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实现我国科技政策重点的转变

根据侧重点的不同,科技政策可以分为科学政策与创新政策两种类型。前者以促进科技发展为主要目标,而后者以促进技术创新为主要目标。各国的经验表明,与科学政策相比,创新政策比较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科技政策至今仍未摆脱“科学政策”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1．仍然注重基础研究;2．政府仍然大办科研机构;3．现有的科技政策手段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不是很大。为此,我们应当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实现我国科技政策重点由科学政策向创新政策的根本转变。     

欧盟科技政策历史变迁研究文献综述

国际科技合作既是当代大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合作国追求共同的科技前沿、解决面临的共同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欧盟是当代国际科技合作的典型案例,它所建构的科技合作制度与协调机制对我国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对国内外关于欧盟科技政策历史变迁的相关研究进行较为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欧盟科技政策形成、政策发展及政策特征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研究中现存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深入认识欧盟科技政策历史变迁规律和趋势,以及相关研究奠定文献研究基础。     

科技政策评估的方法论体系及相关性研究

科技政策评估方法是科技政策评估的操作环节,合理而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可以体现出政策的价值导向,本论文试图建构一个科技政策评估的方法论体系。同时,相关性问题是科技政策评估中普遍忽视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本文详细阐述了相关性的内在本质,并分析由相关性所导致的政策评估问题。     

科技创新链视角下科技政策完备性研究

科技政策的效力取决于政策系统的完备性和各项政策的成效,考察中国科技政策的整体效力如何,首要的问题在于研究科技政策是否完备。通过构建基于科技创新链的科技政策分析框架,从政策数量、政策等级和政策针对性三个方面,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对2006年以来国家层面339项科技政策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科技政策较为完备,但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如应用研究环节政策数量较少、产学研结合缺少专门政策支撑等。     

关于我国区域科技政策制定的思考

概要介绍了我国区域科技政策制定的发展历史,探讨了我国区域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入世后我国区域科技政策的制定提出了建议。认为确立区域科技发展战略模式,是研究区域科技政策的首要问题,要以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为重心的体制创新为前提,重新审视我国区域科技人才政策,区域科技政策的制定要坚持确立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等。     

中日最新科技创新政策的比较研究

2006年,中日两国各自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由于经济发展步骤和科技体制的差异,所以两国最新科技创新政策在制订背景、政策目标、战略重点、政策环境以及特点等方面都存有诸多异同。日本的最新科技政策对中国有着较强的启示,这表现在:科技政策的制订应更加具体、有针对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产学官"的合作研究体制。     

工业发达国家科技政策实施效果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工业发达国家的科技投入经费、研发人员数、制造业出口结构、技术进出口平衡等指标对过去10年科技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三个重要见解:一是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研究与开发密集度普遍上升,成为科技创新成果涌现的物质基础;二是新一代技术产业的创新来自于学术研究,从而使一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决定了其科技创新实力,并且使科学与技术的高度融合变成新兴科技产业创新的特征;三是美国大量投资基础科学的政策造就了新一代技术产业的绝对优势,弱化了德国、日本等国家只在现有技术产业开展创新的科技赶超政策效果。     

论现代技术风险与科技政策调控

风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焦点和主题,它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风险理论的发展是与风险社会现实的加剧分不开的,今天的科技进步正成为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源。现代技术风险的危害表现在自然生态的破坏,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及人自身的压抑与统治等多方面。面对技术风险,需要建立科学的技术风险的管理和防范机制,更需要对技术发展进行科技政策的调控,这种调控包括科技政策的统筹、科技政策的调整、科技评审的政策导向及科技评价的政策支持等多方面,通过政策的调控能促进我国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科技政策制定主体的政策认知及政策分析

科技政策的制定受到政策制定主体对科学技术及其功能认知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形成了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基础。现实中,中国科技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受到来自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科技自身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宏观科技政策的输出是这种政策向度在社会形塑下得以显现的具体形态。通过分析改革开放后科技政策的输出表明,中国科技政策制定的理念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但还有待完善。     

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社会政策效应

维也纳大学罗斯那先生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工具分析社会政策制定的原因,并探讨了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目标、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以及两种类型的分配效应等,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本文对其进行详细述评。     

国外科技创新政策评估研究现状、特点及启示

在当前科技管理改革背景下,科技创新政策评估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并日益受到政府部门、创新主体和科技界等方面的广泛关注与重视.通过文献考察、调查分析和案例研究发现,国外关于科技创新政策评估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在政策评估框架、方法和指标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对中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研究认为,目前中国科技创新政策评估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理论方法不完善、评估范式缺失制约了评估实践发展,因此,加强评估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建构,应是下一步中国科技创新政策评估发展的重点.     

昆明市科技政策体系研究——基于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的视角

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是昆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加快科技政策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通过对科技政策体系现状的分析和梳理,总结了昆明市30多年来科技政策制定的特点,经过与先进城市的横向对比,找出昆明市在制定科技政策的思路、范围和政策落实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昆明市作为省会中心城市的角度,理清了创新型城市科技政策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提出"十二五"时期昆明市建设创新型城市科技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并对如何加强与完善昆明科技政策体系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韩国的科学技术大众化政策及其在形成科学技术文化中的作用

韩国自 60年代以来 ,为了推进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的实施 ,培养一些必须的科学技术人员 ,同时为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迅速向科学技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能够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使国民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国家发展事业中来 ,韩国大力开展科学技术大众化事业。韩国的科学技术大众化事业 ,随着政府科学技术政策的发展、社会性大事件和民间的要求 ,逐渐地深化发展下去 ,并逐步向科学技术文化靠近。韩国在短短的 30年内 ,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 ,逐渐完善了以国民的参与和需求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政策     

宏观科技传播研究:体制、政策与能力建设

科技传播是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大力发展的一项社会事业,科技传播研究不能局限于微观的技术性研究,也要特别关注宏观层面的一些重大现实课题,例如国家科技传播体制、科技传播政策、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等问题。本文在总结笔者前期研究及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国家科技传播体制、科技传播政策、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等概念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在发展科技传播事业的过程中,应建立“一府(政府)两体(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和科技传播事业的社会援助体系)”的科技传播新体制,建立包括公益性发展政策、产业化发展政策、技术发展政策在内的科技传播政策体系,建立定位于提高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新格局。     

公共政策学发展的路径选择

我国公共政策学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有五：一是扩大宣传与普及，努力提高公共政策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加强理论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三是改进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水平；四是重视学科基础，努力强化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建设；五是参与政策实践，努力夯实公共政策学发展的现实基础。     

邓小平政策思想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政策思想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政策一般论,即邓小平关于政策的作用、功能、本质、特征、结构等问题的基本观点;第二层次是政策过程论,即邓小平关于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价、稳定、发展等过程的分析和论述;第三层次是现实政策论,即邓小平关于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社会等领域的具体政策主张。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科学和技术政策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提出,中国新近出台的科学和技术政策自然成为各国研究者、决策者观察分析中国的焦点。日本学者近期研究评述中国科学和技术政策的视点集中于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战略、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官产学合作政策等。日本学者对中国科学和技术政策的善意的、建设性的评述,为中国科学和技术政策的创新提供了启发性的观察视点。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

介绍了太原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工程力学专业通过探讨系所联合办学、师资建设和教材建设、开展校园科技活动和加强毕业论文管理等 ,在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方面的一些措施和已取得的成绩     

深化西部农村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我国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科技。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农村科技体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存在着科研机构条块分割、农业科技投入机制不完善以及运行机制不畅等弊端,需要进一步在农业科技组织机构、投入机制以及科研机构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实现农业科技与经济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