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历史编纂学研究述评

宋朝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与时代相融合的历史编纂格局和特征.近年来,学术界对宋朝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在史馆制度、官修正史、史书体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反思现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总结.今后的研究应该将宋朝历史编纂学的总体特征和编纂特色,以及宋朝历史编纂学的主要成就和历史地位做进一步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历史编纂学简论

本文从魏晋南北朝主要史家及其史著入手,就史料搜集、筛选利用和编写凡例、体例以及文字表述诸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在历史编纂学上取得的重要成就。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在史书编纂的各个方面,既继承前人成功的一面,又有许多重要的创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历史编纂学的内容,并推动了编纂学的进一步发展。     

《十七史商榷》的历史考据学方法与成就

《十七史商榷》是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之一。以往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其史学思想、史学观点以及校勘学、目录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而忽略了历史考据的本身。以其中有关考史的优良方法与突出成就为切入点,总结王鸣盛对历史考据学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史记》编纂学中的破例问题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破例问题是中国史学进程紧密关联的重要问题，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史记》立例而又破例，开创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破例现象的先河，解读《史记》破例背后所体现的司马迁的历史编纂思想，必须要从《史记》的撰书宗旨和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用开放的眼光来解读司马迁在史书编纂方面的创造力。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长河中，强调史书体例纯粹性、抨击史家史法乖迁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史学家在评论史书体例破例与否，一定要从历史编纂的实际出发，从历史编纂的指导思想出发，唯有此，对史书编纂破例与否的讨论才“名”、“实”相符．才曼有积极的意义。     

近代史学家的史识与历史编纂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它是指历史学家好学深思、富于学术个性、坚持独识卓见的专门之学。历史学家具有卓越的史识,才可能不受流俗干扰、不被任何利欲所动,独立地对于历史做出深邃地判断,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和历史编纂体系,撰写符合时代需要的史书。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历程中,史家的每一项成功的处理,都是因他对客观历史进程有了独具特色的理解和见识,而后他在史书结构或叙述范式上才着意采取了新的表述方法。在历史编纂领域内,探讨历史学家历史见识的高低对历史编纂成就的影响是关键的环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梁启超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

梁启超在建构具有近代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关于历史编纂理论的认知和思考、传统史书体裁的评价和改造等方面展示了卓越的史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的一些论述和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编纂学

自十九世纪初起,历史编纂学开始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德国史学家中所发生的决定性变化,主要是由于对法国的革命和对拿破仑暂时征服德国的反应所引起的。十九世纪期间,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随着教育的普及,历史这门学科已成为各学校的必修课。大量史学著作第一次出自专业史学家之手。历史编纂学终于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共同合作的专业。前辈史学家们所取得的成就,能被他们的后继者系统地加以利用,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近代历史编纂学:编纂原则与演进路径

近代是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社会转型的影响,近代历史编纂学所包含的编纂原则和演进路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揭示其中所蕴涵的规律和价值,探讨它在中国历史编纂长河中的地位,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为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提供重要的素材.     

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研究

道教史学编纂肇自魏晋,其发展大势,则自隋唐两宋始。此一时期,除教士外,教外士宦亦积极参与其中,推动史著大幅增加。同时,道教史家打破了魏晋单一的由私家完成的编纂模式,御制、奉敕编次、私家撰修等编纂方式的出现,使史学编纂呈现多元化特征。弘扬道教;维护统治秩序;参与、记录儒释道间的融合与冲突以及促进道教史学的建设,构成其编纂旨趣和目的。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渐趋成熟,这种成熟也是中国道教史学迈向繁荣的表现。     

李调元古籍编刻活动与文献学思想述略

李调元的古籍编刻活动贯穿于他的一生,包括访求珍本、编订成书、编撰大型丛书及后续的修订增补,为保存巴蜀文化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李调元编刻古籍从内容上来说经史子集四部齐备,还刊刻了几部大型丛书如《函海》《续函海》,编纂了《蜀雅》《全五代诗》等大型总集。他广泛收集有关历代巴蜀文献的资料,尤其是明人杨慎的著述,汇刻到《函海》中,才使得这些著作因《函海》而保存下来。他在文献的甑订与辨别上,非常注意可靠性与完整性,因而所编刻的古籍质量很高,是清代中期蜀中刻书的代表。所撰写的几十篇《函海》序跋,或考订作者,辨析版本,或纠正前人误说,补充内容,皆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反映了李调元的文献学思想。     

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回顾与展望

近代以降,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间,中国学者对断代文学全集的编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后出版或编纂中的著作已知达四十种以上,所涉几乎包括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体作品。此类著作的大量出世,必将对21世纪的中国文史研究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其编修中所涉及的一些共同问题也应引起学者的充分重视。     

胡乔木中共党史通史编撰范式的历史考察

中共党史通史编撰成果历来是衡量党史研究水平和党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指标。若追根溯源，1951年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有关系统编撰党史通史的起点。胡乔木编撰党史通史著作的实践逻辑，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间所参加的党史研究活动。其中，《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编撰范式主要有:开创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史的先例；对重要党史事件和党的会议等作出了评析；奠定了党史分期的理论体系。在回顾党史通史编撰的历程时，学界要全面认知胡乔木开创的党史通史编撰范式对其后党史著述书写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南朝“妇人集”略考

南朝“妇人集”是迄今所知最早专门辑集女性文学创作成果的总集,其中附带有小传、叙事、评论等内容。尽管只有零星的资料遗存,但它们曾经的存在和对后世的影响,为研究其编纂情况、南朝及以前女性之文学翻译等,提供了管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可能,因而显得弥足珍贵。同时,它们还是研究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古代图书情报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     

略论地方志与地方年鉴的发展关系

地方志与地方年鉴都是以一定地域或区域为记述对象的资料书籍,随着方志与年鉴事业的发展,有人提出了既有方志编修就无需再编辑年鉴,有了年鉴就不必再修方志,年鉴可代替方志等观点。本文认为地方志和地方年鉴既有相同之处,又在性质、体例体裁、表现手法和功用上存在着各自的特点,不存在以此代彼或以彼代此的问题,两者是并存发展不可偏废的。在发展关系上,根据年鉴编辑中存在的问题和建立统一、完整地情资料系统的目标及其环境条件,年鉴编辑应是地方志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由方志机构进行管理是年鉴事业发展的最佳选择。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

《辽金元史学研究》对辽金元史学作了贯通性的综合考察。从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入手,全面剖析了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时代特色,拓展了辽金元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度与维度,使人们从史学思想的视角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总体趋势。     

《说文》“古籀篆”体例及沿革

针对甚少研究的字书字头编撰体例．进行了溯源研究。通过对《说文》字头编撰体例的仔细比对研究以及对各个时代字书进行的历时研究。发现后世字书编撰基本是沿袭《说文》“古籀篆”的字头编排体侧,这对以后字书字头编撰体例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