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检察制度刍议

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犯罪”概念逐步进入公众视野并被刑事司法界广泛使用，犯罪防治亦进入社区司法时代。作为社区司法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检察致力于在刑事司法机关、社区及社会机构间构建起伙伴关系，解决社区犯罪问题、提高公共安全以及增强社区生活质量。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检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检力下沉力度逐步加大。社区检察在理念及制度设计特别是在犯罪防治等方面都颇有现实借鉴价值。     

宝城社区“百年树人”的文化大计

地处安徽省宣城市中心位置的宣州区鳌峰街道宝城社区，着力强化未成年人理想、道德、文化、纪律教育，逐步构建起党委政府重视、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末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体系。近年来，该社区先后捧回了“全省末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示范社区”、“全省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等荣誉称号。     

论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应用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核心价值不在于报应和震慑，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弱化、消除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侧重于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矫治。检察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社区矫正等“恢复性司法”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美国社区的“社区矫正”

社区教育与“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Community-BasedCorrections)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监督、管辖之下,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时间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     

关于开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村（社区）”是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任务。据调查统计，至2008年度末，镇江市未成年人总数31．13万人，其中外来未成年人21757人，占总数的7％；未成年人犯罪总数315人，其中外来未成年人犯罪184人，占总数的58．4％。     

马加爵杀人不全是因为贫穷

李玫瑾教授认为,将“贫穷”归结为马加爵犯罪动机起点的归因并不全面,也并非真实的问题起点。如果以这种归因解释马加爵的犯罪动机,很容易以“一般的社会理由”遮掩“个性中的问题”,进而误导人们对于马加爵犯罪心理原因中重要因素的判断。透过本文的独到访谈,我们看到马加爵事件的实质是“问题少年”带来的“做人的失败”,马加爵杀人的核心动机是“人生意义”的缺失,而马加爵案件对于社区工作与社区建设提出的课题则是:家庭、社区的人格教育、情感教育的空白究竟如何来补偿。     

英国警察在社区警务中有板有眼

英国警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预防犯罪的方法。这套方法在社区警务中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方法的核心思想是:注重宣传教育,注重增加家庭的安全观与个人的防范意识,并采用简单、经济的手段。其特点是:其一,花钱很少或不花钱;其二,以唤起公众的参与为目的;技术预防强调的是装备与器材,是一种被动的措施。而社区警务的方法强调整个社区的主动与积极的参与,其三,抑制犯罪而不是转移犯罪。安装防盗门、装防撬保险锁等不能消灭犯罪,只是转移犯罪,而社区警务的方法旨在抑制或消灭犯罪。由于有上述三个特点,笔者给英国社区警务的预防犯罪方法取名为“软技术预防法”,以区别技术预防与一般理论上的预防。笔者根据自己在英国的观察,有选择地介绍如下: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2006年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的新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18至19日，由上海政法学院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在上海市联合举办的“2006年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的新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召开。到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共计140余人。本次研讨会围绕社区警务、监狱行刑与社区矫正、犯罪预防与控制三大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刍议

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一种更人性化的监管方式，是通过关注青少年的犯罪人群，改善其处境，使其重新融入社会的一种措施。目前我国的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发展比较缓慢，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论述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意义，分析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彝族聚居区传统矫正模式与社区矫正的融合思考

［摘要］彝族聚居区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典型，就犯罪问题而言，在犯罪主体、犯罪形态、犯罪心理和犯罪控制等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内地的个性特点，而与之相关联的犯罪矫正也在不同程度上受族群环境、传统处遇、地域差异和民间习惯法的影响。在彝族聚居区推行社区矫正制度，需要考虑犯罪本身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内地的差异性，并结合犯罪矫正的民族个性特点，实现传统矫正模式与社区矫正的有效融合。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     

论“三失”青少年犯罪及其预防机制建设——基于浙江省的分析

“三失”青少年处于闲散状态,游走于社会边缘,更容易走向犯罪的深渊。基于浙江省2000-201O年“三失”青少年犯罪的情况显示,“三失”青少年犯罪问题不容忽视。鉴于此,需要切实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保“三失”青少年以受教育权和就业权、家庭生活权等为核心的生存、发展权,解决青少年失业、失学、失管问题。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机制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痼疾”,其犯罪行为是不良心理的外化体现。作为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重要手段的心理干预对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心理、预防再次犯罪具有重要价值。大量研究表明,在社区环境中,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矫正通常建立在主观的信念和零散的经验之上,由于缺少矫正效果的相应证据,难以实现预期效果。有鉴于此,文章通过Meta分析产生的系统评价结论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干预提供科学证据,并希望通过完善社区矫正法制建设,构建科学的心理评估与精准矫正机制、持续性干预的经费激励机制、多方社会力量协同的参与机制等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矫正机制,将研究证据广泛应用和推广至社区矫正司法实践,提高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的科学性。     

浙江省 五类罪犯可回家“坐牢”

从5月13日起,浙江省3个地区的五类罪犯可以回家“坐牢”,这标志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浙江省正式启动。“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     

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保障及其立法贯彻

社区矫正对象与监狱服刑人员一样,属于“犯罪(受刑)人”群体。当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必须突出对矫正对象权利的保障。鉴于社区矫正立法的阙如,在中国未来的社区矫正法中,应明确肯认宪法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并在规定社区矫正实施机构的管理职权和社区矫正对象的义务与权利等方面,要创设人道、科学、系统化的制度来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定权利。这既是落实宪法和有关国际人权规约的立法要求,也是革新社区矫正制度的根本价值所系。     

开展文明社区建设的理论思考

文明社区建设是根据中国国情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有效途径与方式。文明社区发展的动力在于社区成员的共同参与；它的形成则有赖于社区文化的发展，同时要建立一套衡量社区文明程度的“基本变量”与“指标体系”。     

加拿大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二)

二、加拿大社区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一)加拿大社区服务建设的主要成就加拿大的社区组织发展对于该国家庭和社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重建安全和健康的社区。通过实施青少年咨询、边缘群体服务以及犯罪预防等一系列项目,使社区成员远离枪支、犯罪团伙、犯罪     

北京有了“社区艺术团”

由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主办的“2012年度魅力社区系列活动——魅力社区大舞台”于9月25日举行汇演，20多个社区的节目登上汇演舞台，展示北京社区文化发展成果。同时，“魅力社区艺术团”成立，100个社区节目首批入团。     

论我国刑法的一个体系性困境——以中德刑法比较为视角

在其他构成要件满足的情况下，结果犯是“以一定的犯罪结果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是典型的犯罪完成形态；与之对应，行为犯是“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不以发生一定的犯罪结果为成立要件；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结果犯以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而构成“既遂”，行为犯则不要求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