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法家的法治之再审视

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加强法治建设的今天，历史上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作为文化资源（或思想资源、思想资料）应该加以研究，对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应该研究。本文提出法家的法治之再审视这个话题，做了几点重新思考：第一，法家确认法治优于人治，是很了不起的；第二，整治新权贵阶层自身，是法家法治的重要方面；第三，关于法家的人性好利论；第四，无视个体生命价值，是法家法治的致命问题。     

试论邓小平理论中的法治思想

在西方,最早对法治作出较系统理论阐述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中国,法治最早是由先秦法家提出,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法治作为一种“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既与人治相对立,也不同于法制。法治思想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法律的主导性思想是精髓;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是保障;普及法制教育思想是基础。     

简论法家伦理对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此,法家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反对儒家的"礼治"。虽然法家伦理与现代法治精神有本质的区别,但其强调法律的平等性、公开性等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借鉴意义,是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思想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法家都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因而其法治思想存在着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尽管如此,两者在为何实行法治（法治的理论基础）、如何实现法治（法治的主要内容）以及通过法治要达到什么目标（法治的最终目的）等许多方面尚存在重大分歧。分析、研究两者的异同及其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思想初论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今日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一件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工作是：把传统思想放在今日法治建设的视野内，以法治为基点挖掘、分析那些蕴涵着法治建设精神营养和文化资源的思想遗产，诸如早期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庄子哲学中的自由主义与人本思想、早期儒家中的人本和民本思想、中国古代有关义与利的基本理论以及调和、折中、互补的争端解决思想；清理那些来源于传统思想的、阻碍中国今日法治实践的认识误区，例如，工具主义法治观和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的同一。     

建设法治社会与“以人为本”的密切联系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法治思想既要继承古代法治思想的优秀成果,又要结合中国国情,最终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传统的法治思想内容庞杂,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而且古代的"法治"和今天我们提倡的"法治"社会建设完全不同。封建社会毕竟是皇帝说了算,因此古代的"法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人治"。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区别。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刻不容缓。为了更好地吸收传统法治思想的精华,理性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才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给我国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优秀法文化的创新转化

优秀的中华传统法治文明，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与基础。以儒家、法家为代表的中国优秀法治文明，与现代法治并不相悖。国家富强的目标、奋力改革的取向、德法并治的方式，有利于推动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并构建适应中国人民生活的法治模式。人民取向的法治观、平等的法律保护、“天下大同”的法治视野，又成为现代法治创新的重要智识资源。     

法家“法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法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学术派别。法家"法治"理论及其实践活动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条件下,用现代眼光对中国古代法家"法治"理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韩非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他创立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对他的法治思想的介绍,以说明他的思想对于当今我国建设法治国家重要的借鉴作用.     

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基石：法治本土资源借鉴

以“好利恶害”人性论为基础、呈现“伦理法”品性的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民主法治建设的现代性要求运用具有现代特质的法治思维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提供制度性基石，这就需要剖析古代法治思想体系中存在的内在悖论对其加以批判．     

论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华,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一套完整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思想。韩非的法治思想重法治,弃德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则强调德法相济。当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研究韩非法治思想的局限性,主要是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规律和法治道路。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浅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

屈原思想中存在儒家、法家、道家思想成分,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承认,但是屈原法治思想部分却最被忽视,研究最不深入,据于此,讨论屈原法治思想将从屈原时代的法治思想特点出发,以屈原辞为依据,探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应是齐法家学派。     

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历史透视

当代中国法治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物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法治思想，乃是这场法治变革的理论基础。文章在分析邓小平法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着重探讨了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取向，从而进一步加深对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正确理解，明确“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历史基点。     

论韩非“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从法家思想的源流出发,探讨其重要代表人物韩非的“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同时对其历史局限亦作出大胆扬弃,以进一步辩识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涵,为现代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

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毛泽东思想的法律思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正确理解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法治内涵的解析,深入认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基本原则、战略措施的论析,全面把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的推进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二者并举,不可偏废.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二者并举,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