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义演变对句式演变的影响--以"请"字为例

“请”的句式结构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变,直到明代才开始稳定在“请 P V”格式上,而“请”的句式结构之所以发生演变,是因为“请”的词汇意义在不断变化。所以说,汉语的词汇意义和句式结构关系密切,词汇意义的演变决定着句式结构的演变。     

云南方言"K-VP"问句来源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K-VP"问句是两种正反问句中的一种,这在江南一带和台湾汉语都有,在东南亚个别语言中也有.而这种问句的地理上分布在云南最为集中.云南方言的"K-VP"问句具有语言类型学的意义.云南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没有这种问句,云南周边其他省也没有这种问句,云南方言的"K-VP"问句是历史上汉族移民带来的.云南也有少数靠近外地的地区存在两种对立问句形式,而两种问句其时间层次应当不同.纳西语有"K-VP"问句,这也许是历史上受汉语方言的影响的结果.     

20世纪以来现代汉语"外形"类词汇演变研究——以《国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为例

与名物类和动作行为类词语比较,"外形"类词语的发展变化不太容易被人们捕捉到."外形"范畴涉及特征和空间两个认知域,概念的划分更为复杂多样,其语义场的历时演变尤应值得关注.通过对<国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外形"类词汇的量化分析,现代汉语"外形"类词汇百年来发展演变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外形"类词汇内部各个子场的构成比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词汇场是个不断调整自我达到平衡的动态系统,词语意义系统在时间的纵坐标上变化很大,其中单音节词的意义和词性更易发生变化.     

通语词汇与方言词汇竞争概说

汉语通语词汇和方言词汇在相互竞争中发展。前者对后者的竞争方式主要是冲击和扩散,而后者对前者的竞争主要是渗透。二者竞争结果主要有三种:通语进入方言、方言转化为通语、通语和方言合璧成词。通语词汇和方言词汇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竞争层次。     

汉语量词"头"与日语量词"頭"的比较研究

汉语量词"头"最早出现在汉代,日语量词"頭"是借自汉语,借入后在长期使用中演变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本文通过整理分析汉日量词"头"与"頭"的语义,结合其语义演变机制以及不同的称量对象来比较它们的异同,以期更全面系统地掌握它们的区别,为比较词汇研究和二语教学与习得提供参考。     

汉语形容词原形与变异的跨语际分析

在对外语词汇注义时"的"用于指示外语形容词,具有词义描述作用,被称为"的外".通过对若干外语一汉语形容词的分析和外语形容词的交叉分析可以发现,"的外"揭示了汉语形容的原始形态、词根和变异.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外"只是表示了形容词原始形态,在汉语语篇中,形容词有两种变异"……的"和"0的"形态.这一发现可充分解释汉语相关语篇中"的"的空缺现象.     

韩汉人称后缀"-(スト)者"、"-(フト)家"的构词及语义功能考察

派生法对丰富一个语言的词汇系统和第二语言词汇习得及教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スト)者"、和 "-(フト)"家是韩汉两种语言中构词能力很强的人称后缀,其使用频率高于其他词缀.通过对二者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构词方面,汉语比韩国语构词方式更为丰富,派生力也更强;在语义功能上,韩国语的核心附加义比汉语丰富,韩国语"-(スト)者"与汉语的＂-者＂和＂-家＂对应;从语体附加义考察,二者在[+知识专业]义上共同获得[+尊敬]属性,而韩国语 "-(フト)家"在[+能力]义上,汉语在[+性向]义上具有[+尊敬]属性.     

"商量"的意义演变

"商量"是古今汉语的常用词汇,它产生于汉魏时期,在词汇复音化过程中该词承担了较多的言语职能,其用法和意义也非常复杂。试图依据文献资料,充分利用文献考证、数量统计等方法来考察"商量"的意义演变过程,从而对它在现代汉语中的词汇面貌作出说明,并通过"商量"的意义演变来观察汉语词汇系统平衡机制的自我调整。     

明清山东方言中的后缀"巴"

"巴"缀是明清山东方言文献中重要的后缀之一.在它所组成的附加式合成词中,动词在数量上比较多,其他各类词如名词、形容词比较少."巴"缀词用法较多,语义色彩丰富,充分说明了附加式构词是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和多音节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谈“山寨”的崛起——兼论新词新语流行的语言学动因

分两步描述"山寨"语义演变的过程.首先是"山寨"本义及其初期的语义演变,然后是当代"山寨"新义及其语义内涵的拓展.语言学角度下探究"山寨"流行的原因为:现有词汇系统中的词语空位造就"山寨"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山寨"在"山寨X"语模中有强大的构词能力,语义内涵也具备可拓展性和可变性;"山寨"作为一语言模因成功被使用者不断复制、类推和传播开去.以上"山寨"流行的原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新词新语的发展演变也可能体现在句法上.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