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沙陀的汉化

沙陀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源自新疆、融于汉族,并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本文拟对沙陀汉化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沙陀汉化的表现进行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沙陀的汉化略作评价。     

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

沙陀人自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内迁中原之前,由于未在当时的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历史文献中很少有关于他们活动的记载。直至晚唐时期,由于沙陀人迅速崛起,在政治军事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沙陀人才为世人所瞩目。五代时期,沙陀人建立了政权,于是这一自西域内迁中原并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的民族也要为自己树碑立传。然而,此时距沙陀早期阶段的历史已达250年之久。由于游牧民族没有记录保存史料的传统,祖先的零星故事只能靠口头流传下来;又由于当朝的沙陀统治者要美化自己先人的事迹,故官修史     

晚唐五代时期的沙陀

在晚唐五代的政治舞台上,沙陀人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他们不但在晚唐时期西北边疆民族的战争中,在河北等地藩镇的混战中,以及在对庞勋、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围剿中,经常以其骁勇善战而夺得关键性的军事胜利;而且,沙陀人在四出征讨过程中一方面积极吸取历史悠久的汉族文化,另一方面又与昭武九姓等民族协同动作,并借回鹘的势力,使自己发展成一个势力强大的政治军事团体。因此,在唐朝灭亡以后不久,沙陀贵族集团便推翻了朱温建立的后梁,在中原地区接连建立了三个互相更迭的王朝——后唐、后晋、后汉和一个     

《汉唐和亲研究》值得一读

崔明德同志所撰《汉唐和亲研究》,篇幅不大,饶有新意,值得一读。 第一,扩大了和亲研究的视野。传统的研究,一般只注意到汉人为统治民族的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首领的和亲,而《和亲研究》指出:“和亲是两个政权首脑人物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缔结的一种婚姻,既可以是汉族女子出塞,嫁给少数民族,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女子入关,嫁给汉族”。同时,作者还全面统计了自西汉初到唐末共有和亲112次,其中汉人所建中原王朝对边疆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和亲共51次,其余61次为各少数     

“萨葛”钩沉

“萨葛”,又称为“薛葛”、“索葛”,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在唐末 ,最初是沙陀三部落之中由粟特人所组成的一个部落 ,五代时期则演变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索葛府”,并在后唐以后逐渐消失。在这一过程中 ,粟特人逐渐沙陀化 ,并最终消失在沙陀人之中。五代后期 ,随着沙陀民族同汉民族的融合 ,这支粟特人也逐渐消失在汉民族之中。     

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

乌桓作为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与周边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乌桓需要依附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匈奴以求得生存空间,同时又被中原先进的物质文化所吸引,不断向中原靠拢,最终成为中原王朝的附属民族政权.乌桓民族关系的调整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周边民族政权实力变化的形势.乌桓适时调整民族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乌桓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走向,又对周边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以“互市”为内容的民族政策

宋代,中原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互市甚为发达。就宋王朝方面来讲,在互市过程中,它始终贯串着通过这种经济活动来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加以控制的意图。与几千年历代王朝的民族政策相比较,宋王朝的这种民族政策显然具有转折性的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却较小措意,尤其是对于末王朝何以能够利用互市对各少数民族加以控制这一问题更是没有触及。为此,本文试图作一初步研究,并进而揭示宋代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地位。     

少数民族的变服改饰及其成因

少数民族的变服改饰有三大成因:同一民族适应不同自然环境而改变服饰;为利于族群认同对有图腾意义的部分进行巧妙保留;为呼应文化环境,外来民族变服化俗融于当地民族,包括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服饰实行移风易俗、相邻民族相互习染借鉴、少数民族服饰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服饰。少数民族的变服改饰是少数民族对其他文化的主动接受、被动适应和各民族文化相互习染的结果。     

略论柔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柔然和鲜卑都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柔然曾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在其存在的近一个半世纪里,与当时鲜卑族建立的代国、北魏、东魏、西魏以及东魏重臣高欢之子高洋建立的北齐等政权有着复杂的关系.柔然与中原政权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战与和交叉进行,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一方面柔然与中原王朝频繁发生冲突和战争,另一方面柔然又与中原王朝和平相处,多次朝贡、和亲、归附中原政权等.柔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中原王朝对柔然的赏赐以及互市等,都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柔然与中原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和渗透,多次和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亲文化,佛教也由中原传入柔然.     

唐末五代沙陀集团中的粟特人及其汉化

在唐末藩镇割据的状况下,沙陀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异军突起,并在唐末五代政治生活中表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沙陀人中,就有许多粟特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六胡州叛乱之后而逐渐融入沙陀的.最初他们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于沙陀之中,此后这一部落逐渐演变为一地方行政机构,并最后消失.这一过程,体现出粟特人的沙陀化及最终与沙陀的融为一体.在五代后期,随着沙陀的汉化,这些粟特人也进一步融合于汉民族之中.     

正郭与弹祢——《抱朴子外篇》汉末名士评议

对于两晋士人交相称誉的郭泰、祢衡两位汉末人物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表述了他的不同看法 :郭泰是既怕仕途凶险又不能忍受潜居苦闷的假隐士 ,祢衡则是言行偏至的狂悖之人。他们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 ,都是以外表眩世而心希荣利的人物 ,魏晋以来任情唯欲的士风皆为郭、祢之辈的流风遗韵。葛洪对汉末名士的评价一方面基于他对东汉历史的独特认识 ,另一方面则是借评骘汉末名士以重铸士人气节 ,表达他的理想人格     

论后金政权的汉族政策

后金政权的汉族政策具体是指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首的后金统治阶级为调整满汉民族关系,处理满汉民族问题,针对汉族而采取的相关策略、措施、规定等的总称。后金政权汉族政策的形成既有客观环境的催生,又有后金政权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使然。     

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生活胡风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对外来文化表现了一种包融和吸取的精神,同时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导致中原地区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礼仪风俗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胡风现象.     

濮、越民族源流关系考释

在先秦时期濮、越异源,当时濮人主要分布在江汉流域,后有一部分向南、向西迁移到我国的西南地区;越人则自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就分布在自东南沿海到两广、云贵的广大区域内。到汉晋时期,濮、越融合出现了僚,同时也有濮、越融入其他民族中,例如融入氐羌系民族的濮人就成为了现代彝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并在建立郡县的同时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大量汉族人口迁移到云南,作为边郡的主要社会基础,为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发生"异化",出现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势。天宝战争以后,唐朝兵败退出云南,出现了长达500年的南诏、大理的自治独立局面。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并在云南推行民屯与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饷,增加了国家赋税,更重要的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稳定。明代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大量汉族军户进入云南,使"夷多汉少"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原住的夷人与土著的汉人合为"云南人"。清代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汛塘制度,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并进一步渗透到坝区边缘与山区腹地。在推进移民殖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云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中原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浅谈三国时期的儒学教育

三国时期 ,战乱频仍 ,两汉严格规范的教育体制被打破。为了文武并用 ,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培养人才 ,三国政府都兴办教育 ,设立太学 ,其中以曹魏为典型。这一时期太学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体系 ,并确立了今文经的地位。此外 ,三国时期的地方办学也有一定规模 ,很多地方官员都在其辖区大兴教化 ,创立学校。这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战乱、统治阶级的好尚和生源、师资等方面的原因 ,三国时期的教育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

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契丹族、奚族文学呈弱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金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心文化与北方民族边缘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历史机缘;凡主体性和民族气质、个性特征强烈、鲜明,且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善于吸取、学习异质文化之长的民族,其文学就繁荣发达。以往认为金朝文学只是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创作的观点难以准确反映其文学的完整体貌和本质特征。     

论秦汉时期吉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吉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区域，距中原遥远，比较封闭。秦汉直接辖地达到了吉林中部，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或王国，有的直接受到了秦汉文化影响，有的间接受到了秦汉文化的影响，有的还处在落后状态。吉林地区的考古文化也佐证了这些历史发展情况。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巴人索源及后裔探讨

"九黎"之后"九夷"中"淮夷"西迁发展成巴人,与秦及淮河流域诸古国,都是"赢姓国"。巴人与苗族(主要是"花苗""白苗"等支系)的语言和葬俗对比研究后,发现这个问题。巴人首领入西北"氐羌"中做官,西晋末年,巴人为"氐羌""流人"首领回迁巴蜀建成汉政权。苻坚淝水之战遗兵及南诏国兵(都是氐羌人)入渝黔鄂交区,发展成土家族,从土家族语言接近彝藏语言说明这个问题。巴人后裔分化,加入汉苗土家彝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