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及原因

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学界众说纷纭，有主道家说，有主儒家说，笔者认为司马迁极大地吸收了儒道两家的合理有效之成分，以儒家为主，巧妙地融两家为一体。为此，本论文分别论述了司马迁对儒、道两家思想的接受和批判，最后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家学渊源、个人遭际等方面阐述了司马迁之所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道家思想的原因。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针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观点：一、“取与守不同术”是西汉经济思想不同于先秦经济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史记》汇集和总结了这一思想。二、司马迁既反对贵人贱利，也反对不讲礼义之分；本末思想的特点是赞成汉初自由经营工商业，反对官府垄断工商业的与民争利政策，而不是什么“重商”；其思想影响非儒非道，而是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如何发展封建经济的角度上兼采了儒、道。三、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在封建制生产关系下通过“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的机制以发展封建经济实现富民。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司马迁和《史记》更是无以回避。探讨分析了司马迁之生死观在《史记》中的体现及内涵，并略论了司马迁生死观对儒道两家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论司马迁之天命观及神义论问题的解决

司马迁是不折不扣的天命论者.由于对一些史料的错误理解,不少人认为司马迁怀疑天命、甚至否定天命.其实,司马迁主要从道德的角度理解天命,这导致神义论难题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司马迁拓宽了报施对象的范围,确保了道德之天的存在.     

钱钟书的叙事文学创作思想探析

叙事文学创作是钱钟书关注的文艺论题之一。他对叙事文学创作中复杂个性的塑造、叙事品格、及其美学效应等都有独到的论述。我们把这些论述拾摭观之,可以看出钱钟书的叙事文学创作思想之一斑。一、写人之辩证观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大型叙事文学创作之一,其中不少记叙人物、事件之章节已具小说笔法。钱钟书对司马迁《史记》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很称赏。尤其是对司马迁善于写出人物的复杂个性给予肯定,并分析了他写人的成功所在。他认为,司马迁记事详实,写人虽“确多‘字     

张仪、司马错伐巴蜀考

秦伐取巴蜀，是秦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最后，秦了却了南顾之忧，据巴、蜀之富，对楚及三晋展开了强大攻势，３０余年间，取江中，拔宛城，吞鄢、邓，破楚有郢。然而，秦惠王当初派遣谁伐取巴蜀？史书上却有不同记载。从《史记》上看，司马迁在多处确指伐蜀之将乃其先人司马错。如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司马氏之后）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而守之。”没有提及张仪。《秦本记》中亦云：‘’司马错伐蜀．灭之。”也没有提及他人。据司马迁的这些记载，伐蜀由司马错提出，并由他统兵出征完成的。但是，笔者在…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及其消解

司马迁的《史记》笼罩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李陵之祸、忧生之嗟、忧天下史文之不传是司马迁的忧患意识产生的根源 ,卓越的历史学识是司马迁忧患意识产生的思想基础。因此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既是个体的 ,也是社会性的 ,更主要是对文化教育的忧患。发愤修史消解了他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也消解了他的悲愤屈辱意识。     

论司马迁的政治观

在我国第一部介绍和评价《史记》的专著《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作者李长之先生，探讨了司马迁和《史记》所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其中关于司马迁的政治观，还有专节的论述，提出了颇有深度的见解。然而，纵观《史记》，司马迁的政治观远不止于李氏之评，它还表现于更多方面。一、司马迁的政治观，首先表现在其著作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作的备种评价上（1）在论及国家之兴衰存亡的原因时，他认为决定国家命运的，首先是人的因素，而不是天和鬼神的力量。他强调人谋的作用，极力主张任贤追小。如在《陈丞相世家》里，当论及陈平的智谋…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本文通过对“家”和“言”的重新界定 ,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提出新论。司马迁自成的是史家 ,而先秦诸子中没有史家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归属于诸子任何一家。司马迁具有史家特有的强烈的论载历史、保存史文的历史责任感 ;他首次就历史撰述宗旨和目的、历史研究要求和对象以及历史编纂方法等史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史记》为后世历史创作提供了范式。司马迁之史家言 ,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文章还对这史家“三言”作了具体阐释。     

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杰出的人物

一子贡是孔子称赞的弟子一般人说,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司马迁的《史记》中《仲尼弟子列传》共列名七十七人,并说“受业身通者七十七,皆异能之士也。”司马迁认为孔子弟子中有奇才异能之士七十七人。这七十七人中谁是最杰出的拔尖人物呢?孔子最称赞颜回,但颜回死的早,没有什么成就。孔子死后,子夏教于西河,传授孔子学术,魏文候还以师事之,并咨问国政。《论语》一书中也说孔子弟子中“文学”方面(即学术方面)首推子游、子夏。可是《论语》中孔子对子夏的教导,有两处值得注意:一处是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     

论《庄子》之“奇”对司马迁“爱奇”的沾溉

以比较的方法,探究《庄子》之"奇"对司马迁之"爱奇"的影响和沾溉。《庄子》以"奇"寓意是司马迁用"爱奇"以表达"一家之言"的先声;《庄子》的奇人、奇事为司马迁"爱奇"以记"奇人"、"奇事"提供了借鉴;《庄子》之"奇"的浪漫特色是司马迁"爱奇"所表现出浪漫性的启导。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谈司马迁《报任安书》

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与李陵之祸 信中说的在李陵之祸前,作者是“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不是作者的故作甚辞,而是真实的有史可据的。 司马迁初仕为郎中,入仕后不久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尝识。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曾认为司马迁是属于“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司马相如”等同一等的人物,“皆辩知门     

司马迁对世态炎凉、人情“市道”的批判

《史记》,犹如一幅巨大的长廊漫画。司马迁在其中深刻地暴露和批判了先秦和秦汉时期君臣、主客、父子、兄弟、叔侄之间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丑恶社会现实。其批判的范围之广阔、内容之深刻、感情之激愤、笔力之遒劲,在当代社会中是独树一帜的。从先秦一直延到汉武帝时代,一些贵族、豪富招养宾客,多者至几千人。这些宾客大都趋炎附势。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揭露和抨击。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写廉颇为赵国大将,后免长手归,失势,客尽去;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气愤地说:“吁     

试论司马迁的臣道观

司马迁深膺屈原为臣之德能,以屈原为其心中理想的人臣模式。该文以列传、世家中的论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两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臣道观:一是臣道的基石———志洁;二是为臣之能———谋智。由此,来挖掘司马迁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广阔而深远的灵魂境界。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开拓新领域 提供新视角──简评《司马迁与宗教神话》

开拓新领域　提供新视角──简评《司马迁与宗教神话》李静“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部《史记》，两千多年来赢得了世人普遍的赞誉，而司马迁，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史圣”，已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真正代表，其文化思想的精通，也已成为中国历史、思想史、文...     

自古英雄尽解诗──《史记》刘邦形象别议

本文从传记文学的角度，通过对《史记》有关细节描写的具体分析，肯定了司马迁对刘邦情感世界的挖掘之功，并以事实为依据，一改旧说，提出了刘邦是属于诗人气质型的人物这一新观点。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