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婚姻暴力受害因素的有效对称研究

立足农村家庭结构与中国特有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湖南某县级市的实证调查为依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和bootstrapping法,探究婚姻暴力受害因素对不同性别的解释力度。结果显示：农村女性受暴总体高于男性,家庭规模的扩大与家庭关系满意度的提升降低男性家暴的受害,社会支持网规模的扩大增加了两性遭受家暴的风险,“新农保”与“新农合”制度成为降低女性家暴受害的保护性因素,家庭功能衰弱导致家暴的情况没有出现,农村男性与女性家暴受害因素呈有限对称。     

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及结构研究——兼论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

本文通过对311份老年人社会网络状况结构访谈问卷分析发现,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均值为4.63人,其中,年龄、居住状况、照顾子女家庭以及参与娱乐活动等因素对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老年人社会网络的亲密者与老年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相似性,老年人社会网络主要亲密者是老年人的配偶、孩子和其他亲属,这些“强关系”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社会支持.由于家庭规模缩小引起社会网络结构变化,本文对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养老问题提出了基本解决思路.     

东北地区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调查分析——辽宁省一个典型村落的田野调查

对辽宁省一个典型村落的田野调查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有技能的劳动者数量都有所提高,农村家庭决策模式逐渐向男女共商决策模式演变,晚婚晚育普遍,婚姻自主化,婚姻质量提高。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费用逐年提高,农村养老方式正在向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发展。农村职业分化明显,其中亦工亦农亦商和工人阶层所占比例最大。提出了加强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指导和扶持、提高个人道德素质和法制观念、加强对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以及深化以户籍和土地制度为主体的各项制度改革等对策和建议。     

时代变迁催生城乡家庭新变化

引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巨大社会变革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细胞＂的中国家庭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家庭呈现出5大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类型多样化、家庭关系松散化、家庭功能有所弱化。相对固定聚居的大家庭形态趋于解体,越来越多的新家庭形态出现,由此也带来了不同的新人群：独生子女、失独父母、丁克族、单亲母亲、单亲子女、不婚族。这些新家庭形态也导致出现不同于以往的各种新观念,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明显,家庭代际呈现新的对话、磨合。     

农村养老困境与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构建

在分析传统农村养老面临的困境和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绩效的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探索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以弥补正规制度的缺位，走出农村养老困境。农村“草根”型养老模式主要类型有“宗族型”、“华侨型”、“先富型”、“村集体型”、“喜事型”、“互助型”、“自助型”等。该制度的成功运作需要乡村政府、乡村有识之士、村民等充分挖掘本地资源，再辅以配套的管理办法。家庭养老制度、社会养老制度以及“草根”型养老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农村当前及较长时间内走出养老困境的理性选择。     

略论中国近代农村雇佣关系的异质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异质”同存的社会 ,农村雇佣关系上同样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异质”。文章认为 ,流民的大量存在或者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 ,是农村雇佣关系发生的前提 ;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农村雇佣关系“异质”性的表征 ;流民流向新式农垦企业强化了农村雇佣关系上的资本主义特质。农村雇佣关系上的“异质” ,体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 ,有着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     

中国近代儿童公育与非儿童公育思潮对婴幼儿教育社会化的推进

儿童公育与非儿童公育是中国近代两种教育思潮。前者力主先将大家庭小型化 ,后把大小家庭一齐废除 ,家庭养育儿童的任务也随之先社会化 ,再完全公育 ;后者反对废除家庭 ,认为只把大家庭离析为小家庭就可以了 ,家庭养育儿童的任务亦需交社会承担。两种思潮互相争鸣 ,持续长久 ,推动了中国近代家庭的变革和婴幼儿教育社会化的进程。     

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研究CSSCI

在乡村社会中,治理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选择密切相关。当单元规模较小时,“关系—制度型”治理结构具有低成本优势;当单元规模较大时,“制度—关系型”治理结构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所以,伴随单元规模的扩大,乡村治理结构由“关系—制度型”结构转向“制度—关系型”结构,方能实现治理有效。目前乡村社会中,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严重制约或影响着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失灵。而要想走出治理失灵,一方面,应科学看待合村并组,推动治理单元规模调整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合理对待既有关系与制度,既要建构制度与清理制度并重,又要利用关系与规范关系并行,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半工半耕”的区域差异与农民家庭发展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渐趋稳定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主要的经济模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半耕”的状态,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则决定了“半工”的状态。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的区域差异塑造出了强弱有别的、差异化的“半工半耕”形态。“半工半耕”的强度直接影响了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奠定了农民家庭发展的基础。经验视野中的“半工半耕”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它不仅是理解转型期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维度。     

北朝与宋以后累世同居大家庭比较研究

宋以后的累世同居大家庭多是庶族地主、平民百姓的大家庭,绵存时间很长;而北朝的累世同居大家庭主要是豪族家庭,其绵延时间也比较短。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制度的变迁。     

孝的观念与唐代家庭

孝观念在唐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将世俗的道德规范明确界定为法律规范 ,使礼入律法 ,刑惩非孝 ,以强制性法律手段迫使人们遵从孝道。唐代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 :家庭关系中家长权利强化 ;子女对家庭义务呈多样化发展 ,且具有了明显的强制性特征 ;家庭规模趋于扩大及同产共居式大家庭的制度化。     

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权利基础及其限度

从社会权利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孤儿保护体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农村孤儿主要由父系扩展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和替代性养护。亲属养护的前提不是基于儿童拥有普遍的公民权,而是基于儿童在家庭之内,特别是在父系血缘家庭内的亲属权。基于亲属权的儿童保护制度有其优势。但是,在家庭规模缩小,针对儿童个体发展的抚养成本提高,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亲属照料得到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减少的情况下,基于亲属权的制度已经不能对儿童提供有效的保护。因此,中国的儿童保护制度迫切需要根本性的转变,即从基于亲权保护原则的制度向基于公民社会权利制度的转变,以便对所有的儿童提供有效的支持和保护。     

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然而,中国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表现出的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现代化转型策略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基于此,在家庭现代转型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张力下,中国家庭代际差异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弹性的家庭代际差异制度使农民在城乡社会流动中具有充足韧性和保障。     

留守妇女现象与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

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家乡的现象使得农村社会性别分工第一次脱离了地域限制,并由性别分工变化引起性别关系变化。以性别主义和家庭策略理论为分析视角,讨论“男工女耕”引起的农村社会性别关系变化,可以发现,在性别资源占有不平等基础上产生的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因地域割裂、妇女行动自主性、夫妻双方的主观评价等原因促进了妇女家庭决策权的提高,农村性别关系趋于平等,并且在日益撼动我国农村传统的性别规范。     

江苏省社队规模调整述论

“大跃进”期间，由于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农村社队规模过大。社队规模过大，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管理，而且是农村以“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五风”盛行的原因之一。“大跃进”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江苏省委严格执行国家社队规模调整政策，对社队规模进行了大力调整，使其规模大大缩小。社队规模的缩小，提高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水平，调动了社员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好转。     

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困境解析

随着社会转型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并陷入严重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供养水平不足、生活上日常照料欠缺、精神上慰藉需求匮乏等方面。基于“结构—关系—主体”的分析视角,系统阐述了农村养老困境产生的机理。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社会养老氛围淡化、土地保障功能弱化以及社会保障功能不足等是 “结构性”因素;村庄共同体中传统长老秩序弱化、父权制衰落引发中青年崛起和女性地位上升带来的婆媳矛盾显化则构成了“关系性”因素;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以及“顾彼失此”为“主体性”因素。即便如此,家庭养老模式因其特有的功能无法被替代,仍为现阶段农村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     

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农村地权关系及其演化机制——基于要素-技术-制度框架的分析

传统中国的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化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放弃了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进一步深化,土地交易市场化趋势加快;应用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分析框架,从人口、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动力机制,会发现人口压力是近代农村地权关系演变的主要动力;而农业技术层面进步缓慢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受阻是影响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发挥以及进一步变革的内生因素.     

近代中国农业土地利用结构

分析了近代中国人地比例关系的变化以及农业生产中的土地利用结构。揭示了近代中国农村人均农田面积不断减少的趋势和种植业、畜牧业、林业等用地比例的变化，简要分析了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     

试论家族法的成因及其历史影响

家族制度对封建法制的影响被概括为法的“家族主义”。它是指在封建法制中,不仅法典具体条款充分体现了以家庭伦理关系和宗法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而且以家族伦理关系为基础,将其作为立法与司法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家庭制度与古代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国与古代西方社会是有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２０年前,由一部分农民自发倡导的“大包干”而引发的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在中国农村悄然兴起,继而它如同星星之火,逐步发展为燎原之势,在广袤的农村中蔓延、扩展。而今,以家庭为主体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这一制度创新给中国农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