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年整理的彝文典籍探西南古史

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尚书》等先秦古籍中就有记载。《尚书·牧誓》中记载的庸、蜀、羌、、微、卢、彭、濮人,从武王伐纣,武王称之为友邦的八国,就是西南地区的各族。《疏》注:“此八国,皆西南夷也。”另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正妃嫘祖生了两个儿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濮,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此处提到了西南。同时,西南地区也有丰富的文物资料如广汉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与古籍相佐证。但总的说来,汉文     

中国古代濮族分布考

对于中国古代濮族,学术界长期并存两说:一说认为,濮非单独一族系或民族,只是越族的别称;另说认为,濮非越,是一个单独的族系。笔者从后说。 过去诸家论及濮族分布,多以略指为限,殊嫌不足,笔者不避繁冗,尽力胪陈有关濮族的各种记载,全面考察其分布状况,以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濮本字“仆”,最早见于甲骨文。濮作为族称见于载籍,如《尚书·牧誓》记,商末,周武王兴兵伐纣,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参加。     

跟随武王伐纣的“八国”考

《史纪·周本纪》载:武王伐纣,跟随的有“庸、蜀、羌、髳、微、(纟卢)、彭、濮”八国.《集解》引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纟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马融曰:“武王所率,将来伐纣也.”《正义》:“髳音矛.”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纟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纟卢)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古文献对此“八国”的记载不一致,其历史、方位、迁转究竟如何,值得探讨.     

蜀文化发展渊源的探索

我国文字记载蜀与中原发生关系最早当在殷末。如殷墟卜辞有“至蜀”“蜀射三百”周原甲骨有“伐蜀”的记录。《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于《尚书》”,而《尚书·牧誓》确有此记。但古史有关巴蜀事端零若散珠,又多讹误,故不能详其考。因此,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则是非常必要的。     

西周时期周王室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我国古代民族众多,经过夏商时期的长期融合,到西周初年,以周王室为主的华夏族已初步形成,周王室与周边各族的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西周疆域之大,为夏商时期所不及。据《左传》昭公九年载:魏、骀、芮、岐、毕是其西土;蒲姑、商奄为其东土;巴、濮、楚、邓为其南土;肃慎、燕、亳为其北土。就是北终燕山,南达长江,西尽河西走廊,东止于大海。疆域之内一千余国,周边内外,民族众多。《礼记·王制》云:“东     

先秦西泰山史迹新探索

《韩非子·十过》记载的“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西泰山，当是今河南省尧山对面的太山。西周初年，鲁国初封在今河南省鲁山县尧山脚下，把尧山对面的大山封为太山，即大山(亦可以称泰山)。周公东征之后，鲁国改封于今山东曲阜的奄国，把原鲁国的国名及泰山之名带到改封之地。鲁国原封之太山，战国之后被称为西泰山，就是《韩非子·十过》记载的“西泰山”。泰山信仰在西泰山废祀之后逐渐兴起。     

商纣罪行再论

关于《尚书·牧誓》篇中所列商纣罪行，历来文史学界有诸多争议，不少前辈学者提出了与主流观念不同的证据及论点。文章认为作为殷商之后出现的文学作品，《牧誓》篇对商纣之罪行有所夸张，这是周族及其后人因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借题发挥而造成的。     

《周南》、《召南》南国史迹考

"周南"、"召南"作为地域名称,可上溯到西周初期。"二南"是周公、召公治下南国各小国的泛称。《诗经》中的"二南"都是南国地方的民歌,以西周建国之初作品为多。"二南"诗篇的题旨与训诂,历来歧义很多,但多系似是而非的疑古之论。《关雎》"钟鼓"系"盛大生机"的古义;《汝坟》"王室"即殷商王室;《甘棠》"召伯"即召伯。     

中古时期四川的僚族

《华阳国志·李势志》、《博物志·宁国论》及《晋书·李势载记》等都说,“蜀土无僚”或“蜀本无僚”,自东晋四川为成汉割据时,始有大量僚族自贵州西北部的牂牁郡进入四川,多至“十余万落”,分布在三峡、黔江、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金沙江流域。《魏书·僚传》对于僚族之经济社会、生活习俗都有记载。本文试就《魏书》所言,对当时四川僚族的社会发展状况、文化特征及族源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最早的“中国”：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国”

[提要]记载西周初年史事的《何尊铭文》和《尚书?周书?梓材》,是见诸文字记载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历史文献。文中所说的“中国”,并非仅仅指称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还具有指称地理学意义上的京师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意思,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中国”,还没有用来指称华夏和华夏文化的意思,它既不是一个仅仅指称华夏族的种族概念,也不是一个指称华夏文化的文化概念。西周初年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中国”,是在社会上早已流传有“中国”观念的基础上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实际上,“中国”观念的产生,应该在西周初年以前。一些考古学者根据“中”和“地中”（地之中心）等观念的出现,或认为最早的“中国”出现于陶寺文化时期,或认为出现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认为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等等。文章认为,借助文献对“中国”的追述,将“中国”观念最早出现的时间确定在夏王朝建立时期,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论"武王伐纣"战役中的巴、蜀之师

约公元前1066年的西方周族,在经过先前周文王的苦心经营后,由一个蕞尔小邦发展成拥有数十万大军的强国,为灭殷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继位,在孟津观兵之后二年,这时期的周族已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能与殷帝国抗衡的优势后,从而发动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即“武王伐纣”之战)。当时跟随周方参战中的巴、蜀二国不仅参战人数众,而且还是周方作战的先头部队,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巴蜀之师以威武,勇猛之气势压到了对方。     

周公、成周与制礼作乐

牧野之战克商后,周人仍面临稳固东方统治、纲纪天下重任,武王为此欲营建洛邑,但两年后病死,重任落在周公身上。周公采取了救乱、克殷、践奄等措施,尤其是秉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并于此采取相应的政治礼乐文化措施,巩固了周人统治,奠定了其政治文化格局,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太阳神树、太阳崇拜与太阳历法

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许多考古材料都与古蜀人的太阳崇拜和历法有关,而作为典型器物之一的青铜“太阳神树”,就是古蜀人太阳崇拜和使用太阳历法的最佳体现。它不仅具有“日、鸟、天、龙、树”等宗教崇拜的象征意义和神话色彩,又是古蜀时期历法等科学知识的结晶,它充分反映了三星堆文化中辩证、和谐的思维和审美意识,内涵极为丰富,极具研究价值。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古蜀石崇拜的文化内涵

石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遍布于古蜀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献与民俗材料进行综合比较考察，发现这种泛崇拜现象的背后潜藏着深层的文化蕴涵，即蜀民思想中有着共同认知：石具有生殖繁衍、驱邪祈福等实际功能，于部族之生存发展有重要作用，更是亡魂必定的回归之所。因此，蜀民便对石进行虔诚膜拜，以期获得于已有利之效用。     

对三峡江南入蜀古道的有关认识

长江三峡南岸入蜀古道,是除三峡水道外又一入蜀的重要陆路通道。此道东起湖北宜昌市江南点军区姜诗溪口,西至利川市谋道苏拉口,全长500公里,东连着丰饶的荆楚大地,西可通往“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318国道路线大致上走的就是三峡南岸的西行入蜀古道。古道始筑于商周时期,沿用于秦汉以后一直到现在。历史上每到朝代更替之际,它都被用作军事通道,而太平盛世之时,它又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交通生命线。在古道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墓葬、窖藏、桥梁、石碑、石板路等各类古文化遗迹向我们叙述着昔日商旅、驿差、军队、部族人群等在古道上往来奔波的繁忙图景。     

古蜀汶山考

"汶山"对于古蜀文化研究,不但是一个重要地名,也是一个重要的疆域。该地域无不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代古蜀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汶山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铜资源的重要开采和冶炼地之一,也是黄金、玉石等原料产地,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相关历史材料中都提及到了汶山,如《蜀王本纪》中描写到的"望帝(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化",其汶山指的是哪里?所提及的"郫化"又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的探寻都将为古蜀历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经作者对龙门山的岷江流域、湔江、石亭江和北川湔江流域多年实地调查和相关史料查阅,从2006年至今,虽然中间经历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山河改变、人文失常,灾后重建彻底改变了当地传统文化的格局,但作者对"望帝治汶山下邑"的汶山,有了一定的区域概念,即:东临成都平原,西以岷江河谷和北临北川湔(戬jiǎn)江河谷,北起北川县曲山镇(涪江上游),南至都江堰宝瓶口和关口。     

《蜀王本纪》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的指引和诠释,而历史文献也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证明和补充。作为目前能见到的时间最早、内容稍多一点的古蜀史书《蜀王本纪》,是我们认识和诠释地下出土的古蜀信息的宝贵钥匙,同时,《蜀王本纪》也需要考古发现的证明与补充。     

圣山:成都的神话溯源--《山海经》与神话研究之二

成都最先是居住在岷山的古蜀人(即蚕丛氏、蜀山氏)崇拜的圣山,它和昆仑、岷山虽名异而实同,都是沟通天地的天梯,亦即天柱.古蜀人内迁成都平原后,"名随主人",他们将新居地亦命名为成都.而"圣山崇拜"对古蜀文明有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