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班固的《咏史诗》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成熟问题──兼评当代五言诗研究中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

关于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时代问题，几十年来在文学史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已成定论．本文对这种观点的依据重新考察辩析，提出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应在东汉初年．当代研究者多引钟嵘《诗品序》中一段话为主论依据．其实钟嵘并没有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而不成熟的看法，他说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是他对班固诗风的批评，并不涉及五言诗是否成熟的问题．班固的《咏史诗》从用的、内容表现、体裁方面看实际已很熟练．其写的“质本无文”，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本文认为．要探讨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问题关键在于弄清西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情况．     

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

南朝时期,五言诗的写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五言诗歌篇制在模拟、创新乐府歌诗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短之势,最终定位在了五言四句与五言八句两种最基本诗歌体式上,这也正是唐代五律最基本的诗歌体式。"吴声西曲"、"梁鼓角横吹曲"是南朝文人五言诗四句体式的最直接根源,而五言八句体式的普遍采用则出于南朝文人对诗歌体式更为自觉的审美思考。     

汉末文人五言诗中的思妇

思妇是汉末文人五言诗中的主要形象之一,通过游子思妇之情与男女相思寄托汉末文人复杂感伤的情感,是汉末文人五言诗的重要特征。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交际意图探究

汉代文人五言诗有着作者丰富的交际意图,这些交际意图是通过诗歌中的前景化设置和话语暗含表达出来的。"游子"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仕途的追求;"思妇"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爱情的渴盼。从话语暗含的角度来看,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思妇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追求仕途的寄托之作。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温丽悲远 惊心动魄——《古诗十九首》抒情艺术三题

在汉代文人诗坛上,始终没有站立起以五言诗作命世的一代大诗人。只有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下层无名氏之作,为这个时代的文人五言诗赢得了莫大声誉。这些诗作的艺术成就,惊动过南朝诗评家钟嵘,被赞之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即使有了盛唐之诗光焰万丈的辉耀,明清时代的诗论家一提到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论汉代文人的苑囿叙事、都城叙事与俗乐运动

汉代有一股流贯始终的俗乐风尚,这种风尚由皇家总领风骚,并通过乐署的建立而制度化.汉代文人的苑囿叙事和都城叙事对此作了艺术的呈现.     

主持人语: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带来新视野

<正>木斋先生对古诗十九首的创见,带来古诗研究的新视野。总体来说,木斋对于《古诗十九首》的看法,大致可以罗列如下:首先,他区别"五言诗"与"文人五言诗"的差异,并将五言诗的成熟归于曹魏之后,认为此前的作品当不得代表"古诗"的体系,而作为古诗中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自然属于文人五言,并成于曹魏之际。此点将过往"西汉说"、"东汉说"、"建安说"作出一明确的取舍。     

诗体总杂 善于摹拟──关于江淹的拟诗与其文学观念

本文选取江淹拟诗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对其《效阮公诗十五首》和《杂体三十首》进行了比照分析。发现江淹拟诗明显带有向汉魏缘情诗风复归的特点，同时也表明文人五言诗的地位日渐提高。在拟诗这一诗歌现象中，江淹拟诗无疑又是对前人拟诗范围的进一步拓展。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诗歌发展到宋末已开始出现多元发展的势头。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语旨研究

语旨是指交际活动所涉及的人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包括语篇中所涉及的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角色关系等。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参与者较为单纯，主要有浪迹天涯的游子和孤独寂寞的思妇，表现出了当时文人们所处的中下层地位和思妇的从属地位；其中的角色关系涉及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文人与达官显贵们的关系、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等。     

论中国早期文学侍从的文学史意义——以二曹六子主从关系为中心

二曹六子主从关系构成了建安时期侍从文学的主体,与先秦两汉时代屈原、司马相如、鸿都门学文人等侍从文学不同,建安六子具有政治性削弱,娱乐性加强以及集体性的出现的特点,并直接影响了五言诗的出现,在中国早期侍从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建安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分不开的。     

论《古诗十九首》意象的特征

《古诗十九首》是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其内在之"意"与外在之"象"有其独到之处,本文通过对其意象及其组合方式的分析,把握古诗十九首意象的特征。     

论汉代文人五言诗与汉代社会思潮

文人五言诗作为汉代诗歌中的特殊一类,历来受到古今学人的高度评价。刘勰称它是“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钟嵘说它“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自六朝以后,学人对它的赞誉之词多有。然而,这些文人五言诗何以会产生在汉代?它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古人却缺乏深入的探讨。“五四”以来,由于受疑古学风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传统观念”,大多数学人都把这些诗篇看成汉末动乱时代文人思想的产物。如马茂元先生说:“它所反映的只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     

论《管子》的音乐观——兼与儒家音乐观作比较

《管子》的音乐观与儒家音乐观相比较有其相同之处,表现为两者都重视雅乐的教化作用,但《管子》更重视探讨最高境界的雅乐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在对待俗乐方面,两者又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俗乐的危害。但《管子》接受了俗乐兴起的客观事实,承认了俗乐的部分作用,如统治阶级在不沉湎于俗乐的情况下,可以欣赏俗乐;亦曾巧妙地利用俗乐帮助自己脱离困境。《管子》的音乐观体现了它的继承与创新并重的学术特点。     

楚风北渐与秦风东渐——论秦嘉､徐淑的文学地位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吴声"的雅化与风格演变

乐府的雅化包括观念层面的俗、雅变迁和实践层面的俗乐雅化.乐府的雅化体现在音乐与歌词两方面,吴声音乐的雅化经历了晋宋时期"被之管弦"和萧梁宫廷制作大型组曲两个阶段,歌词的雅化经历了文人雅歌和宫廷艳曲两个阶段.由此,吴声由民谣的质朴天然走向文人乐歌的含蓄雅致和宫廷乐歌的艳丽奢华,完成了风格的演变.乐府的雅化总体上实现了艺术化和精美化,这个过程本身充满创造性,不宜简单视为僵化.     

音乐史上的雅俗之变与汉代的乐府艺术

汉代的乐府艺术是一个以娱乐为基本功能的俗乐艺术系统。从音乐史角度来看，汉乐府是战国至秦汉雅乐衰微、俗乐逐渐发展的产物。本文尽量联系音乐史的发展规律，从音乐的娱乐本质着眼来研究从周乐到汉乐的雅俗变化问题。文章主要分三部分一、周乐完成体系后俗乐的继续发展造成战国音乐的雅俗冲突；二、雅乐在汉代衰微的音乐本身的原因，汉代祭祀、典礼之乐的雅俗性质问题，雅乐在汉代的保留情况；三、汉乐府俗乐艺术的构成及其综合性娱乐艺术的性质。     

论谢灵运作品在《诗品》中的双重意义

谢灵运在钟嵘<诗品>中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谢灵运乃文人五言诗创作中最具现实性的典范,其创作实践对于当时诗坛声律之忌、险俗之调与隶事之风这三大弊端最具现实指导意义;另一方面,谢灵运的某些诗歌主张及评论又对钟嵘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决定了<诗品>中诗论的走向与诗人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