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伦理的嬗变: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

在古希腊,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创的个体融入城邦的理想城邦政治理论标志着黑格尔与马克思所钟情的共同体伦理生活的发轫。黑格尔在对古希腊国家伦理生活的扬弃中保留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目的是在调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共同体伦理;马克思却想在清除的意义上扬弃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建立一个在公有经济和公有财产的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绝对共同体。     

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制度伦理思想初探

作为一个德性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十分强调德性对于个人和城邦幸福的至关重要性.但在个人善与城邦善二者之间,他更强调城邦善的优先性,认为城邦的善更为重要,更为完满.并进而认为,城邦的善即正义,正义即合法与平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据,是城邦立国的原则和社会安定的基石,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对制度伦理的探索无疑具有久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

“城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的基石性概念,也是整个希腊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自然、政治和善既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三层重要内涵,也是透视“城邦”哲学的三个重要维度。自然是其城邦哲学的本原性之维;政治是其城邦哲学的现实性之维;善是其城邦哲学的理想性之维。三维互构互渗的共在,是理解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前提和基础。     

社群共同体之“公共善”何以具有优先性——“实用主义”政治伦理信念的正当性辨析

在有关社群共同体生活的政治伦理信念和道德价值之维的根据与合理性问题上,实用生义哲学基于公共善本位的“有效性思维”理论,用所谓“统一的经验整体”的理论,厘清了“社会”与社群“共同体”的合理关系问题.在政治伦理的价值信念问题上,实用主义致力于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实践整合,将社会正义视为社群共同体的最高德性,以此实现对民主共同体之生活模式的构筑以及“民主化了的个人形象”的实践塑造.实用主义有关正确划定“政治国家”和社群共同体边界的思想,对身处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克服狭隘经验主义与功利主义等的社会伦理观,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柏拉图政治管理思想合理性的哲学追问

柏拉图的政治管理思想是其建构理想政治城邦的基石,其政治理想的出发点是强调个体善,即激情与欲望服从理性的指导,进而走向个体灵魂的和谐;其政治理想的目标是实现城邦正义,即生产者与护卫者服从统治者的领导,城邦各阶层成员各尽其责,进而走向社会秩序的和谐。然而,对每一独立个体而言,其追求自身灵魂完善的可能性与服从城邦等级制度的僵化性形成内在悖论。柏拉图按照个体灵魂素质差异进行社会职责分工,进而用"正义"连通个体善与公共善的政治管理思想的合理性有待商榷。因为,一种合理的政治管理模式的确立,既要考虑个体需求的满足以促进个体善的实现,又要考虑社会需求的满足以促进公共善的实现。     

马克思人民主体性的国家建构思想——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探讨

马克思突破了原子式个体和国家伦理实体两极对立的政治哲学研究方式,从现实的、具有社会特质的个人出发,提出了人民主体性的国家建构思想.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立宪君主制的国家观,揭露了黑格尔通过国家伦理实体规范个人、实现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统一观点的抽象思辨性,并同主张通过抽象个体间的契约形成"公意"的国家观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把民主制作为同国家的人民基础相契合的制度,主张建构人民性的行政权和立法权有机统一的国家体系,以便解决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劳动和享受分离的问题.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政治哲学研究方式、重视国家解决社会利益矛盾效能的观点、把建构人民主体性的国家作为实现人民自由的重要途径的思想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政治批判与经济学批判

通过对浪漫主义国家观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观的批判,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的个体原则与政治国家的普遍性原则调和为一种统一的国家哲学。这种国家哲学以哲学的形式,实现和完成了以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分离和融合为标志的现代政治国家。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政治性的批判分析,以及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等级经济性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用神秘主义来掩盖尖锐的政治矛盾和经济冲突的虚妄性。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与时代意义

黑格尔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继承和超越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逻辑是:家庭(伦理性与实体性的统一)——市民社会(伦理性与实体性消失,个体独立性得到彰显)——国家(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相统一的伦理和精神);其运行逻辑是: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个人需要升华为社会需要,个人的特殊性升华为市民社会的普遍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基于“应得”的分配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维护城邦和谐发展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城邦公民幸福的手段。正义既是一种个人的善,也是一种城邦的善。由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普遍性的正义,另一方面是具体性的正义。其中,具体性正义又根据调节对象与分配依据的不同而被划分为分配正义、回报正义与矫正正义三种形式。分配正义集中体现为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重视以及对城邦正义体制的安排,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分配正义注重通过对人们内在性美德、品质进行评价与划分,实现对于“基本善品”的合理分配,即通过对美德的培养实现对城邦整体公共产品的分配。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是一种基于“应得”的分配、结合按数量分配的折中式分配正义观,不仅注重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培养,也注重政府发挥基本性调节作用,这对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继续完善分配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黑格尔与马克思市民社会问题解决路径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在德语中具有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层含义.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批判了现代市民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构建一种崭新的共同体来解决问题,但这些表面的相似性却暗藏着两人理论上的根本分歧.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导致共同体的失落.黑格尔将其原因归结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离.因此,他试图通过理性国家这种共同体来教化个体,通过有产者的思想改变来维持市民社会的存在.马克思没有囿于抽象意义上的一般市民社会,而是深入到了现实存在的打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烙印的具体市民社会.他提出了与黑格尔不同的市民社会问题解决路径,即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在更高的层面上挽救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虽然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解决方式各异,但同样具有现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公共生活世界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之作为人的生活世界的善的美德具有各种层面,它们共同存在于政治正义善的关系之中.政治正义善不仅给出了个别善之成立的宏观框架,而且本身就是在与个别善的互动中表明了自己的整合性善的崇高境界的.尽管作为思想善的"沉思"超拔于其他善,但它仍须通过美德和正义才能导出.符合正义的城邦政治先在地为个人冲突提供了调适秩序,它也是个别美德的完美再现.     

浅议马克思国家观的理论源起、内涵及当代启示

“国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贯穿人类发展始终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以黑格尔关于市民与国家的结构关系为基础起点,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突破黑格尔法哲学的框架,深化市民社会的反伦理性质,定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建构性关系。追溯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并探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逻辑”,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在理论辨析中挖掘关于国家治理和建设的核心方法论,一方面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遵循的方向道路提供重要线索,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亚里士多德“城邦善与公正”思想对现代公共管理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善与公正的探索，为现代公共管理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道德资源。阐述了以城邦善的伦理精神建构公共管理，以公正的基本原则实现公共管理的观点，这对现代公共管理有着深远的启示，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并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并且决定政治国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善与正义的现身

在追求善的生活过程中,为了避免直接民主引发的＂多数暴政＂和僭主政治对直接民主的恶意利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炼出了善与正义之关系的理论。柏拉图侧重于通过正义的哲学王或法律使善的理念现身,亚里士多德侧重于通过具体的公正谱系使正义现身。善与正义的关系本无优先性之分,但由于罗尔斯重述＂正义优先于善＂的论断,在反驳罗尔斯论断的过程中,社群主义重述＂善优先于正义＂的论断,使得善与正义的优先性之争成为西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论的焦点。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的三维阐释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泉。劳动、资本、国家是马克思阐释社会共同体的三个维度。国家是马克思反思社会共同体最早关注的问题。马克思透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迷雾,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掀开了国家共同体的虚假面纱。资产阶级国家共同体是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历史生成的,国家共同体的秘密存在于市民社会。资本是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共同体的核心概念。马克思青年时期从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实质是围绕国家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向围绕资本问题的经济哲学研究的转向。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理解市民社会秘密的钥匙。劳动是马克思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立足劳动立场,把建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条件是劳动社会化的充分发展,主体力量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为新时代法治国家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方法和价值原则。     

柏拉图《国家篇》中的正义论

柏拉图的《国家篇》是一部系统的正义论,所谓正义就是理想城邦中成员各司其职,从而使城邦和个人体现出一种整体的和谐。这种正义论虽具有客观性,却没有具体的、主观的内容,只是一种伦理上的而非道德上的正义。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发展理路

《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使曾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产生了动摇，他揭示了“实然”的普鲁士国家与“应然”的理性国家间的矛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初步阐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在《德意志形态》中，他深刻阐明了“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的观点，从“实际的利益内容”与“虚幻的共同体”分离的新维度探究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特殊利益——普遍利益”的二元模式具体化为“单个利益——共同利益（实质是阶级利益）——全体利益”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预设着把国家纳入到社会机体中整体把握的思想走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机体”和“资产阶级社会”这对研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化、科学化。     

从“社会”语义变迁看马克思“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深刻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离不开对“社会”语义的历史考察,事实上,独立完整的“社会”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典共同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共同源头,工商业活动的扩展造成古典共同体的分殊化,导致了“社会”与“国家”之分。黑格尔从苏格兰常识学派那里转译的市民社会概念抽空人类秩序的应然性规范,突出群体生存生活的实然性纽带。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满足人类需要的设定,悬置“社会”的商业交换特征,把“社会”概念的内核转向生产,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尺度展现出“社会”的历史面相。一方面,社会形态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国家需要维护特定社会形态相连的所有制形式。因此,社会形态和国家性质都具有历史维度,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孰强孰弱的静态格局,而是以所有制形式为中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动态进程。“社会”语义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亚里士多德理想城邦构建思想探析

在古希腊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是较早思考理想城邦问题的哲学家。在对待如何构建理想城邦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有许多思考,包括“公正”是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和教育使城邦成为团体而达到统一,并提出了包括当政者要注意细节讲诚信、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城邦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并要实现自给自足、凡是对城邦共同体有卓越贡献的人理应在城邦中享有更加显赫的地位、城邦各部族间的失调易引发内乱、城邦的至善是不使城邦毁灭以及共同的文化活动使人们获得集体认同感等构建理想城邦的七大途径。探析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构建思想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