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与互限: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焦虑——以诗歌语言和想象力为中心

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系统——由想象力和语言所凝构——呈现出了焦虑,其内部不仅出现了写作的分异,而且不同写作类型自身也存在着表意的焦虑性。"想象本位"型写作与"语言本位"型写作是第三代诗歌的两种写作类型,"想象本位"型写作在对"自然物"的书写中表现出了"离心"特性,其诗学想象与诗歌语言在表意系统中呈现出悖向式的发展路径,更多地走向了相互的离心与解构;"语言本位"型写作在书写"自然物"时则过多地倚重于诗歌的语言表达,相对忽视了诗学想象,由此营构出"互限"的写作空间,其语言与想象甚至走向了相互的否定,影响了其诗歌写作的纵深发展。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焦虑并未得到合理的解决,由此影响到了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     

“黄河诗歌”的现代性特征及其反思——以《黄河大合唱》与《车过黄河》为例

在中国现代具体文化语境中,新诗中的"黄河诗歌"不仅是抒写黄河本身和借黄河景观的描绘来寄托个人情思的诗歌,而且是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相伴相依,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密不可分,直接表达了其现代性意义的诗歌,而出于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黄河"后来又成了代表性的解构对象.本文以<黄河大合唱>与<车过黄河>两首诗歌为例作出比较分析,对"黄河诗歌"的现代性表征作出了解读和反思.     

从声音到身份：论马华诗人田思诗歌的音乐品性与文化立场

田思是一位在马来西亚坚持用汉语写作的重要华人诗人。在他的诗歌中,音乐性既是艺术形式的重要内容,也是思想表达的重要载体,是他诗歌的突出特点之一。其诗歌的音乐性表现出两种基本特征:一是中国古诗词音韵特征;二是口头语言和民间音乐特征。田思运用诗歌的音乐形式艺术性地反映了他作为诗人的风骨与情怀及其与中国文化的亲缘关系,体现了马来西亚华族社区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渊源,同时突显了马华族群的本土性,从而体现出田思作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风骨和气质的马华诗人的文化立场。田思在这一文化立场基础上进行着自己的本土书写实践。     

文化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新感觉派研究

"五四"作家在线性时间观和世界主义视角的支配下,将西方作为象征权利嵌入中国文化想象中。新感觉派在认同"五四"一代的基础上,将西方等同于现代,开始了对现代性的追求。他们采取分叉性的策略将都市西方与殖民西方作了区分,通过对上海的世界主义想象将自己放在与西方和日本都市文化对话的全球语境中,因此掩盖住了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半殖民统治的现实。新感觉派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模糊,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殖民。     

美国华人文学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想象

美国华人具有跨越中西的双重文化视野和双重文化传统,"中国"既是他们在血缘和文化上遥远的原乡,也是他们在美国本土文化影响下想象的"他者".美国华人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其实质也是华人作家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等多重二元关系的对立与交融中对中国所做的文学想象和欲望投射,具有典型的形象学研究的意义.从地理中国、文化中国和族群中国三个层面对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梳理和解析,我们不难看到华人文学想象背后复杂的社会生存境遇和文化认同心理.     

北美华文诗歌中的中国生态伦理想象

中国生态伦理思想为北美华文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北美华文诗人的中国生态伦理想象主要采用了乡愁式和信仰式两种话语模式,以及再现、类比、创造三种话语组织策略.北美华文诗歌中通过这些话语模式和话语组织策略书写的中国生态伦理想象展示了北美华文诗人的人生与情思、感性与知性,同时成就着北美华人诗人及其作品.     

南京:作为诗的推助与意象——以马永波的“21世纪诗选”为中心

近几年来马永波诗歌的创作,由于其地理的位移——具体说是从东北到南京,而显出与之前明显不同的特征。作为主要的创作实绩,"21世纪诗选"直接地受到地理变更所带来的推动和影响。不仅如此,"南京"及其微观的地理名称,作为新的地理意象,大量出现在马永波的诗中,成为诗人日常状态的"真实记录"。通过这些地理意象,可以窥见诗人的内心和情感,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永波的诗歌创作。     

马华小说和诗歌对中国文化的背离与回望

马华当代小说和诗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倡导"爱国主义"而为政治中国送行,七八十年代在彷徨与焦虑中不知情归何处而本能地召唤文化中国,到90年代的文化反思对传统进行的批判与重构,在不同的文学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中国文化取向.它们在不同时期所折射出的主体文化认同与心态也迥异,必须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与解读,同时紧扣社会与政治语境的发展和变化,才能见出真章.主观与客观因素牵制着马华作家的文化意识,但是他们对于祖辈文化的微妙情感与背离却总是循环而往复、藕断又丝连.其文学文本在叙说这种复杂的文化情境时,经常流露出一种低沉与沧悒的情调.     

论海子诗歌中麦子/麦地意象

麦子与麦地形象在海子诗歌中不断复现,构成了一个意象系统,寄寓和熔铸了诗人对生命意义多层面的思考和想象。"麦子/麦地"之于海子,首先,意味着延续肉体生命所必需的物质层面的需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恩情怀。其次,"麦地"被海子想象为所有诗人共同的精神家园,"麦子"和梵高笔下的向日葵交相辉映,二者存在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对话。再次,麦子/麦地也是海子生命灵魂的化身,凝聚了诗人孤独的生命体验以及他对灵魂复活的信念和想象。第四,"麦子/麦地"作为诗人海子对自身存在意义进行哲学式"痛苦质问"之场所的意义。     

当代诗歌的“南北之辨”与戈麦的“南方”书写

戈麦作为一位崇尚想象力的中国当代诗人,其诗作中"经验"与"想象"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呈现出模糊状态。从地域角度来说,戈麦是一位成长、求学、工作在北方的诗人,但从他的自述和诗作中却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南方"情结,其南方题材的诗作中也渗透着对"南方"的"想象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戈麦就是一位"南方"诗人。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中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南方诗歌"与"北方诗歌"。戈麦对"南方"的书写与博尔赫斯的作品(诗歌、小说)有着密切关联,两者之间产生了"互文性"。另外,戈麦诗歌中对"南方"的书写,也体现了诗人对诗歌语言进行探索的努力,并且这种努力是与诗人对想象力的追求相结合的,从而使其诗作的语言也富有幻想特质。     

边缘? 中心?──试论陈大为诗作之“中国”

陈大为的诗笔不断出入历史与当下、中国与南洋、台湾与南洋等多重现实与想象纠缠的空间,以之来建构其叙事美学。此处试图针对陈大为诗中的"中国"符号,再探所谓中心/边缘的意识归属,试着从太简化的文化母国/离散文学的二元对立跳脱出来,观察其书写位置的流动性。     

边缘？ 中心？──试论陈大为诗作之“中国”

陈大为的诗笔不断出入历史与当下、中国与南洋、台湾与南洋等多重现实与想象纠缠的空间,以之来建构其叙事美学。此处试图针对陈大为诗中的＂中国＂符号,再探所谓中心/边缘的意识归属,试着从太简化的文化母国/离散文学的二元对立跳脱出来,观察其书写位置的流动性。     

汉、英诗歌中时间意象折射的文化共性与差异

诗歌做为人类观照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用高度精炼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反映了人类对客观物象的认知和感受。论文通过分析中、英古典诗歌中的时间意象,发现中、西方文化对时间的认识既有基于对时间这一客观存在普遍感知的共性内涵,同时又反映了中国思维传统具有整体性与直觉性,而西方文化思维传统具有二分性及逻辑性的文化差异。认识这种文化共性与差异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     

海涅诗歌中死亡意象分析及文化蕴含

运用西方死亡文化理论,研究了基督教的死亡观念和西方死亡哲学对海涅诗歌创作的影响,揭示了海涅诗歌中表现死亡艺术的文化蕴含：通过梦魇、死亡、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描写和丰富的想象以及拟人的艺术方法,赋予死亡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深远的寓意,不仅渲染了作者对不幸爱情的悲哀情愫,而且让人得到了难以忘怀的艺术享受。在海涅描写死亡的过程中,已经使艺术与死亡哲学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契合与和谐,死亡意象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最高的美学境界。     

周代诗歌的文化形态与其接受观念的递嬗

周代是诗歌实践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采诗、献诗的传播机制,观诗、赋诗的文化习惯,引诗、解诗的阐释活动,共同形成了这一时期诗歌既存的变化的文化形态。同时又反作用于诗歌的接受模式,塑造着中国特有的诗歌接受理念。这一文化心理的形成受政治意识、语言形式、文化实践和思维方式的制约,影响着古典文论的走向。     

民族文学研究的突破与束缚——评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刘大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以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为历史经线,以少数民族文学为核心焦点,以"历史与书写"、"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与变异"、"差异与表述"、"地理与想象"、"迷狂与信仰"五大主题为坐标点,全方位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框架中加以思考,实现了较为全面地呈现中国少数族裔文学"完整的图景"的目的,显示了学术视野的丰富性和体系的宏大完整性及学术前沿性。但此宏大的研究构架,又可能在无意识间放逐了研究的焦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其视野宏大繁复、学科交叉多样的论述中,少数民族文学"本身"发展的轨迹却可能被材料化、肢解化。     

试论经典诗歌的美学特征

经典诗歌是中西经典文学中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的叙事诗、抒情诗璀璨夺目,格律诗、自由诗绚丽多姿。本文从强烈的抒情美、丰富的想象美、特殊的诗法美、凝练的语句美等方面,分析了经典诗歌的美学特征,指出了经典诗歌与经典散文、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在美学意义上的区别,得出了经典诗歌更具打动欣赏者的美学力量。     

想象的"东西"

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包含着文化想象的成分。王韬通过聂祥生与兰娜的联姻故事,寓言地阐述了东方如男性而西方如女性的东西文化汇通想象,显示了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高度自信心。胡适改以“睡美人”喻中国而以武士喻西方,代表了文化想象的微妙而重要的转变。这表明有关东西方的现代性文化想象随具体现代性体验的演变而发生改变,有理由相信当前新的现代性体验场正生长着新的想象力因子。     

论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

中国当代煤矿诗歌的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体制的建构密切相关,出现了早期的煤矿诗人。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较具代表性的煤矿诗人,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延续了此前煤矿诗歌的精神,也展现出自身的艺术特质。从诗歌内容来看,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在诗情和诗意上,主要从现实角度深入挖掘特殊的意象和场景,以诚挚而深厚的情感再现煤矿。而从诗歌形式来看,刘玉龙尝试以跳跃性的思维、创造性的想象及诗歌抒情主体的多样化等层面进行探索,力求将诗歌的形式与诗歌的情绪、诗歌再现的对象融为一体,从而以诗歌建构起丰富多彩的煤矿世界。     

传统文化人格与诗词意境的审美风格范型——兼谈儒道释思想对中国古代几种意境形态形成之影响

意境是中国古代诗词文学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审美形态和艺术范型,从传统哲学思想原型和古代文人文化人格类型的文化研究视角切入,可以窥探到古代哲学思想和士大夫文化人格对诗词意境审美风格范型的影响,而从古代诗词的审美意境和风格范型中又可以反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士大夫文化人格时诗词意境审美风格范型潜在的文化渗透与厘定,这样就可以对诗词意境的审美风格范型作出文化的厘定与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