙"之"化体"是一种形、气、神高度合一的特殊的生命存在形态,合于形则显,合于气则隐,合于神则妙。由此,道教内丹学实现了个体生命长生在理论上的圆融。     

宋代翰林学士知贡举

两宋时，翰林学士知贡举的现象较为多见，北宋又较南宋更为突出。通过知贡举，翰林学士得以影响一代文风。翰林学士知贡举，还与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当权臣用事时，翰林学士知贡举的现象较衰微，蔡京、秦桧、韩饨胄主政时即是如此。理宗朝，理学之士得势，翰林学士知贡举的又多了起来。     

从历史之侠到文学之侠——侠的文化面相

在"侠"的发展演变史上,有一个从"历史之侠"向"文学之侠"的转换。《史记》首先彰显了侠的社会作用和人格魅力,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伦理,与儒家的主张有所不同。文学之侠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之侠",它是"观念的具象"、"多元的产物"、"文化的建构"。"忠义双全"的侠格改造,是对"侠"的"人格整合"与"文化规训",是"江湖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是人格向度上的"侠"与"儒"的结合,是"游侠"向"任侠"的转变。于是,"侠"便以新的面相呈现于历史与文学的交界处。     

论《孙膑兵法》的民本思想及其时代特征

《孙膑兵法》作为一部有关先秦战略战术的重要典籍,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与基点是"人",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以"义"为战的策略;二是"存亡国而继绝世"的政治主张;三是"休民、为民赇"的富国之道;四是"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的人道精神。其民本思想不仅昭示着战国后期社会价值观的进步,并且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先秦兵家独具特色的民本思想。     

先秦儒家身体观中的两个功能性概念

儒家主张认知活动有其身体之基础,身体深受社会文化价值所渗透,而且功能性概念正是构成儒家身体哲学的重要支柱。儒家强调"自我"是意志之方向的决定者,肯定"自我"是自由的主体,而且肯定规范源于主体之意志。"化"和"养"是儒家身体哲学中最常用的两个概念,先秦儒家常在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社会平治的语境中,使用"化"这个词汇。在"养"这个功能性概念的使用上,孟子与荀子各自代表一端,孟子的"养气"工夫着重于从"自然"中转化出"文化",荀子则是强调以教化力量、以"文化"矫治"自然"。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从右派形象的嬗变探索王蒙创作的精神源流与归宿

王蒙是一位经历过"五七"之难的右派作家,在"文革"结束后复出文坛。最初,他把笔下的右派形象定位为坚定的革命者,将灾难视为磨练意志的一种方式,以革命化叙事策略屏蔽了历史创伤。1990年代以后,他重新审视历史,其笔下的右派形象也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征:他们不再具有坚定的革命性,而是在惶恐不安中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在右派们变矮的精神世界里,互为沟壑的精神虐杀暴露出人性的丑陋——"五七"之难的创伤记忆呈现出斑驳的印记。在早期的右派形象塑造中,王蒙改写了自己的受难经历,一方面是当时政治话语形成的潜在的文化控制使然,另一方面也源于王蒙与主流意识形态同声合唱的内在愿望。王蒙多次提及苏联文学对他产生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承袭来自俄罗斯思想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事实上,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难脱干系的胶着状态影响了他的独立性和判断力。王蒙后期所塑造的右派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创伤记忆,但他并没有将苦难进行到底,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所书写的创伤记忆成为一种对历史的"剑拔弩张"的追问,他笔下的右派形象在困窘中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力量来熨帖受伤的身心,在灾难中以调和的姿态和传统文化的逍遥精神化解不幸,这种态度无疑影响了他问难历史的深度。因此,那些没有被时间风干的疼痛,最终只能成为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     

唐代文坛的翰林三俊

唐代翰林学士这一群体构成了一支特殊的文学群落,在唐代文坛发挥着重要作用。翰林三俊——李绅、元稹、李德裕同为翰林学士,这使他们的入仕怀有昂扬进取的心态,也给他们的创作注入积极用世的精神。三俊彼此呼应唱和,形成一股合力,带动了文坛风气,同时也激励了文学新人。     

隐含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再论左联、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争

1930年代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在不同时代曾分别被认为是文化上的"敌我斗争"或在"极左"影响下排斥"同路人"、压制"文艺自由"的事件,而鲁迅在其中从未敌视过"第三种人"。但考察历史会发现,这两种观点皆来自持论者各自的意识形态,而非历史本身。事实上,这场争论很多是在隐含话语层面进行的,在其整个过程中,既有"极左"思维影响下的视友为敌,也有明智情境下的政治策略,更有基于伦理学的批评,乃至"穷追不舍"。某种程度上,鲁迅后来是把"第三种人"视为敌人的,但仅仅是伦理之敌,而非政治之敌。而所有这一切夹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至今也难以公论的历史事件。     

杨亿：从“盛世符瑞”到西昆诗人

杨亿是宋初著名诗人,他作为“盛世符瑞”出现在北宋历史上。不同于一般的“神童”,杨亿把握住历史机遇．用自己的“神童”传奇资源和文学影响力,开创了大宋王朝新的文学时代。杨亿和他的馆阁同事们倡导的“西昆体”诗歌样式,迅速风靡了当时的大宋文坛,成为大宋王朝自己第一个流行文学样式．“两昆体”诗风的形成,顺应了南北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也体现了统一王朝的文化需求。     

话说“五至三无”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中《民之父母》篇的发表,肯定了传世文献中"五至三无"说的学派和年代,为研究儒家的形上思想提供了新材料。文中强调的"志"字和"气"字,特别是它们能"塞"于四海和四方的提法,明显是孟子浩然之气话题的前驱。而标举"必达于礼乐之原"为做好"民之父母"的条件,以及高谈"无声之乐,五体之礼"等等,则促使着人们对儒道两家关系做一新的思考,以便更深入地认识先秦思想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