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保护期限制之理论思考

著作权保护存在期限限制,这是著作权与有形财产的重要区别之一。著作权保护期限制的正当性可以从经济学、著作权法的公共利益、著作权法的社会政策以及利益平衡等方面加以认识。确定著作权保护期的因素可以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著作权保护期在存在一致性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特殊性。      

作品使用者权的价值回归与制度构建——对“著作权中心主义”的反思

著作权法以“著作权中心主义”作为制度建构的主线,侧重于作品创作者权和传播者权的保护.作品使用者权的制度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在立法上还欠缺完善的制度建构.作品使用者权在基本人权、私权逻辑和利益平衡机制方面都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它不能仅仅被界定为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制度,也不能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作品使用者权具有独立的制度价值,具有和著作权相同的法律地位,需要从权利构造的角度对其进行完善.     

大陆与台湾著作权法之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著作权法各自在施行若干年后，均面临迫切的修正和改进要求。本文对两岸著作权法在著作权的权属，客体及其保护范围，著作权的主要内容，著作权的限制，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并相应指出其差异及优缺点，以期对两地著作权立法的相互借鉴和完善有所裨益     

司法解释的功能及局限--以法释[2004]1号第3条为研究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 1号)第3条将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规定的法定许可使用的适用范围扩大于网络环境之下.法定许可属于对著作权的一种限制,应作严格解释,不宜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否则将对权利人造成过多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的该项司法解释超出了司法解释的功能范畴,无法证成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著作权冲突与协调

数字图书馆利用网络来传输人们所需要的信息,然而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却与著作权有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在信息资源的采集、数字化和传播等方面受到著作权的限制。因此,要使数字图书馆得以健康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限制、积极探索符合社会发展的著作权授权模式来促进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应根据我国国情,建立与数字图书馆建设配套的著作权法律体系。     

著作权法中“另一方当事人”权益正当性探讨

我国《著作权法》第27条"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这是著作法条文中为数不多不吝笔墨提到著作使用人的条文。著作权法平衡著作人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社会公共利益是所有私人权益的总和。我国《著作权法》自1990年9月7日制定以来,以著作权保护为中心,仅有很少的条文是以限制权利、抗辩或例外的方式保留使用人权益。要了解著作使用人在著作权保护制度中的地位,应同时考量消极与积极两种类型的著作使用人。从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和公共利益角度、平衡激励与使用关系角度及经济学角度考察著作使用人权益的正当性,结合我国和美国的判例来完善著作使用人制度中尤为重要的合理使用制度。     

盲用有声读物适用著作权限制与例外制度研究

有声读物产业的迅速发展为视障人士的高效便捷阅读提供了可能，但新《著作权法》第24条并没有明确将盲用有声读物著作权制作纳入著作权限制与例外制度，实践中不经许可制作出版盲用有声读物是否构成侵权的认识不明，极不利于盲用有声读物的正常供给，也会影响视障群体的合理文化需求。在对视障群体倾斜式保护的价值理念追求下，建议应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落实新《著作权法》和《马拉喀什条约》要求，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下，明确受益人群体，增加著作权限制与例外的作品无障碍格式类型，明确提供方式，将对作品保护技术措施的合理规避从网络空间延伸至非网络空间，增加“被授权实体”设置制度。     

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几个问题

刑法第 2 1 7条规定了四种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对象由于外延上的不周延 ,存在着重大缺陷 ,与著作权法产生冲突。刑法对著作权权益的保护范围小于著作权法 ,并且注重对著作财产权的保护而忽视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以营利为目的作为该罪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限制了法律的适用。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与著作权的保护期之间存在着制约关系。随着新著作权法的颁布 ,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构成的设计已经滞后 ,应尽快修改     

有关著作权转让的若干问题

著作权(以下与版权混用)作为一种无形财产,其潜在的价值只有通过使用和转让才能体现出来。著作权的使用和转让是著作权法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各国著作权法无不对此加以明确规定。然而,在我国知识产权界流行着的一种观点却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中只有关于著作权使用的条款,而无著作权转让的规定。依据各国著作权法,著作权的产生基于创作作品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并且即使在作者死亡之后作品仍受法律保护。因此,著作权的转让是著作权法无法回避,也不可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认为,虽然我国《著作权法》尚待完善,但对著作权的转让也作出了具体规定,持《著作权法》中没有关于著作权转让规定的观点的学者,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著作权转让的误解所致。     

海峡两岸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著作权利限制制度,有很多相似性又各有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2014)》与台湾地区现行"著作权法"在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方面存在诸多异同.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是权利平衡的制衡器,国务院颁布的草案在这个领域修改不多,对网络合理使用回应不足,未能和国际条约保持同步,因此草案仍有改进的空间.     

知识产权法目的与利益平衡研究

知识产权法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科学文化繁荣的社会公共利益目标两个方面,这种二元价值目标的实现是以激励机制为基础、以利益平衡的调节机制为手段的。在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商业秘密法等知识产权专门法中,都存在这样的平衡机制。如著作权法通过确立思想与表达的二分、公有领域的构建、权利限制等制度设计与安排,建立了这种机制,从而能够实现其立法宗旨。     

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理论研究

利益平衡是现代著作权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是著作权法修改和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指南。从著作权制度的历史看,在著作权法中确立利益平衡原则是一个渐进过程,著作权法在平衡作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是成功的。著作权法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与要求是适度的保护水平、追求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平衡、确保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等。     

数字出版环境下著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构建

在数字出版环境下,传统的著作权授权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数字出版对作品海量来源的需求,其高成本和低效率的运作方式,不能化解数字出版海量授权的矛盾,制约了作品的传播和利用.而默示许可授权机制,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以实现作品的充分利用和价值最大化,有利于实现著作权人与数字出版商、网站经营者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     

公共领域保留视域下作品著作权保护研究——以作品中不受保护事实、题材为考察对象

作为与著作权保护形成的专有领域相对而言的概念,公共领域保留的理念和原则在著作权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具有最终进入公共领域的性质,公共领域也是维系著作权法中利益平衡机制的重要保障。作品中不受保护的事实、题材即属于典型的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范畴,在著作权保护实践中应注意加以排除,以明确著作权保护的边界。我国著作权法在实施中应当在加强著作权保护的同时,注重维护公共领域保留原则,以更好地实现其立法宗旨。     

网络环境下版权合理适用制度的危机与化解

合理使用制度本是版权法中利益平衡的主要制度安排,但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版权法原有的平衡机制被打破,合理使用制度受到严峻挑战。为更好地平衡网络环境下版权人和公众的利益,在我国著作权法修改时,应将“合理使用”制度由现行的“规则主义”立法模式变为“混合主义”立法模式;同时根据我国国情适当扩大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的范围,并对版权人享有的“技术措施权”进行严格规制,以防止其滥用“技术措施”损害公共利益。     

数字时代下阅读方式变革的版权之困及应对之策

面对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阅读方式和出版产业的变革,应当以更加开放的精神去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但在数字时代,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却容易致使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遭到损失.从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探寻现代图书馆在数字阅读环境下的角色定位,进而平衡数字阅读下的现代图书馆与著作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探索阅读行为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以探究出版行业以及图书馆在信息技术时代所受冲击及其适应方案,在此基础上发现图书馆在数字阅读时代的应有精神及其与著作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并找到合理经验对其进行解决.冲突的实质是公众阅读权利与著作权人财产性权利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公共数字图书馆的社会文化事业;另一方面是为文化产业而献身的著作权人的利益.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无法调和,可吸收与借鉴英国公共借阅权制度以及相关商业服务的有效经验,对我国数字借阅制度加以改造,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数字借阅权制度.     

版权扩张及版权正当性的反思

版权保护经历了前版权制度、传统版权制度、全球化版权制度和现代版权制度四个发展阶段。每一次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的进步都为版权人权利的扩大提供了契机。传统的劳动论、功利论难以解释版权制度保护版权人利益与兼顾社会公众合理分享知识信息的价值目标。社会规划理论从新的视角探讨了网络版权保护的新思路。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对版权法体系的重新构建以及遏制版权扩张提出了新的课题。     

数字图书馆版权合理使用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版权法在修订过程中不断向版权人利益倾斜,合理使用制度面临冲击与挑战。在网络时代,针对图书馆等非赢利性机构的合理使用原则仍应受到重视和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版权法所一贯坚持的版权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     

关于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若干思考

数字环境下,网络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大,版权保护的难度也随之加大。鉴于此,版权法赋予版权人技术措施权,以强化对其利益的保护。然而,技术措施是“全有或全无”的工具,技术措施的采用,将使社会公众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由此引发诸多的冲突。因此,如何平衡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成为现代版权法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