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王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显达与度越

王船山礼学思想在学术界多有关注,但其遵礼实践的逻辑展开在学术界缺乏探讨。船山遵礼之道的逻辑开显表现为如下几个层次:即作为遵礼之礼的"礼"彰显为人道而为人之独;作为遵礼之理的"理"贯通于气、礼之间,并与人息息相关;"礼"与"理"贯通:彰显了遵礼的必要理由而最终得以逻辑展开。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展开,实质上彰显了礼、气、理之间的相互贯通与度越,背后实质上凸显了船山遵礼实践的必要理由。     

从礼以分殊辨别人禽管窥船山“礼”性

船山礼学思想是礼学史上一颗璀璨的“奇葩”。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性多为学术界所忽视，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即礼以分殊辨别人与禽：船山从礼乃“人之独”而禽兽所本无：礼以维系人道；人禽之别、壁立万仞等角度说明礼的本质特征。由礼以分殊辨别人禽可以管窥船山“礼”性：即言道必以天为宗、言礼“必以人为归”的基本思想：     

论王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何以可能

《论语》中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重了悟的和合思想,有子与其师都没有论证礼与和是如何相契合的。王船山对有子"礼之用,和为贵"的礼之和合价值进行了正学与开新。礼与和的契合表现为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实现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凸显了礼与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契合;以礼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凸显了礼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契合;将自然看成与人类社会平等的生命主体,礼待自然则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彰显了礼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契合。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的四个基本维度,是对孔子"礼之用和为贵"的返本与开新。     

先秦礼学研究的创新之作--评《晚周礼的文质论》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礼学研究逐渐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部分古代礼学名著得以校点、出版,考古学的成果也为人们了解礼学问题提供了新的窗口,不少学人以礼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也陆续出版问世,研究礼学成了当代人文学科的一个亮点。最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梅珍生博士的《晚周礼的文质论》,是礼学研究领域又一部难得的佳作。该著以独特的视角,畅论了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的礼学思想。与同类研究著作相比,该著具有以下特点:一、研究思路新颖。该著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作者既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又试图突破以往研究的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传统礼学、庙堂礼典、乡里礼秩的综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成果丰硕。传统礼学中,中古从累积进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三礼义疏之学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庙堂礼典则经历了因不同背景的政权或同时林立,或此起彼伏而造成的一次次重构,这重构在曲折反复、内容变异的同时,也在丰富乃至改写着中古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内涵,这方面成果迭出,个案累积丰富;乡里礼秩在中晚唐首先出现,出现了最初的"礼制下移"趋势,私家庙制、敦煌书仪、乡饮酒礼等均是此脉络中不同侧面的构成点,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稳步推进。     

曾国藩礼与仁探微

从周公制礼,到孔孟讲仁,礼与仁自始便是儒家的核心内容。儒家理想人格中的最高境界正如《中庸》中所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达内圣外王。自宋周敦颐道学始立,开湖湘学派之先源。湖湘学之特点乃讲求经世致用,因而,曾国藩不仅仅只是个道学家,也是个实干家。曾国藩作为一个道学家,深受船山之学的影响。船山之学的精神,就是内仁外礼。在他看来,用恩莫重于仁,用威莫重于礼。内仁外礼不仅表现在他的为政为德上,同时也表现在其军事上,他在教育后人也恪守着这个准则。曾国藩本以军工而致显,但是他却告戒他的儿子们切不可涉历兵间,足可见他的军事思想密切联系着他的哲学思想,内仁外礼这个总纲。     

王船山实践观中的礼治思想研究

王船山哲学以务实、重行为特征,他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明清实学的重要代表。他将"实践"作为一个词使用,用来指代传统的"行"。本文从人际交往、政治和生产等三个方面探讨船山实践观中的礼治思想。首先,船山认为社会交往中的人要遵循礼仪规范,礼在维持人类生存和繁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次,船山认为治理国家的理想模式在于"礼治",道德教化对于礼治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船山非常重视"厚生利用"的生产实践活动,他认为应该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规范,用礼来节制肆意挥霍、过渡消费等问题,用礼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0世纪马克思主义视阈下船山学研究的汇集与创新——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研究

《王夫之评传》被誉为"用马克思主义解读王船山的集大成者",其特点如下:首先萧萐父先生集成了自己在船山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哲学诸领域的成果,并且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其次,汇聚了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成果,如全面继承了侯外庐先生的船山学研究成果、对冯友兰、嵇文甫的船山学研究成果有所吸收、在自己以前少有涉及的领域广泛吸收了新时期以来的船山学研究成果等,还吸收了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成果;第三,在继承和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船山哲学的唯物论特性与启蒙思想的阐发等方面都有更精深的阐释;第四,萧萐父先生在船山学研究方面巨大的成就是得益于他的研究方法即注重研究的生发点,重视史料鉴别,学贵涵化融通。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新诠——读“三礼”有感

"礼"既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亦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儒士们对"礼"进行了持续不懈的论究:从具体事物的礼仪规范,到普遍的社会规则;从礼的内涵本质,到礼的价值功用;从制礼的准则依据,到礼与法(刑)之间的关系等。《礼》有"三礼",其中的《礼记·曲礼》提出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著名论题,由此也引发了历代学者的争议和探幽。对这一论题进行当代诠释,既有助于深化对古代社会礼治思想和制度的理解,也有助于当今中国在"新时代"实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方略的贯彻落实。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中国“三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涉及面广,"三礼"本经所记之名物制度、思想学说,"三礼"学文献之版本、辑佚、成书问题以及历代学者之"三礼"学,均有涉及,出版了不少专著,发表了一些高水准的学术论文。20世纪的"三礼"研究突破了传统经学的考据法,研究视角多样化,从而在一些学术公案的探讨上多有突破。但是,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周易》、《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三礼"研究谈心性的居多,谈礼制的较少。未来的"三礼"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应该在传统经学考证方法的基础上,转换研究视角,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船山研究的历史回顾

清末湘人以船山仁与礼能纲维万世，大肆宣传船山、出版船山著作并上请清王朝．使船山入祀于孔庙，并成为明末三大儒。民国的船山被赋予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成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同时，民国对船山进行了分学科的学术研究。解放以来，主要从哲学、史学、文学……研究船山．比民国的分科研究更为精细。改革开放后，船山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其标志就是学术上的争鸣开始了。     

简析船山工夫论的特色——以《俟解》为中心

船山认为善恶属性的产生主要受人物交接的时地条件影响,性也是在与习相成的过程中开放而变化有种种属性的,这种善恶观与性论深刻影响了船山的工夫论.从《俟解》中所强调作为学者之先务的博文约礼之道来看,其既与朱子未发阶段的涵养之功有相似性,又不停留于只是在"礼意"的层面说"礼".而其所强调的"博文",虽然主要扮演的仍是明儒所强调的"下学"之角色,但其中"文"自身的地位也的确得到了重视.他这种强调"礼文"、重视经典的态度正符合明末清初学问思潮的走向,但其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所依托的"习与性成"的人性论、善恶观又并非时人的普遍认识.     

船山学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方红姣《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序

《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一书于2015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现代新儒学与船山思想的相关度为思考的逻辑起点,对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就现代新儒家学者重视船山的原因、关注船山思想的两大基本点、"后牟宗三"时代"批判的新儒家"所提出的"回到船山"等各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展现了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研究的总体逻辑进程,并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船山学研究做了比较,资料翔实,视野开阔,是船山学研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更好地弘扬船山精神,光大湖湘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5年8月20日,由湖南省社会科学家联合会主办,衡阳师范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衡阳县人民政府协办的"《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枫林宾馆召开。来自多所高校和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代表等共140余人参加会议。本次会议汇聚了国内船山学研究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显示了学界在船山学研究上的较高学术水平,更汇集了一批年轻的船山研究者,表明了船山学研究接续开创的青春活力和后继有人。从最初翻译刊刻船山著作,到开始对船山进行学术性研究,再到多角度、宽领域深入研究船山思想,中国学者们已在这一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本次会议的研讨不仅加深了大家对百年老刊《船山学刊》的了解,也推进了同道学者们的学术交流,更进一步深化拓展了船山学研究,对船山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仁义礼智信"研究三十年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兼备了个人心性品德与人伦关系规范的双重特点."仁义礼智信"被后人称为"五常"."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的"仁义礼智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内涵、普世价值、现实意义等几个方面.     

南宋讲武礼的动态考察

"讲武礼"是中国古代军礼的重要一种,起源于先秦,最初是君王检阅军队训练成果的一项皇家礼仪.进入中古时期,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又与当时风行的"神圣政治"发生密切联系.南宋时期,由于在皇室权力继承上的某些因素,"讲武礼"又发挥着炫耀皇帝权威、昭示皇权至高无上的政治功用,逐步增加仪典内涵.当然,随着困扰皇权政治因素的消失,这项礼仪也就失去生存土壤,仅剩的积极军事意义也在国家孱弱的武力现状下消磨殆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