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命”观念的诠释

孔子对于"命"与"天命"的说法,因其个人生命历程的感悟与对弟子的随机指点而呈现多元的意义,甚至引发墨子对儒家之"命"与"天命"说的批判。探究孔子对"命"与"天命"在概念上的意涵,及其为何如此诠解,正足以表征儒家之特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使命感,与面对主客无法和谐之际、人我疏离之情境下的自处之道。     

论黄天鹏"说论家"素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黄天鹏认为,报刊"说论家"作为大众"先觉者"、世俗"洞彻者"、时事"审析家"与社会"评判员",应该具备较为全面和综合的各种素质与基本涵养,概言之:精深之学问、丰富之知识;敏锐之眼光、冷静之头脑;缜密之心思、细致之心灵;热烈之情感、优美之文笔.其观念与提法,不仅对当时培养和造就优秀的报刊"说论家"可资参考与提供鉴衡,而且对目前报刊评论员的自我提升与素质修为也有较大的现实观照与历史启悟.     

方以智对生死的诠释向度

生死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生死关切是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之主题。方以智在反思与批判基础上会通三教之生死旨趣,提出了"生死之技"与"生死之道"之分野,并从"心通生死"、"生死不二"以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等向度对"生死之道"进行了深度诠释。方氏关于生死的关切与诠释进一步拓展了传统生死观的内涵,形成了其特色独具的生死智慧。它不仅对其自身的生命路向的选择影响巨大,而且对当下处于浮躁世风之民众超脱生命困境、考量生死之意义亦极具价值。     

宋儒认知和处理佛教及佛、儒关系之情状——朱熹的检讨和超越

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4个方面,展示了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认为朱熹在这些方面既有所继承,亦有所超越.     

新“十字路口”：传播学之时间研究及其理想境界

有关社会转型之论述此起彼伏,论者常推举电子媒介以及时间概念之重要,但却不愿意多着笔墨关注时间,这无疑是传播研究的机遇:研究者应抓住时间与电子媒介之关系,发展基础理论,形成传播研究之新"十字路口".以往传播研究虽也涉及时间概念,如"媒介使用时间"、"广电媒体对日常生活时间之建构"、"新闻报导与时间概念"、"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但研究者或仅将时间单纯视为工具,或仅研究测量意义之时间,对时间观念关注甚少.因此,从历史角度研究时间观念之变迁,重视电子媒介对新时间观念之塑形,未来更可发展传播学之时空理论,这对增加传播学的理论性与自主性无疑大有裨益.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试论白石词与老杜诗的暗通之处

词与诗本为"异质"之文体,但白石词与老杜诗却显出某些"同构"之迹象。白石词与老杜诗有其相似的社会背景、相近的人生经历、气质及创作态度,从而可以使诗与词之固有藩篱消弭于无形,呈现出相通之风貌,再次证实了"转益多师"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的乐府批评

清末民初的乐府诗批评,参与批评的文学家既多,其所批评的内容亦多种多样,应有尽有。其中,以刘载熙之"乐府综合论"、朱庭珍之"乐府作法论"、张山之"乐府诗题材论"、梁启超之"汉魏乐府论"、黄节之"汉魏乐府风笺"最具代表性。而且,其创获之丰硕,特点之鲜明,是绝不亚于清代前、中期之乐府诗批评的。对清末民初这些"乐府批评论"进行归纳与述论,有利于认识与把握清末民初的乐府批评。     

论韩愈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

以创作思想为例,论述韩愈对<文心雕龙>之认同与借鉴.韩愈创作思想主张以情为主,强调"不平"之思、感激怨怼、"勃然不释"之情对文学的感召、激发,与<文心雕龙>"立文本源"之"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脉相承.创作修养上,二者皆主"虚静"说,主张多积累、多体验;文学风格上,韩愈认同刘勰之风格多样化的主张,坚守执正驭奇的基本指导思想.韩愈从创作思想上,认同与借鉴刘勰之理论主张,从而建立了正确而通达的基本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孔孟“士”说同异论

儒家的"自我认同",在先秦是藉"士"说来表达的。孔孟都以"固穷而守义"来揭示"士"的本质特征,并强调"士"欲保持与体现其本质,当志于道,以践"仁"为己任;但孟子的"士"说,在对"士"之自我认同之主体意识、"士"之身份特征与社会地位、"士"之存在价值以及"士"之使命等的论述上,都可谓丰富与超越了孔子"士"说,成为原始儒家"自我认同"说的代表性学说。     

《三国演义》中的政治神话及其美学效应

《三国演义》中的宗教描写本质上是一种以古代天文学——谶纬神学为基础的政治神话,它所展现的预测和神示,主要围绕着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而展开。从分析宗教叙事的角度入手,《三国演义》中的星象占、气象占、物象占、人象占和谣谶等手段,不仅组织情节、塑造人物、预示叙事走向,更渗透着历史价值观念。《三国演义》有策略地在历史小说中安排政治神话,这不仅是文学仿史的做法,也是一种增强阅读审美的手段。     

佛教的卜筮信仰——以藕益智旭卜筮活动为中心

传统认为,佛教不提倡卜筮,但其实佛门也有自身的卜筮信仰,不仅有佛教经典作为依据,而且也有实际践行的历史记录。这种信仰隋唐时就已出现,明清时得到广泛发展。明末藕益大师是积极施行的代表人物,他的卜筮活动主要是拈阄与地藏占察。他将佛教卜筮与传统易占做了区分,并撰《周易禅解》以佛教卜筮理论解读易学,他的理论注疏和实际践行对佛教卜筮具有“正名”的价值。除了儒释道相融因素,末法时求疑与利他的需要、密宗影响也都是促进卜筮信仰发展的因素。     

谶纬与魏晋南北朝赋

谶纬包罗繁富,是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必读书。它推动了赋的繁荣。谶纬的五德历史观是赋家颂扬君命天授的最有力工具。谶纬的祥瑞之象是赋家歌功颂德的最佳材料。赋家还广泛吸收借鉴了谶纬中的天文地理等丰富内容。谶纬的想象丰富、语言精美还影响到赋的奇丽之美。     

占灯术源流考：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发微

根据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杂占要抄》中的“占灯吉凶法”，可以解明唐代占灯法的基本性质，其法当为燃灯置于灯轮之上，逐次转动灯轮，根据想要占卜的事项所对应的灯的状态进行吉凶占验，是糅合了数占、杂占、阴阳五行、禄命行年的一种“易杂占”。占法的灵验性与药师佛信仰和仪式密切相关，法器则借用了佛教灯轮。写本学分析以及Ch 1634与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占卜书M556中的占灯预兆的印证，表明Ch 1634的抄写者可能为粟特裔摩尼教教徒。占灯术在宋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以灯焰、灯花占察风云气象和人事吉凶，进入道教灯仪，并曾在我国西藏、蒙古和卡尔梅克地区以及日本广泛传播。占灯术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重建中国数术文化的世界史，也为从知识—信仰—社会生活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考。     

兴诗：一种原始实用技术的转变

就“兴诗”的特征和“起兴”的前后逻辑关系来看,其所具有的前后无关联性和神秘性与原始宗教巫卜文化关系密切。如果认同这一结论,那么结合兴诗的特征不难看出“兴诗”最原始的雏形与先民对祸福吉凶进行物占的歌谣与占辞最为相似,它的“托事于物”和“托物兴词,全不取义”的特征与原始巫卜文化中的物占也最为接近。也就是说“兴诗”是从具有原始意味的实用技术——原始物占转化而来的。     

当代新疆地区蒙古族萨满类型和职能的调查与分析

在曾经信仰萨满教的北方民族中,今天多数仍有萨满教遗存,现新疆地区的蒙古族中仍有昔日萨满教的遗迹,但他们的类型及其职能已随时代的变迁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现存的萨满类型及其职能主要包括,以治病为主兼主持祭祀仪式、行占卜术的“古日屯”;以治病为主又兼行占卜术的“多木其”;还有专司占卜的“比力克其”和以正骨术扬名的“牙斯巴日格其”。     

由“占筮”到“德义”——据帛书《易传》析论《周易》解释的视域转换

早期易学解释的视域,存在着一个由"占筮"到"德义"的内在转化过程,这在马王堆帛书《易传》中有较明确的体现。《周易》本源于占筮活动,早期巫史多将其用于占筮实践。随着人文理性的崛起,占筮活动逐渐纳入丰富的德性、义理内涵而转成为"德占",《周易》也被赋予涵盖一切的哲理内涵。后来的儒者完全摒弃《周易》的占筮之用,将其看成圣人之"遗言"或教导,以一种较为彻底的"德义"视域实现了《周易》之经典化、文本化。     

敦煌相书残卷S.3395、S.9987B1V考论

敦煌相书残卷S.3395、S.9987B1V是同一写本的两个残片,可以拼合。通过对此残卷的篇目划分、语言、内容解说的分析考察,比较了它与敦煌许负系统相书的异同,认为它是在许负等传统相书基础上,汇录当时的各种相书及流行相法,重新编纂而成的一部新的相书,是居许负相书与传世相书之间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相书,反映了唐代相术发展的实际情况。     

从《文心雕龙·正纬》看刘勰对谶纬的态度

刘勰对谶纬的态度，研究界曾经给予了较多的负面评价。随着谶纬研究全新视角的开启，两汉谶纬之学的文化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它与远古先民“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有内在的承继关系，在汉代的文化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心雕龙·正纬》直面这一文化现象，并把它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肯定，表明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超出了时代局限。     

汉易卦气学论要

卦气学是西汉人将易卦与二十四气结合建构的占筮学体系，《周易》本经中本无卦气观念，故后世用卦 气学解经的种种说法皆为于经无据之妄说。卦气说的理论支撑为阴阳二气运行的原理、天人感应、五行生克及其派生的 五行运数原理。在两汉社会政治生活中卦气学实际是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参与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理论形式虽存 在严重问题，但对中国古代气论哲学的发展有启示作用，并存续了先秦儒家的德治和仁政思想。卦气学与洪范庶征学有 密切关系。这种学问虽借用了历法知识，但对历法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