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官方史学的研究及其学术拓展

清朝官方史学在清代史学发展和社会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深化此项探讨,可显现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矛盾关系.将这个思路拓展为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将会取得很大的学术突破.以中国官方史学的运行机制与缺少官方修史活动的西方史学予以比较,有助于探索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明朝修史机构与史学发展述略

与前代相比,明代修史制度极不健全。在严苛的政治高压环境下,明朝史学日趋衰微,官方修史停滞不前,史著寥寥无几;明初禁绝私人修史,私修史著极为罕见;明末禁止有所松弛,这为私人修史提供了便利。与唐宋相比,明朝的史学成就相对不高,但其却对清朝的史学繁盛有着直接影响。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官方史学专题研究

主持人话语:中国古代官方史学连续发展且十分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自古以来如此的文化景象,已为历代学人所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正像草原的蒿草虽绵延繁茂,却很少有人关注它们分别于何时萌发、怎样生长,甚至并未感觉其独特性的存在。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史的专门著述也多谈到一些官修史书,但并未将之置于与私修史对等的地位,更未将官方与私家作为两个修史活动的主体而探讨其对立统一关系。     

魏晋南北朝官私修史并兴与史学发展新成就略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官修史兴盛和私修史成风,史家辈出,史籍著作数量颇丰。同时,史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纪传体和编年体并肩发展,相辅而行;史学评论兴起;佛教与玄学在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魏晋南北朝官私修史并兴与史学发展新成就略说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官修史兴盛和私修史成风，史家辈出，史籍著作数量颇丰。同时，史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纪传体和编年体并肩发展，相辅而行；史学评论兴起；佛教与玄学在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浅议作为概念的“官修”与“私撰”

对"官修史著"与"私撰史著"两项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设定,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的一项基本问题。笔者以前贤之说为基础,提出"官修史著"是指官府以一定方式编纂的历史或史学著作。其外延为一切因受到官方命令而编纂的史书。"私撰史著"是指并非基于官方的命令或委托而编纂之史著;其外延为官修史著以外的一切史著。史著修纂主体是否为官方,是区别两者的唯一标准。     

陈寿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三国志》是"前四史"之一,在我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于《三国志》的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来展开论述的,对其所反映的史学思想的探讨则不够深入。陈寿《三国志》所反映的史学思想具有以下基本特征:更加突出政治史的特征;实录与曲笔并存的矛盾特征;强调正统意识的特征;官私修史相糅合的特征。     

略论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及其启示

清朝官方史学中融入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旨在将民族政治文化因素注入到官方史学的运行之内,具体体现在大量编录编年体档案册籍,修史多具满文文本,史官配备满洲员额,重视本民族发祥史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史等,表明满族统治者在官方史学上也有避免全盘"汉化"的心理.入关后清朝官方史学,还是归入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的主流,承续了中国两千多年史学长足发展的成果,其性质不能属于少数民族的史学,仅包含着少数民族的史学因素而已.这在中国历代官修史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政治文化意义不可漠视.这种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注入传统史学主流的进程,恰与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进程相一致.     

《唐代官方史学研究》读后

南开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岳纯之先生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一书200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是近年来关于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为六章，分别是唐代官方史学概论、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唐前五代史与五代史志的修撰、《晋书》的重修、实录的修撰、唐代官修史书杂考。另外此书附录部分收入了作者写的五篇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短文，此书的第一章可以说是对唐代官方史学的总论，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私修史书

明代中后期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官修史书衰落,私修史书自觉承担起史学资治的责任,逐渐兴盛起来。面对政治压力,私修史书谨小慎言,却又希望反抗权势。史权与君权的矛盾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加深,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刺激私修史书的发展。总之,明中后期的政治因素对私修史书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东汉时期“兰台令史”的多重职能

"兰台令史"是两汉一个具特殊性的职官,在西汉,它地位卑微,不被重视;到东汉,却位卑职重,于汉明、章两帝时大得彰显。在政治上,它在帝王与群臣之间行使"监察"和"上传"的基本职能;在文化上,它推动了汉代文字的统一规范,对汉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保护意义重大;它的群体性创作,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形式,是汉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台令史"这一职官在特定时代下的多重职能,为我们了解两汉时期文官的变迁提供个案参考。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第三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综述

第三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是世纪之交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的盛会。会上 ,代表们就 2 0世纪中国史学回顾、2 1世纪中国史学走向、历史学的定位及功能等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精彩纷呈。与会学者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领域的一些专门问题上也发表了饱含深邃智慧的见解。     

论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明中叶是明代史学的转型期,这表现理学化史学批判思潮的出现、博古考信风的兴起、史汉风格的确立、史学理论的受人重视、经世史学思潮的勃兴．当然,以纲常正统论思想改编旧史,仍有很大的市场。     

六朝气禁术略考

气禁术是东汉后期出现的流传于吴越地区的一种独特巫术.在六朝时期,气禁术经历了深刻的转型,由地区性的少数民族巫术,逐渐传入汉族社会,经过葛洪的整理,变为传统行气法的一种,被纳入道教和医学双重范畴,开始广泛传播.隋唐时期,气禁术正式为官方医学所承认,由此而成为我国传统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论周易哲学与度量衡制度

周易哲学是河洛文化的精髓。它既是塑造中华文明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指导原则。中国古代度量衡理论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形成于春秋,定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周易哲学"阴阳和合"的辩证法则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则贯穿于我国度量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始终。这种具有鲜明东方思想色彩的度量衡制度,在世界度量衡史上占据着独特的重要地位。     

由“子之末”到“史之余”——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文类观的生成过程

从《汉志》“子之末”到《新唐志》“史之余”的小说文类观，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线索清晰的旧词新用过程。随着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史部的发展分流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成熟，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野史杂传类作品在正统史学价值原则观照下逐渐为史部所不容，从而为“小说”一词的旧词新用提供了契机，并直接形成了“史之余”小说观的具体指称对象。     

两汉酷吏的文化阐释

两汉酷吏既具有酷、能、傲、廉的共同特征,又在吏道观、执政方式、法律意识以及人格追求上具有各自的时代特性,这与儒学在两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不同密切相关。两汉酷吏对封建社会的执政理念、法律精神和史学评价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书·地理志》所记部分职官考略

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承秦之制"着手重建政治体制,其中包括了最重要的财政体制。经过汉初的努力,西汉建立了完备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比秦更加完善、完备。两汉财政机构,特别是财政职官体系,实际上代表着统一的封建王朝初期财政职官体制状况,也成为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财政职官体系的雏形。《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它为我们研究西汉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大量地方财政职官的设置情况,如铁官、盐官、工官、服官等。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记职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财政职官的组成、发展概况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