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生态的变迁及其治理

社会生态的变迁和发展,客观上要求社会治理内容和机制也应该不断适应和改善.文章从我国社会生态变化的总体性特征,提出了构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位一体"建设的重要性;指出现代社会治理应注重从社会三大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结出发,建立综合性的治理机制.从建立和完善七方面机制入手,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支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综合性支持,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形态.     

网络共同体的实体缺位与权力重塑

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样态,各互动主体之间的联结有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模式。在网络空间中,伴随着行动主体的"缺场"、"脱域"、"匿名"等特征的出现,共同体面临消解的危机随之而来。同时,网络共同体因其中的社会契约、成员和群体等基本要素的部分缺失而缺位。互联网的嵌入,使人们拥有了平等的信息获取和发声的权力。在流动的场域中,社会运行的逻辑和规则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的行动图式和交互关系也随之改变。虚拟行动主体、信息和权力一道,经由互联网自由地输入和输出。不同于以往"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的中轴,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社会中的信息就是权力的表征。根据个体处理和加工信息能力的差异,互联网利用新标准对个体进行再分层。相异于传统熟人社会人人可依的"乡土",互联网既可以使人们的表达管道更为多元,同时也加剧了部分社会成员与社会的断裂程度。网络社会新机制实质上就是权力重塑的一种表征。     

互联网时代的个体自由与孤独——社会理论的视角

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互联网"脱魅机制",延续了现代性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束缚、个体自治与个性规避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后果之一就是个体难以名状的孤独感。孤独感源于个性与意义的双重缺失。互联网增进了个体获得和传播信息的便利性,但也使个性淹没在繁芜庞杂的信息中。互联网给个体带来暂时的"去权威化"体验,也使其陷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社会联系的意义上,互联网促进了个体之间的"在线交往",但常常削减了面对面交往中的人性因素,制造或加深了个体的孤独感。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个体来说,在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培育自我反思能力和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化解孤独感的重要途径。     

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及其重构

“共同体”作为个体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结,发挥着道德内化与组织化等作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保证。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表明,个体的独立、社会的发育与政府的强大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在传统共同体解体后,需要通过重建现代共同体使社会归位,构成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     

我国城市化进路中社会风险探析

我国城市化进路中存在的资本和权力的勾连和"经济达尔文主义",消解了人们传统的社会联结方式(村落和单位社会),但新的社会联结的建构相对滞后,导致从传统的社会联结中脱域出来的人们流离于制度之外。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彰显,且缺乏垂直流动的渠道和机会;个人之间、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缺乏必要的社会联结及渠道,原子化社会凸显;从而产生"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使社会风险和矛盾集聚。应构建具有政府"合作者"功效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以疏通国家和民众间的联结渠道,形成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三者共同发展的现代社会文明。     

自我实现与熟人社会

正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人"(或者说行动主体)一直都是以自足独立且绝对稳定的个体形象出现的,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社会互动理论(包括社会交换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关注的都是完全理性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及其社会后果。埃利亚斯严厉批评了西方社会学的这种个体观,并通过细致分析文明进程中个体心理及自我的改变,论证了个体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但他依然没有改变已经非常成熟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最基本的个体—社会观。从事社会科学本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开放式创新网络形成演化的作用机制——一个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纵向案例研究

互联网金融企业兼具互联网和金融的双重属性,其如何开展开放式创新是涉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重要问题。选取宜信公司进行纵向案例研究,探索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对开放式创新网络形成演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演化的过程中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创新机会由来自市场转变为来自社会,创新参与各方由经济联结转变为责任联结,创新模式由部分开放转变为完全开放,创新绩效由创造经济价值为先转变为创造社会价值为先,创新途径由价值链创新转变为与社会共生。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是联结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和开放式创新网络的两种重要机制,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扩大企业的利益关注点、改变创新资源配置,促进开放式创新网络的形成演化。     

个体秩序:新社会秩序的基点

社会秩序问题是社会学理论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新社会秩序巳初步形成.从个体的视角看,现代性的个体由一系列现代性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相互联结形成个体结构,要素问的均衡与协调生成个体秩序,个体秩序通过结构性互嵌形成新社会秩序.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关系"式利益联结及其政治影响分折

在中国文化与社会场域中,"关系"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人际互动模式,衍生出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式利益联结.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关系"式利益联结对政治领域仍有较大侵蚀.编织、维持与公权力掌握者之间的私人性关系成为社会主体争取利益的便捷途径,其中不少商企群体借用"关系"资源与权力掌握者之间建立了亲缘式、熟人式等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通道."关系"式利益联结运行中的特殊主义、隐蔽性、非规则性等特征对现实政治带来消极影响,需根据其具体的发生领域和影响范围进行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国家和社会之间一定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能够很好地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从而实现和谐社会“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动态平衡。     

企业社会资本生成问题的跨层次分析

中国社会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正从以人格化联结为主向着更注重非人格化联结的方向转变。在此背景下,探讨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及其同员工个人社会资本的关联,成为组织社会学研究中重要的前沿课题。通过对两家典型性企业的深入调研,在理论推演的基础上,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员工作为企业(法人)代理人,可以利用自身资源及企业资源而生成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并在扩散效应和吸收效应的组合作用下以一定比例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同时,企业整体作为法人行动者,可以在双边和网络嵌入中生成其不依赖于员工的群体社会资本。从跨层次分析中,本文解释了企业社会资本为什么不是员工个人社会资本的总和,并通过对企业组织内微观-宏观连接机理的探讨,阐析和补充了科尔曼的法人行动理论。针对企业这一特定社会细胞考察而得的基本结论,对其他类型的组织也具有适用性;对于面临联结方式转轨的个体行动者来说,亦有助于其更好认识非人格化联结的作用,从而调整社会关系行为。     

国际社会契约及其实现路径

国际社会契约是国家就国际社会治理所形成并持续推进的一种彼此约束的状态。如果说"社会契约"导致国内社会的形成是一种"隐喻"或者"假说"的话,那么,国家之间的彼此约束导致国际社会的形成却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由于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成员,而各种非国家实体处于国家的统辖之下或基于国家授权而成。所以,国际社会契约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国际社会契约化将是一个从契约到组织的过程,从经济契约化到社会契约化的过程,从部分国家的契约化到全部国家的契约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文明社会”本质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文明社会理论认为:"civiliz(s)ation(文明或文明社会)"不是指社会的进步状态或精致的文化形态,而是指"国家"或"国家社会"。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作为警察而存在。国家要素应区分为本质要素与非本质要素,专偶制家庭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探讨国家的起源就是要寻找国家本质要素的出现时间、方式与过程等。     

思考的个体、交往行为和社会情境：一个整合视角的审视

"个体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一个会思考的个体",已成社会学共同体理解社会行为习惯性所忽略的议题。不过,既有文献仍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对个体思考能力的渊源进行了解释,即"生活本能成就现实思考的我""游戏过程成就现实思考的我"以及"生命历程成就现实思考的我"。虽然关于"思考的我"认知表述维度有所差异,但它们还是关注到了个体在现实生活之中所存在的自我分割性张力,即个体在思考能力的内在约束之下,不再仅仅生活在属于自我的世界里,与此同时还生活在与身边人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之中。通过个体与他人互动的行为表现来看,他们在面向互动个体数量变化的认知过程中需要留意特定行为的空间约束限制;此外,个体面向现实生活时,也会存在认识局部社会情境和宏观社会情境的形态问题。其实"思考的个体"并不是社会生活孤立的个体,他不仅仅需要与身边的人打交道,还需要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来理解自我所置身的社会情境形态。个体只有先认清自我且拓展到互动的他人,进而延伸到现实的社会情境之中,才能真正成长为一名兼具能动特性的社会人。简而言之,将密切关联的"自我、交往行为和社会情境"整合起来考虑,能为理解社会行为所忽略的"思考的我"提供一种联结视角。     

回到社会:非政府组织研究的社会学视野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是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回应.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内涵,同样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也与特定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在90年代加速的中国社会转型,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国家一单位一个人"的总体性社会关系格局和社会联结方式,社会原子化危机也逐步呈现.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其特殊性在于国家主导的改革和独特的社会结构特征将形塑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路径.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广义上包括公共存在和公共意识两方面,其出场的历史语境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而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所探寻到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内蕴着公共性思想的"公共存在"则历史地超越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分裂,实现了个体与类、个人与社会的真正统一;同时马克思立足于扬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公共意识"则逻辑地扬弃了作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意识形态表征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彼此对立,消解了这一此消彼长的"意识形态幻象"。可以说,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在双重意义上超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对立。     

构建以社会自治功能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组织机制

本文从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角度,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发育的历史逻辑、核心目标以及社会组织建设与基层民主深化之闽的联动机制等问题.文章认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的历史逻辑和根本动力在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对社会整合的需要;社会组织发育的核心目标是建构社会自治能力,形成农村社会的自我规则化机制;社会组织是农村民主制度深化的重要力量,应该形成与基层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结机制.     

罗卜藏丹津事件始末: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博弈及地方社会儒法化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历史上"社会"与"国家"之间权利博弈的典型,《善后事宜》的实施,不仅导致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从"弱控制—利用"转化为"强控制—渗透"关系,也为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模式建立,及整个青海社会的国家化、封建化、儒法化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个体道德活动机制

新时期个体道德活动机制吴灿新道德机制，是社会机制的一种，是道德活动各个构成要素、组成部分的结构合理与配置相宜，是各个构成要素、组成部分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联结方式和运作方式。道德机制从道德的社会性来划分，有原始社会道德机制、奴隶社会道德机制、封建社会...     

社会信用惩戒的禁止不当联结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摆脱"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指导方针的影响,为社会信用惩戒建立合理的边界,减少和防止信用联合惩戒的肆意、过度与滥用.在各项规范社会信用惩戒制度构建的原则之中,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有着更为直接的、更具针对性的作用.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于社会信用惩戒,应当超越现有的"个案论证路径"和"抽象框架路径",结合实践中各类社会信用规范关于"失信"的设定模式以及失信与惩戒措施的联结方式,提炼出层次更多、内容更为丰富的规范意涵,从而对未来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社会信用统一立法、对部门或领域的社会信用立法或其他规则制定、对既有社会信用规范文本的清理以及对司法审查或备案审查社会信用惩戒联结的正当性,提供立法论和解释论上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