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孙中山的“共和国图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在中国倡导共和,1894年他拟定兴中会章程时就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1905年,同盟会政纲上正式写上“建立民国”的文字,明确了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次年,在《军政府宣言》中,孙中山对这个共和国作了具体说明:‘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意即以革命方式摧毁现政权,革除帝制,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得到短暂的初步实现,那就是如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告,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并重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是一位真诚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他主张新国家要把政权完全交到人民手中,真正做到民有民治民享,认为西方的民权政治不完备,三权分立有流弊.西方的议会兼有弹劾权,牵制政府使政府无能,缺乏效率.鉴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流弊,孙中山在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已创新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与监察“五权分立”     

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正> 孙中山先生自建立同盟会始,就规定该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称这个宗旨为“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不久,他又将这个“大本”阐发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的概括.为了实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他设计了著名的“三序方略”,规定了以党建国和治国的时间和方法.从同盟会时代的革命方略,到中华革命党的章程和中国国民党的《建国方略》,孙中山都把从军法之治开始到约法之治结束这段时间称为革命时期.他又将革命时期,视为建国时期.建国结束后,即进入治国时期.也就是说,他主张军政、训政时期是以党建国,宪政时期是以党治国.方略规定在建国时期,党的责任是:     

唐群英与“女子参政同盟会”——兼论民初妇女参政活动

武昌起义后,革命妇女为了在政治上实现“男女平权”,纷纷设团组会,掀起了一个积极要求参政的热潮。“女子参政同盟会”是这场颇有声势的斗争中最有生气的一个组织,它不仅在当时产生较广泛的影响,而且为尔后的妇女运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一“女子参政同盟会”,为“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和“女国民会”联合组成,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女子参政团体。“女子参政同志会”等五团体,是武昌起义后相继建立起来的。其中,“女子参政同志会”出现最早,它由中国社会党女党员在上海组成,举同盟会员林宗素为会长。武昌起义后不久,中国社会党女党员就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为宗旨,从改良女子教育方法、加入各种政治结社等方面入手而开展活动。后正式以“女子参政同志会”为名宣告成立,具体提出临时政府准其会员国会开会出席旁听,国会成立后允许女界团体选举议员等项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为取得孙中山的支持,林宗素专程到南京报告本会组织缘由。同时针对“中华民国联合     

孙中山在越南的革命活动及其意义

在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革命运动中,越南曾处于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同盟会在南洋的第一个分会,是在越南建立的。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同盟会发动的南方六次武装起义,是由孙中山在越南策划和指挥的。在这几次武装起义中,越南华侨在各方面所起的作用,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各地华侨所不及”的。在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中,越南华侨更是舍生忘死,浴血战斗。在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纪念同盟会建立100周年

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分崩离析,是“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翻的结果”。“孙中山领导的党”,主要就是指1905年夏建立的同盟会。同盟会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中具有重大的地位和作用:以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和方案在当时无疑是比较先进的、科学的民主主义政纲;组织机构采取三权分立原则,摒除了会党的宗法观念和习气;革命的知识分子大量加盟为骨干,他们胜任政治指导者的角色;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领导核心,并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制定了《革命方略》,包括了纲领、方针和相关政策;基本上统一了全国的主要革命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域性和分散性。同盟会进行了革命的宣传鼓动,批判了保皇谬论,坚持了反清武装斗争,促成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当然,同盟会自身的局限性,主要是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芜杂涣散,也给革命运动带来不可忽视的消极后果。     

同盟会河南支部成立时间考

同盟会河南支部是辛亥革命时期领导河南人民进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盟会河南支部有两个,一个是由留学日本的河南籍革命学生组织的留东支部,另一个是省内支部。关于后者成立的时间,比较多见的是1908年(戊申)成立说,但也有人认为是1909年(己酉)成立的。     

“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中山学社、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7月29—31日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69篇论文。会议主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关于同盟会;(二)关于孙中山与其他革命党人的思想;(三)关于同盟会、辛亥革命与周边国家革命运动的关系。张磊《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在民主革命年代起着“革命之中枢”的作用。蒋永敬《孙中山革命希望的新纪元———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从“中华民国”、“三民主…     

民国初年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

(一) 1911年,资产阶级“廉价”地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说,这种‘来之容易”的胜利,是“失去也容易”的。因为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它沒有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根基,也沒有能够在政治上给他们以较大的冲击。这样,就为被推翻的各种反动势力的反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革命成果进一步被窃夺,反革命势力愈益囂张,     

论孙中山《实业计划》的现实意义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护法斗争失败,孙中山回到上海。他回顾了民国以来革命多次失败和挫折的经历,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作为一个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为民国建设有业无成、国事日形纷乱、人民日增痛苦而感到不胜痛心。他认为民国“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众觉悟不可”,要使国民     

民初政党概述(六)

一组党过程1912年4月11日,统一共和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成立于南京。共和统一会等三政团,以共和统一会成立最早且有影响。1911年12月,上海,浙江相继独立后,围绕同盟会总部陈其美、王宠惠、马君武、钮永建、于右任等周围的部分同盟会员,联络前清立宪派首领张謇、赵凤昌等人,发布了《共和统一会意见书》,宣称其唯一天职是“设一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期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并强调在实现共和的同时,尤须从预防列强干涉、疏通南北隔阂,协调独立各省步伐以及民政、政体、领土,舆论等八个方面谋求“全国统一”。因此,它受到欢迎,有人投书说:“读贵会意见书,热诚卫国”,“民国前途,所赖实多”。为扩大影响,它又在南京创办《大中华报》。国民共进会于1912年1月初由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发     

黄兴与民初“忠”德重构的尝试──以南京留守前后为中心

“忠”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规范。在封建社会里，它具有忠君与爱国双重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工具。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由于其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曾受到志士仁人猛烈的批判，他们要求重构近代“忠”德，以塑造新型国民。这同样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重视。在民国建立之初，著名的革命家黄兴对此不仅进行理论阐释，而且还作了具体尝试，但实际效果与其动机不尽相符。从而昭示人们：实施传统“忠”德的近代转型任重而道远；而忽视近代“忠”德重构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仅靠革命热情和良好愿望也是难以达到目的的。…     

从孙中山的反思看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曾从资产阶级革命党建设的角度,进行过许多反思。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教训在于：一是国民革命没有“以革命党为根本”,即没有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建设成一个严密的、团结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只破坏地面而不掘地底陈土”,即革命党缺乏彻底革命的纲领;三是“革命行动缺人民心力”,即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四是“革命之气一落千丈”,即革命党没有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斗争锐气。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认真吸取这些教训,对于当代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的建设,完成辛亥革命振兴中华的未竟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孙中山和国民革命

<正> “国民革命”的口号,孙中山早在一九○六年为同盟会制订的《军政府宣言》中就提了出来,并作了这样的解释:“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后来,孙中山在《遗嘱》中更加明确地表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此,可以这样说,孙中山毕生所从事的革命运动,都可以称作“国民革命”。但是,从严格意义看来,孙中山对“国民革命”的真正涵义作进一步的阐发并付之实践,应该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情,而人们普遍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     

金城铁汉王庚山

王庚山先生(1877～1959年),名鑫润,又号耕山。兰州宁卧庄人,系清代举人。王氏祖遗曾告诫儿孙谓:“我辈后人应念先祖之德,永远抱本,惟清惟芬。”为此先生终生抱本,清廉自持,不为苟且之生。 庚山先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奔走革命。清末考入京师学堂法学系,并曾从事律师工作。毕业后于1909～1911年在西安西北大学教授“法学通论”。他去西安西北大学任教,是因为他曾以同盟会的身份提倡民权思想,遭到驱逐出境。由甘肃逃至西安,在西安教书期间仍提倡民权不住声,鼓励青年以“童子执干戈,以卫社稷”之左谚,鼓励并支持青年投身革命,推翻腐败的清朝君主专政之统治,再在关心桑梓。其侄王孔章受其鼓励与启发,早年参加革命工作。     

论辛亥风云人物陈去病与孙中山的关系

陈去病作为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领袖、辛亥风云人物,以文字为利器,配合同盟会掀起反清浪潮,民国建立之后,他追随孙中山担任政治职务,发动武装斗争,身体力行地宣传革命.由于政见的一致、信仰般的追随、工作中的全力以赴,陈去病也与孙中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论社会转型时期舆论的社会作用

舆论是以特殊方式掌握世界和作用于世界的,没有革命的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舆论是一切社会事业成功的关键。早在20年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曾指出:“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通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几乎每一次成功的社会变革,都     

辛亥革命史的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过去有人主张把清末革命党人进行革命的历史,分为两大时期:“从甲午(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以至乙巳(一九○五年)六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可以谓之兴中会时期。从乙巳六月同盟会成立以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可以谓之同盟会时期。”这是以兴中会为正统的偏见,无须深论。而近十余年来,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著,却没有对辛亥革命史的分期作探讨,只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曾经涉及到辛亥革命史的分期,有如下三种意见: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同盟会成立前,其民族主义以反满为主要特征,未能完全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同盟会成立后,从本质上说,已确立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但因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会党群众基本上只能接受反满的号召,加之他对帝国主义列强有幻想,同时又必须与立宪派在反满的问题上划清界限。所以,孙中山仍未能完全摆脱反满的局限。民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孙中山在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上有过一些不很正确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他为大汉族主义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了新的飞跃。他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争取建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和主张。这是他民族主义思想遗产的重要部分。     

论民初至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

论民初至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梁景时１民国成立后，知识界继承清末“家庭革命”的思想，继续主张改革传统的家族制度。尤其是到了五四时期，在怀疑和否定传统文学、文字、艺术、思想、伦理、国民性格、社会习俗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又开始对中国传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