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曲江游览区的兴衰

在唐代京城长安的东南隅,有一处游览胜地,因为它以曲江一池秀水为中心,周围有芙蓉苑、乐游原、杏园和慈恩寺等名胜,故名之为曲江游览区。 早在唐代以前,少陵原西北边缘就有一个天然池沼,因其形状弯曲,故名之日曲江。秦汉时在其南岸修建宜春苑时,曾对它加以开拓,并由其西侧引来地下泉水。但泉水水源毕竟有限,隋初兴建大兴城时,宇文恺曾对曲江以南的地形作了详细的勘测,终于在少陵原上开凿了一条长约二十公里的黄渠,把义谷水引入曲江。引水以     

唐代咏陵诗及其史学价值

唐咏陵诗以抒情主旨而言,有抒发人生虚无感怀者,有议论陵主生前政治活动、评价其政治功过者,亦有以咏陵而刺求仙、戒厚葬者。唐咏陵诗不仅为读者了解秦汉诸帝陵在唐代的保护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今人了解唐代帝王丧葬礼仪,陵园守护、祭拜制度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唐代通俗诗研究

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教语汇和社会俗语,把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从而对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其“象喻”的说理形式对王维、白居易以及宋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刺政、舒愤与唐代怨诗

"诗可以怨"具"怨刺上政"和"舒心志愤懑"两个向度,虽正统思想重在"中和",但钱钟书先生仍指出了经学家的异端看法,列举出从何休以来刘勰、钟嵘等人对"可以怨"思想的发展。而韩愈对怨诗的肯定,可看作是唐代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白居易所论也与之相辅。若不包括讽谕诗及宫怨、闺怨等诗,因唐代特有的政治、社会生活及所行制度,使得怨诗有了各自的生成机制。唐人的怨诗主要可分为四类:怨战、迁谪、落第、离别,它们多是以真情动人的好诗。     

得书难易与取士之标准

对于唐代为什么以诗赋取士,已有不少论者探讨,如张蕊《唐代诗赋取士制度形成的原因》一文就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唐代以诗赋取士的原因,即:儒家的诗教传统;唐代诗歌的繁荣;李唐统治者作为北朝民族的作用、社会风习的作用、不同政治集团利益、诗赋本身具有的特性等。     

杜诗考索

杜诗考索丘良任《九日曲江》是入蜀后诗杜甫《九日曲江》诗，仇兆鳌于题下注云：“当是天宝十二载作。盖十三年九日有寄岑参诗，十四年九日，有杨奉先诗，此诗盖在前也。”《杜诗镜铨》、《读杜心解》均编在天宝十二载。时杜甫在长安。诗云：“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     

论唐代宫怨诗的嬗变轨迹

一般认为,盛唐宫怨诗达到了宫怨诗的极致,从而将唐代宫怨诗推向了历代宫怨诗的顶峰。笔者以为,唐代宫怨诗在初、盛、中、晚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新变风貌,正是这些不同的新变风貌共同成就了唐代宫怨诗,使其成为后世永远无法复制和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峰。文章尝试呈现唐代宫怨诗在初、盛、中、晚各个阶段的嬗变状况,并试图从文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以及宫廷仕女画的启发等角度揭示其原因;也兼论唐代男性写的宫怨诗与女性写的宫怨诗在情感心态上是以怎样的方式达成了默契。     

禅与唐代山水诗

唐代山水诗在唐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除了有一大批山水诗人外,其他许多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都写过部分山水诗。唐代山水诗在继承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田园山水诗传统的同时,又创造了一种空闲凄清、深沉冷寂的风格,这种风格一方面与唐代某些文人避免政治,隐居山林及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何关,另一方面,与唐代禅宗的盛行也有内在的思想联系。本文仅就后一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一魏晋时期的山水诗并未形成繁荣局面,其内容主要是田园风光和自然景物,陶渊明和谢灵运是其主要代表。陶诗长于田园风光,沈德潜认为陶诗“清远闲放,是其本色”(《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上     

情有独钟寄嫦娥——解读李商隐的“嫦娥”诗

李商隐有7首诗提到嫦娥,是唐代诗人中取嫦娥题材入诗数量最多的一位。在这些诗中,作者赋予嫦娥以孤独、寂寞、惆怅、凄楚的审美特征和一种超逸出尘之美。这既与嫦娥神话在唐代的流传和演变有关、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价值取向、审美特征有关,也与李商隐自身身世、仕途及生活等方面密切相关。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文化内涵发微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是唐代宫怨诗一个重要的历史题材,文人巧妙地将悲怨意象和悲怨词汇相互运用,使之构成了一个富有典型悲怨文化的宫怨主题。铜雀台诗的悲怨文化从南朝发展至唐代不断丰富与革新,唐代文人的铜雀台诗创作不仅继承了南朝以来的怨文化,还对造成铜雀台悲怨文化背后的根源进行揭露与控诉,丰富了铜雀台诗的文化内涵。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在贫穷的文学史面前——对文学史自以为是的历史质疑

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文学史也许是一种最不真诚的历史现象。它通过对文学观念的泛化理解，努力把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现象或样式纳入文学史范畴。从而营造出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繁荣的文学历史，给世人虚拟了一个辉煌的文学史形象。如果从读者的角度（亦即社会文学生活的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历史形象，则不难看出，在人类文学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文学生活是贫乏和萧条的，社会的文学资源也是短缺的。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应当把文学的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而不应当遮遮掩掩或虚构繁荣的景象。     

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内在要求与优化路径

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发展变化的今天,面对风险和挑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应对法宝;要从信仰、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坚持从严治党。     

私法自治、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趋势与中国启示

从“发疯人”到“精神不健全”概念的详细界定,从年龄歧视主义到年龄中立主义的立法回归,从大包大揽到正当程序的合理利用,从禁治产制度到注重意思自由的个案审查机制,成年监护制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对私法自治理念的逐步强调.私法自治理念不仅要求成年监护立法区分当事人需求,尊重当事人意愿,还强调成年监护领域适度的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我国成年监护立法的重构需要以立法趋势为背景,贯彻尊重自我决定权理念,增设意定监护制度,加强国家与社会的监护监督义务,注重私立监护、公共监护、社会监护合力的构建.     

浅论电视艺术学的学科定位

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电视艺术活动,由此决定基本研究课题是电视艺术创作论、电视艺术接受论、电视艺术文本研究、电视艺术的源泉与影响问题。电视艺术学是电视研究与艺术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本身又包括电视艺术理论、电视艺术批评、电视艺术史、电视艺术理论史和电视艺术批评史等五个更小的下位学科。     

数字化出版对高校学报及编辑意识的影响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期刊数字化出版已成为出版业的发展趋势,也是国家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期刊数字化出版改变了学术期刊出版的形式、内容以及服务机制。从高校学报编辑过程的数字化变化、印刷出版过程的数字化变化和产品形态的数字化变化三个方面阐述了数字化出版对高校学报带来的影响。高校学报要适应数字化出版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学报编辑应增强学习意识、网络意识、策划意识与法律意识,才能成为数字化出版时代的行家里手。     

现代企业性质再解读——基于劳动分工与组织演进角度的阐释

在对现有研究企业性质的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传统理论只是从成本的角度对企业性质加以界定,而现代经济条件下企业间战略联盟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中人力资本作用的凸显等企业制度的创新趋势表明,只有从劳动分工和组织演进的角度出发,强调获利能力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能对企业的性质作出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新闻策划"研究的学理审视

从传播学的视野出发,对"新闻策划"概念的内涵及其演变作了全面梳理,进而深入分析了"新闻策划"实践的合理范畴与分类。传媒定位策划、版面 栏目策划、新闻报道策划和新闻事件策划等策划行为的准确统称应是"新闻传播策划",新闻传播策划属于新闻业务管理,因而其研究属于媒介经营管理学范畴。     

浅谈网络文化背景下的校园文化与德育创新

网络文化的兴起和发展给校园文化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给校园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如何正确引导、教育青年学生,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充分调动和整合网络资源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保持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探寻网络文化背景下高校德育工作的新出路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新课题。     

外儒雅而内奇崛:理学家之人格追求与元人之文风追求

在元代,理学全面影响诗文,形成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一代文风,这也是元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文风。不管我们如何评价这种文风,都应该首先认识它。元代这种代表性的文风,与理学精神的内部关联在于:诗文之“平易正大”,是理学家追求的“圣贤气象”人格精神的体现;诗文之“自得之趣”,是理学家学问与道德修养中追求“深造自得”的表现;诗文之“气和声和”,是理学家要求“志以御气”的结果。总之,元代诗文追求的雍容平易、萧散高致、淡雅光洁,是理学家外圆内方人格追求的体现:在儒雅闲静的背后,深藏着孤介不倚、凛然难犯的君子之性。黄溍比之为:“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见不常,莫可得而测也。”我们概括为外儒雅而内奇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