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化视角下《秦腔》叙述者解读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上给国王加冕和脱冕这一仪式体现了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核心。基于加冕与脱冕仪式所承载的丰富象征意义与独特两重性,以《秦腔》中的狂欢式形象、小说中唯一的叙述者———＂引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作品中的加冕、脱冕及其象征意义,探索＂引生＂这一意象所具有的两重性本质,进而剖析作家创作心理上的两重性。     

从《国学概论》看章太炎研究国学的得失

《国学概论》是章太炎研究国学的重要著作,是他治国学的思想和方法及学术研究的思想和方法的表述,其精髓是“求真”,惟有求真方可致用。它对我们今天进行学术研究有借鉴作用。     

目录学视角下的“小说”观念探析——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为例

本文在目录学视角下,考察《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作品,了解两志对小说的类别性质、源流功用的认识与阐述,梳理两志所反映出的＂小说＂观念,从而把握中国＂小说＂观念从汉代至唐初的嬗变脉络。     

致用与会通——薛凤祚水利思想蠡测

薛凤祚治学方法的特点,即＂致用＂与＂会通＂。其中,会通包含古今的会通与中西的会通。由《两河清汇》解读薛凤祚的水利思想,比较突出的是其治河和海运的思想。《两河清汇》从体例上言,可谓＂编述之体＂,薛凤祚不仅继承发扬了儒家圣贤的一些学说,也吸收了其前代潘季驯、邱濬等人的观点。观其采择去取,无不以＂致用＂为宗。而其热心译介当时西方的水利器械,可以看作他在中西会通中所作的努力。虽然如此,对于薛凤祚《两河清汇》及其水利思想不可刻意拔高。     

求真和致用是历史学的永恒主题

人类创造发展自己的历史 ,也创造和发展自己的历史学。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求真” ,即求史实之真与历史规律之真。在求真的基础上 ,历史学也具有致用的功能 ,此一功能因时代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显现。只有将求真与致用紧密地结合起来 ,使之互相促进 ,相得益彰 ,历史学才是具有永恒生命张力的长青树。     

《中国社会之变化》析论

《中国社会之变化》从革命的视角观察近代中国的变化,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逼出了中国的产业革命,而产业革命则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根本之变。《中国社会之变化》的基本学术特色为求真与致用的结合和实事求是等,但也存在偏重阶级斗争的问题。     

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     

写刻之间:《汉书》文本面貌之嬗变浅议

《汉书》写本的各异形态展示出其在写本时代的缤纷面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汉书》写本呈现众多形态,有节抄本也有完整抄本,有白文无注本也有注本,还有注本的节抄本。虽然不能忽略传世《汉书》文本构成的两个层次,但综合今本《史记》、《汉书》用字的差别,以及《汉书》诸写本、《群书治要》古写本所节抄《汉书》部分用字情况看,传世刻本《汉书》基本上继承了颜注写本的文本面貌,保留了更多《汉书》原始的用字风貌,与其它古写本形成显著差异。分析文本面貌与传世刻本的区别,揭示古书在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流传过程中文本面貌由纷繁逐渐趋同的一般趋势,可以看出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印刷术。     

《汉书》颜师古注引《道德经》考校

《汉书》颜师古注是《汉书》流传至今最好、最完备的注本,不仅汇集了唐以前二十三家《汉书》旧注,而且征引了150余部文献古籍,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颜师古注《汉书》征引《道德经》13条文例,以此为研究对象,通过比勘发现,颜氏所引《道德经》与今传世本《道德经》及帛书本《老子》虽然个别文辞稍有差异,但内容相合,三个版本的《道德经》内容上具有一致性;从征引的表征上看,老子《道德经》在唐代初年的体例是分《德经》、《道经》两篇的,与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本体例相同。     

《三国演义》的史家立场与演义趣味

前人在《三国演义》＂虚＂与＂实＂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史书之＂真＂或史家之＂求真＂的认识不全面。论者往往过于强调史家笔下的历史的＂事实＂面,而忽略它还有＂意义＂面。《三国演义》的＂事实＂之外有＂意义＂,甚至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便是演义的趣味,它与史家的立场一脉相承。并且演义的＂意义＂较之于史书的＂意义＂,其哲学意蕴更为深远。     

《汉书》颜注异议举例

《汉书》颜注异议举例尤炜祥《汉书·元帝纪》：＂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师古田：＂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互而为丞相也。＂按：此注部分注误。＂韦＂指韦玄成，韦贤子，韦贤相宣帝。西汉２３０年间，父子宰相只韦氏及平氏...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启蒙与自觉的双重变奏——秦汉人对先秦诸子认识的演变

＂诸子百家＂的实质是对先秦时期各种学说及思想的形象概括,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学者的拷问,也呈现出了自身学术发展的特点。在这一认知过程中出现了五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即《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通过古人的认识,可以窥见＂诸子百家＂从其演变到最终定名经历了启蒙与变奏的双重变奏。     

论朱希祖的《臣瓒姓氏考》

臣瓒《汉书音义》研究是《汉书》旧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向为古今学者所重视。臣瓒姓名存在六种不同说法,迄今尚无定论。朱希祖曾提出臣瓒为“裴瓒”说,而其文在海外已难寻觅,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项研究在海外的顺利进展。朱希祖认为,裴氏为河东名门望族;裴瓒之官职“秘书郎”与“中书郎”职可互通;《晋书·裴瓒传》不载其集解《汉书音义》乃因史笔所讳。     

《论衡》中的空间叙事

王充本着＂疾虚妄＂的叙事目的和＂求真实＂的叙事态度创作《论衡》,叙事形式富于逻辑性,三者共同构成了《论衡》＂是而直＂的叙事空间,体现了王充理性思维模式。在其作用下,王充重新构建了物理空间和伦理空间。王充的理性思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从骨臼刻辞看殷虚甲骨的管理方法与我国图书目录的起源

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图书目录要数《汉书艺文志》了。《汉书、艺文志》是东汉班固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著《七略》、《别录》的基础上“删其要”而成的。后二者在唐代均佚,清人姚振宗《快阁师石山房丛书》虽有辑佚,但毕竟不算一部完整的原图书目录了。这就证明,我国图书目录决非自《汉书、艺文志》始,而是在它之前就早已有图书目录产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