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玄学与四言诗的盛衰流变

魏晋玄学既影响到五言诗和赋体，也影响到当时古老的四言体诗。在题材内容上，玄学促使四言诗改易了它千百年来的题材定式，实现了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变；在艺术表现上，玄学迫使四言诗一反过去的比兴美刺传统，极力打破赋比兴的界限，开始了中国诗歌史上探索表现理趣方法的首次大规模尝试。但当玄风衰歇后，四言诗也随之消亡，五言诗却极度兴盛起来。其中原因，除玄学思想的影响外，还与四言、五言两种诗体本身所具有的不同艺术品性及其在新的时代的适应性相关。     

论四言诗音节分化与五言诗的发生

人们已习惯在四言诗之外探寻五言诗之源,但将汉语诗歌之分为"四言""五言"等仅是不得已的语言策略,已将鲜活的诗歌纳入语言的牢笼。由于诗歌本为"长言",其音节数量往往会挣脱汉字数量的束缚,而五言诗正是源于四言诗的五音节化。《诗经》主体为四音节诗,这将汉语诗歌发展纳入齐言框架。主体情境和解读方式的改变,使得原有音节长度及句读模式被打破,音节之顿挫及语气沉郁,已对音节之绵延和分化虚席以待;《楚辞》在汉初的盛行,使得"句外"之语气助词"兮",栖息于四音节模式之中,进而演化为早期五言诗之语气词,后正式分化为一个独立音节,成为五音节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汉初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及《楚辞》独白式私人视角,也使得长歌当哭成为一种必然。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诗经》至魏晋四言诗的句式和篇章结构方式 ,认为早期诗文具有某些共通之处 ,早期诗歌没有形成稳定的诗化四言句式 ,即《诗经》中的某些四言句从句法特点看保留着先秦一般散文的构句方法 ,从而决定了早期四言句的散文本质 ;四言的诗化主要是通过建构一批典型的句式来完成的 ,而句式的序列规律是四言诗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言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三言加“兮”的形式 ,只要把这些句子和节奏延长一倍 ,即可构成楚辞句式 ,而四言的赋化趋势也与辞赋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

南朝时期,五言诗的写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五言诗歌篇制在模拟、创新乐府歌诗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短之势,最终定位在了五言四句与五言八句两种最基本诗歌体式上,这也正是唐代五律最基本的诗歌体式。"吴声西曲"、"梁鼓角横吹曲"是南朝文人五言诗四句体式的最直接根源,而五言八句体式的普遍采用则出于南朝文人对诗歌体式更为自觉的审美思考。     

论王粲与五言诗的成熟——兼证《七哀诗》、《杂诗》的写作时间

王粲《七哀诗》三首和《杂诗》都是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作品。他在建安十四年之前的现存诗作,都是杂 言诗和四言诗;而其现存的五言诗作,全部是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作品。王粲建安十四年之前的四言诗作尚属汉音, 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五言诗作则纯乎魏响。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大体上来说,从建安十四年至十六年是"汉音"与"魏 响"的分水岭。     

曹操诗歌的分期及其在诗歌史地位的重新认知

曹操现存诗歌有四言、五言和杂言三种体式,这些诗歌内部存在着艺术水准差异较大的特点,这种差异是由东汉末世的消亡和建安时代的开启这一易代之际的时代背景所决定。诗歌发展至建安,出现了与汉代不同的新局面,而建安诗歌的觉醒正是发轫于曹操。这种觉醒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曹操诗歌创作的轨迹体现了由混沌到觉醒的过程,二是曹操开启了五言诗由言志到抒情的转型。从诗歌史发展历程看,曹操应是汉魏五言诗的真正奠基人。     

曹丕诗歌艺术浅论

曹丕的诗歌婉约悱恻，这是他区别于曹操、曹植诗歌的显著特点。曹丕诗歌的这种艺术风格，是通过强烈的抒情色彩，优美的意境描写，细腻的心理刻画等表现出来的。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是描写客体与创作主体的原因。曹丕的诗歌，根据不同的题材，也表现了不同的风格，如描写征战的诗歌，也充溢着慷慨苍凉之气。曹诗的艺术表现手法，突出的是赋、比、兴艺术手法的运用；其诗歌形式多样，对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无不大胆地进行尝试；诗歌语言通俗自然，明显地具有乐府民歌的特色。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楚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试谈五言诗的起源

关于五言诗起源的问题,向来聚讼纷纭。有的推原于汉代以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钟嵘《诗品序》云:“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这里所列举的,或仅为单句,或只是半章,或除兮字不计,或杂以四言,惟邪径童谣,纯乎五言。但童谣出现于汉成帝时代,非五言诗之先见者。其余既非全篇,自不当以五言诗论。     

傅咸诗歌刍议

傅咸现存的诗歌数量很少,大多采用四言体,诗歌内容比较单一,多以立身行事、示人规鉴为主旨。其现存五言诗深婉哀怨,颇有可称道之处。傅咸的诗歌创作,遵循着汉代儒家思想文艺观,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显示出保守的文学观念,在思想解放背景下审美价值观多元化的魏晋时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

中国传统诗歌至汉代为一大转关，成为八代诗史的开端，由此衍发构成了与唐诗直接沟连的艺术系统。特别是在文体方面，五言诗的盛行与赋体的确立，更显示了汉代文学形式的划时代特征。就五言诗而言，“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脑也”（钟峰《诗品序》）；赋体则最初由诗六义中作为创作方法的“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含义与楚辞的特殊形制结合而成。然而，在汉代之前，不仅五言诗“其体未备”，“逮汉……始以成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而且赋体也是虽“兴楚”而实“盛汉…     

《太平经》中的七言诗

七言诗与五言诗是继先秦四言诗之后发展起来的诗歌体裁,但这两种体裁在发展初期所经历的命运却颇不相同。五言诗经过西汉的酝酿,到东汉便迅速形成繁荣起来,涌现出班固《咏史》、张衡《同声歌》、辛延年《羽林郎》,以及《古诗十九首》,还有苏、李诗等相当多的作品。而且五言诗比较受人重视,比如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曾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七言诗的起源虽然并不比五言诗晚,可是它在汉代的发展脉络却很模糊。相传西汉武帝曾在柏梁台大会群臣,以七言联句,作成一篇《柏梁台诗》,为七言之权舆。可是对这首诗的可靠性后人颇有议论,许多学者认为该诗实系伪托,不可信。王力先生则认为它是西汉的作品。此后的七言诗仿佛断了线索,一直到了东汉,我们才看到张衡那首著名的《四愁诗》(我所欲兮在太山)。然而,直到晋代的傅玄却仍然批评此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拟四愁诗序》)这反映了当时人对七言诗的颇为轻视的态度。     

从东汉五言诗的社会地位看共形成的原初形态

东汉五言诗的产生和当时不受人们重视的俗乐有关，它具有俗乐哀怨的特点，而这恰恰满足了落魄文人抒情的需要，同时五言诗低下的社会地位又使文人不必像写作四言诗那样拘束，从而在诗作中不经意地流露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在客观上成就了五言诗的审美效果，为五言诗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言诗成立于建安”说质疑——兼就五言诗辨体与木斋先生商榷

木斋《试论五言诗的成立及其形成的三个时期》《论汉魏五言诗为两种不同的诗体》两文提出了"五言诗成立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观点,实可商榷。五言诗是以二三节奏的五言句为基本句式、隔句押韵的诗体,其体裁样式对风格和格律并无特殊要求,风格可以是"言志",也可以是"穷情写物"。五言诗的成立就是指五言诗样式的确立,即以二三节奏五言为基本句式、隔句押韵的诗体体制的建立,这种确立不依赖于"穷情写物"风格,与大量作品涌现也是两个概念。穷情写物可能是魏晋五言诗的追求,汉魏五言诗的区别是风格区别,不足以构成不同诗体,很难从中得出"汉魏五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的结论;大量作品涌现则是诗体兴盛的标志,建安是五言诗兴盛的时代,很难推定"五言诗确立于建安"。     

《诗品》三考

一“嵘今所录,止乎五言。”钟嵘明确地说他的《诗品》是专论五言诗的,从古至今的学者对此也是公认无疑的。可是我们细读全书,就不难发现,钟嵘虽标明了这条原则,但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往往又超越了这条原则。可见钟嵘评论诗歌的对象,并不完全局限于五言诗的范畴,而是兼及众体的。无征不信,试举下列九例为证。其一,钟嵘评夏侯湛的诗说:“孝若虽曰后进,见重安仁。”(《诗品》下)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案《周诗》现存,全为四言。其诗曰:“既殷斯虔,仰说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     

电视栏目名称的语言学分析

栏目名称既是栏目的象征符号，又是品牌经营的核心内容，而且还包蕴着很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此，从格式和语言张力两方面分析了电视栏目名称。认为栏目名称的格式是以简短性为基本原则，四言、五言为基本格式；语言的张力来自于句法的不完备性、意义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变异性几方面。     

论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

七言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汉代广泛存在于字书、镜铭、民间谣谚、道教经典、医书、刻石、墓碑以及其他文章当中,是一种以应用为主的韵文体式,它与四言诗、骚体诗、五言诗、杂言诗等并存,并以其反映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显示出独特的社会认识价值,有着独特的发展之路。从汉语韵律学的角度来看,七言诗属于中国诗歌体式中最为复杂的一种,也是最难把握的一种,在汉代还远没有成熟,也没有进入汉代诗歌的主流之内,但是却为后世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兰亭诸诗的诗体特征及成因

现存的东晋三十七首兰亭诗,表现出以四言八句、五言八句与四言四句、五言四句为主的诗体特征.其原因主要是诗人创作时强调兴会以及玄学的审美渗透,"曲水流觞"只是即兴赋诗的外在机缘.将兰亭诸诗置入同类题材中加以考察,其短篇的诗体特征及其成因就更加明显.     

先秦佚诗与先秦诗歌的发展

《诗经》、《楚辞》之外 ,见于各种文献的先秦歌、谣、诵、辞之类约 30 0余首。这些作品不仅弥补了中国早期诗歌中的空白 ,将诗歌史提前到五帝的阶段 ,还显示了中国早期诗歌从二言到四言、杂言 ,再到六言诵诗的发展过程 ,使我们认识到诗歌的发生阶段除诗歌舞结合的形式之外 ,还有总结生产、生活经验的谣谚、诵辞 ,这种口诵作品同歌的结合开拓了上古诗歌题材的范围 ,推动了诗歌体式的发展。《诗经·豳风·七月》就是谣谚同歌结合的产物。民歌、谣谚、祭辞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