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唐代和亲诗浅议

唐代和亲诗或吟咏唐朝公主远嫁之事,或反映汉代昭君出塞之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唐人对和亲联姻的认识和理解。唐代诗人在关心现实和回顾历史中,努力探求国家安宁、民族和睦的有效途径,表达了他们希望国家早日解决民族纷争、实现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望。唐代和亲诗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值得重视的。     

试论昭君悲剧命运的实质

昭君和亲本是一个历史事件,但由于其“掖庭待诏”的身份,后世对昭君和亲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评价,其中不乏悲剧的论调。然而,那些论调大多没有抓住昭君人生悲剧命运的实质。从传统的儒家观念出发,君王与后宫女子的关系就是一种潜在的极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昭君与汉元帝的微妙关系,使得昭君和亲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王昭君,为后世文学创作留下了可供开掘的空间。和亲是汉家对匈奴的外交政策,在政治的大层面上考虑是一回事,具体到王昭君个人,那只能是被当作货物或筹码,牺牲、使用、被侮辱损害的对象。昭君悲剧的开始,并不始于和亲事件,也不始于她待诏掖庭的身份时,而是从她被征召入宫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与其他和亲女子一样,“昭君们”和亲可以做的,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获得国家社会的安宁和国民的富足。在这中间,她们非但没有选择的自由,也失去了作人的自尊。由于人生选择自由的被剥夺,无论如何,其人生结局都是悲剧性的。评价昭君和亲,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就会因为只看到了昭君和亲的皆大欢喜的结果,从而忽略或歪曲王昭君这个鲜活生命的想法和感受。与历史上绝大多数和亲女子一样,昭君和亲并不是个人的人生选择,而是政治和外交的一种需要。     

论李白的怀古咏史诗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身世复杂,阅历丰富,足迹几乎遍及唐代中国的主要地区。在他的诗文创作中记载了李白一生的政治追求、功业之念与他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在他流传至今日千余首诗中,怀古咏史诗歌占了一定的比重。所谓怀古咏史诗歌是指以特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变迁为其吟咏对象而写的诗歌,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源远流长的。沈德潜《古诗源》里辑录的一些上古时流传的谣谚就有咏史的成份。《诗经》中部份篇什也有追溯历史人物重要活动的章节,这些都容涵咏史的成份和意味。当然,真正以历史事件的变迁和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     

略论唐诗处理历史题材的三种模式

唐代诗人继承唐以前诗歌融合历史素材的手法,掌握了将史与诗融合的有效方式,诗人善于选择历史传记式、历史论赞式、历史情境式等文本模式及其组合方式来建构历史要素,使历史成为诗歌内容的主体或局部结构,以此达到史在形式上向诗歌的转化。三种文本模式中,历史传记式和历史论赞式受到史传文体样式的影响,是史与诗文体结合的产物;历史情境式虽也受到史著笔法的影响,却是更具诗歌艺术传统样式的文本模式。唐代历史诗歌的三种文本模式代表了唐诗处理历史要素的三种基本结构,体现了唐诗在文体方面融合历史的多样性探索,证明唐代诗人大大超越了他们的前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诗人心态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诗人心态研究成果丰硕,有从历史宏观角度研究唐代诗人心态对唐诗的影响,也有从贬谪、科举、隐逸、宗教等层面,探讨政治文化因素对唐代诗人心态的影响,还有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创作心态进行深入剖析的个案研究。     

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唐宋诗人的昭君诗

在唐宋诗人的咏史诗中 ,对于相同历史题材的吟咏不乏其作。汉元帝时王昭君出塞和亲的著名史实 ,也曾一再被唐宋诗人所吟咏。围绕着传统儒家“怨而不怒”的主旋律 ,唐宋诗人从不同角度 ,展现出了各具时代历史特征的人文视角与情感内涵     

和亲对唐代边塞诗创作的影响

和亲作为唐王朝与周边游牧民族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当时人的生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直接促进了唐代边塞诗的创作.吟咏和亲女子的诗歌在唐代和亲类边塞诗中占有重要比重,其中咏当朝公主和咏汉代和亲女子王昭君的诗歌尤其值得关注,这些诗歌为唐代边塞诗注入了一种新的格调,使边塞诗在刚健慷慨的主流之外,又增加了庄雅端肃的庙堂气和幽怨苦恨的宫怨气.     

论唐代和亲诗歌的诗史意义

唐王朝与吐蕃、回鹘等周边民族政权所进行的和亲外交,是中古时期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内容。由于和亲外交本身的复杂性,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突出体现在唐代有关和亲的诗歌创作中,这些诗歌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和亲公主命运的忧心与悯怀,也体现了对和亲政策本身的深入思考。尽管所持立场各有不同,所表明的态度也有所差异,但这些诗歌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不仅为后人全面深入认识唐代和亲这一举措提供了独特视角,也作为唐诗中一类重要的诗歌类型,具有高度的诗史意义。     

从唐诗看和亲公主的命运及其民族关系

唐代和亲诗创作丰富,既反映了人们对和亲政策的思考,也反映了人们对和亲公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亲公主们的命运与大唐国力息息相关,是当时民族关系的晴雨表:国力上升期的初唐、盛唐的和亲公主们,基本上保持了被尊崇的地位,反映出的民族关系相对融洽;而中晚唐时期的和亲公主们则命运多舛,其时的民族关系较为紧张。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穿越大唐的缕缕芳魂——唐诗中的女性形象述略

按照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间顺序,简要论述唐诗中各类女性的形象及其变迁,指出:初唐女性题材诗歌以描写宫廷女性的上官体、历史美女题材为主;盛唐时期,除宫廷女性题材、历史美女题材继续大行其道以外,思妇、怨妇、弃妇、征妇、勇妇题材盛行起来;中唐时期,由于战争频仍,有关思妇、怨妇、弃妇、征妇的诗歌题材更多更广,贞妇烈女及妓女题材也有所表现;晚唐诗人不仅关注女性的外貌之美,更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有唐一代,除男性诗人关注女性,写下了有关女性题材的大量优秀诗作以外,不少才华横溢的女性诗人从关注自身的角度出发,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     

诗酒风流--试论酒与酒文化精神对唐诗的影响

唐诗中有 6 0 0 0多首咏酒及与酒有关的诗 ,酒中或酒后创作的诗数量更多。酒是促进唐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纵酒赋诗是唐代诗人的生活风气也是一种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诗酒风流是唐人的重要文化观念。唐代的酒文化精神在唐诗中有充分的体现。酒对唐诗创作的影响 ,有两个层面 ,一是酒对诗人生理影响的物质层面 ,一是酒文化精神对诗人心理影响的精神层面。诗与酒也有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酒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及唐代诗人的心态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试论唐代书法与唐诗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唐代的书法与唐诗作为两门独立的艺术各显异彩 ,延世久长 ,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实为密切的联系 ,本文就此相关问题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唐代书法艺术与唐代诗歌之联系 ;二是唐代诗人以书法为创作内容的许多篇什 ;三是书法艺术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以及唐诗对书法艺术的促进 ;四是唐代诸多诗人皆工书艺以及诗人书诗幅互赠 ,增进了情谊又致使书、诗并进     

中国山水诗的咏叹

中国山水诗萌芽于《诗经》与《论语》的某些章句,功能是为了诗的起兴。汉武帝的《秋风辞》,曹操的《观沧海》等已得山水诗的雏形,到六朝已形成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固定形式,并流传有序,历代继承下来。晋有陶渊明;南朝宋有谢灵运,齐有谢;唐代李白的豪放、王维的禅悦是中国山水诗的顶峰;宋代苏拭的清雄,陆游的苍凉;至元已觉局面狭窄,引起山水画家诗的勃兴;明清的山水诗境界狭小,部分折射唐宋,满足其感情世界,明代李攀龙、清代吴梅村和王世正各有建树。因山水而造就了的历代诗人,又引起对山水诗的咏叹,本文并探讨了这些山水诗的美学特征。     

韩偓与江湖诗派

江湖诗派在推崇贾岛姚合的同时也效法韩偓的香奁诗,部分诗作题材上叙写女性及恋情,风格婉丽缠绵,这在较少描写爱情的宋诗中显得颇为突出。江湖诗派内部学习姚贾、许浑与学习韩偓两种创作倾向并存,这表明江湖诗人对晚唐诗的两种主要风格都比较看重,学习的是全面意义上的晚唐。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试论张说的贬谪心态与贬谪诗

张说有两次被贬被弃的经历,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和咏怀赠别诗。他执着恋阙的心态和特有的创作风格及情感表现方式,体现出贬谪经历在其诗歌创作中打下的深刻烙印:率意直露、凄婉抒愤。作为唐前中期贬谪诗人的代表,张说的贬谪心态与其后元和诗人有着一脉相通的承传。     

中晚唐艳体诗对词的影响

中晚唐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艳诗，这些艳诗对之后新的诗——词产生了重要影响。晚唐的许多词作者，往往同时也是艳诗作家，因而创作时会不自觉地将艳诗中的内容和手法运用于词中。同时，艳诗作品在当时被谱曲传唱且颇受文人的欢迎，因而其在与音乐结合且具有娱乐功能这一点上与词取得了同一。在艺术手法上，李贺、温庭筠、韩俚等人的艳诗多用暗示烘托的手法来抒情，诗中具有幽深细腻的意境，轻灵悠扬的韵调，绮艳精关的语言，这些特点后来都推及到词的创作之中，并促进了“词为艳科”观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