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锦鹏同性恋电影研究

关锦鹏从女性电影跨入同性恋题材的同性恋电影创作。通过对他同,陆恋电影的研究,从本我的思想构架和本真的电影风格入手,阐述了关锦鹏同性恋电影的艺术成果。关锦鹏完结了视点由铺展同性情感到抒写爱之真谛的提升,在创作理念上建立了自身对同性情感变化的认知过程。在艺术风格上,将特有属性的艺术形式延续到同性恋题材的创作中。     

从酷儿理论角度解读《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美国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短篇小说创作手法和主题。从酷儿理论来看,爱米丽突破了传统女性形象,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杂糅凸显出她性别身份的不稳定性,此外,她与荷默·伯隆的关系也超越了传统的异性恋关系模式。依据以上两方面,该作品充分体现了酷儿理论消解静态的性别身份和性身份,打破异性恋霸权下男性/女性,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元对立的意义。     

论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及其伦理内涵

华兹华斯不仅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有着自己独立诗歌观念的诗歌理论家.华兹华斯主张诗歌的情感、题材、语言和创作目的都要以"快乐"为起点和终点,"快乐"成为其诗学中的核心理念,这就构筑了他独具个性与魅力的"快乐"诗学.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崇高的自然与人间之爱及其独到的伦理内涵,成就了其诗歌在英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当今世界的诗歌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她们为什么成为同性恋?——《父亲的微笑之光》中的同性恋分析

为确保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中心地位,父权社会将异性恋标榜为唯一自然的性行为和情感表达方式,因此女同性恋的出现就不是一种生理现象或随意的癖好,而是女性内部结成的反抗父权制的同盟.《父亲的微笑之光》中的女同性恋情阐释了同性之爱对于黑人妇女争取自由和解放的重大意义,即黑人妇女可在同性关系提供的新机遇下展开新型人际关系,让男性重新审视女性,重新思索两性关系,从而构建两性平等共处的和谐社会,以实现整个人类的完整生存.     

泰国与美国新酷儿电影的对比研究 —— 以《男孩不哭》与《想爱就爱》的异同为例

20世纪90年代是同性恋电影的分水岭。同性恋电影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后,迎来了新酷儿电影的新元素。这些电影与社会时代风尚和运动契合,具有相当的现实性,被称为"新酷儿电影"或"酷儿新浪潮"。这一时期,泰国和美国分别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酷儿电影。本文拟对1999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男孩不哭》与2000年上映的泰国电影《想爱就爱》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两国新酷儿电影的异同以及原因。两部电影都关注女同性恋的境况,本文先从主题、人物和情境设置三方面比较了两部影片的相同之处,然后从影片结局、人物性格及自我认同方式、社会接受度、取材和处理方式四个方面分析了两部影片的不同之处,最后从宗教、历史和文化方面剖析了两部影片异同的原因。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去关注了跨性别者和同性恋,反映了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意识冲突。通过这两部电影的对比,可以看到酷儿们在不同社会的生存境况,挑战了传统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标准,通过质疑异性恋霸权,表达了酷儿们被社会认可和争取平等权利的呼声。     

从《玉台新咏》看中国古代诗歌对同性恋的表现

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玉台新咏》也收录了涉及同性恋的诗歌,涉及的都是男性同性恋,在吟咏模式、情感展现上虽较异性恋题材简单,但是有其独特性。这类诗歌收录于文学总集中,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同性恋现象的包容和理解。     

《莫瑞斯》:福斯特艰难的同性恋探索

<莫瑞斯>折射出福斯特漫长艰难的对同性恋本质和内涵的探索历程.<莫瑞斯>的三个主角莫瑞斯、克莱夫和阿列克映射出了福斯特人生不同阶段对同性恋伦理观探索的侧影,表征了传统社会的异性恋主流话语和价值取向对同性恋的重压,同性恋者自身的焦虑和困惑以及痛苦的身份认同过程.作者生前拒绝出版此书和书中对同性恋行为描述所体现的含蓄陈述的风格、那欲言又止的情感表征了那不言之下的蕴藉:同性恋有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特征和双重诉求,但其身份认同不是一蹴而就的,焦虑和困惑贯穿始终.     

"韩国新电影"与中国电影"新生代"的平行研究

"韩国新电影"和中国电影"新生代"二者尽管外部形态迥异,但却具有相通的内在旨趣,即都呈现出边缘书写和主流皈依的分化态势.而大致相仿的社会文化语境及创作主体选择的个性化则是导致这种创作状况的主要因由.     

"第三极文化"理论与中国电影的文化自觉

作为一种文化战略思想和学术研究方法,"第三极文化"理论可以在中国电影研究领域开辟一个具有广阔生长性的学术空间,指导对中国电影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并积极发展有民族特色的电影理论.文章以"第三极文化"理论为参照,梳理中国电影文化的发展进程,并通过对中国电影现状的考察,思考关于中国电影在文化自觉表现上的几个问题.     

"有趣的"与"有意义的"--对当代享乐主义的思考

当代享乐主义混淆了"有趣的事"和"有意义的事",错误地理解了快乐和痛苦的关系,既放弃了对"神圣性"的追求,又放弃了对"崇高性"的追求,将社会当成竞技场、游戏场,金钱是游戏场中的统一筹码,生产快乐是其直接追求.我们必须编织一个超越享乐主义的意义之网.     

"两棵树"意象的置换变形--《致橡树》原型寻踪

《致橡树》隐含着"两棵树"的原型意象结构。这一意象结构在中国生成于《诗经》、《孔雀东南飞》与《韩凭妻》等文本中,在西方出现于《圣经》以及斯宾塞、布莱克等人的诗歌中,象征了男女之间的性爱并含有"死亡———复活"意蕴;现代作家沈尹默的《月夜》与鲁迅的《秋夜》则赋予其个性独立的观念。舒婷在《致橡树》中最终完成了这一意象结构的置换变形:在意象构成上,用"木棉"与"橡树"置换原来较为模糊的"两棵树",使意象更为具体而富有张力;在象征蕴涵上,舍弃了原有的"死亡———复活"蕴涵,进而综合了中西文本中的爱情蕴涵与中国现代文本中的个性独立观念,并赋予其鲜明的女性意识。     

《列子》美学:无欲与纵欲的杂烩

《列子》的《天瑞》、《黄帝》、《仲尼》等篇,认为人性无智无情,要求达性之人“美恶爱憎不滑其心”,提出“无乐无知”是“无所不乐无所不知”的“真乐知”,反对逐情循欲而求生避死,体现了前期玄学——道家思想的特色。然而在《杨朱》篇中,《列子》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在这里,人性不再是无情无欲的,而是有情有欲、有乐有苦、有爱有憎的,“从性而游”就是“欲无不尽,情无不达”的享乐主义,体现了后期玄学的变异。     

仁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

宋明理学是新儒学,仁集中体现了宋明理学的这一特征——既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又是创新:如果说宋明理学家对仁的重视秉持了孔孟的思想旨趣的话,那么,对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则体现了有别于孔孟的新认识。在对仁的诠释和论证中,宋明理学家一面强调仁与爱密切相关,一面将仁界定为"爱之理",在爱、恕、公的相互作用中臻于仁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同时强调仁之一体中的差等和厚薄,最终将基于宇宙秩序的一体而等差贯彻到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之中。     

情色世界 三分天下——世界情色电影略论

性爱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性爱也因此成为艺术创作的永恒母题。由于照相手段的使用，电影表现情与色有独特的优势。世界影坛的情色片创作大致为三足鼎立之势：日本和韩国的情色片制作精致、考究，追求唯美乃至“耽美”，崇尚感伤、颓废情调；欧洲的情色片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在表现情色时极为大胆，但其探索亦极为严肃，因此蕴涵深邃、严肃厚重且重艺术情调，无论是对影片样式还是对意义的探索都独领风骚；美国和香港的情色片在其本质上首先是一种电影工业或文化产业，擅长运用通俗的表现形式和类型电影的元素，影片制作者对性爱采取经验主义的创作态度，以华美的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制造情色视觉奇观。     

探索幸福之径

斯宾诺莎的伦理是以探讨幸福问题为核心的,这一核心思想呈现出一个清晰而鲜明的主线或主题:人只有通过理性对必然性的认识,即人对“神”的理智的爱,用理性控制情感,才能走上自由的幸福之路,过上一种新的理性指导之下的真正幸福的生活。斯宾诺莎既探讨何为幸福问题,也探讨幸福之可以实现问题,使斯宾诺莎在西方伦理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魅力《相思>诗 长盛"红豆"俗--王维《相思>诗与"红豆"风俗结缘、传承、演化研究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相思>诗,引发出长盛不衰的"红豆"风俗.本文从多方资料.考证出王维是"红豆"入诗的第一人,并指出相思子(红豆)产地已由岭南扩至长江南岸,探索出唐代是"红豆"风俗盛行的年代,"红豆"亦由入诗延至入词,解析出唐之后的"红豆"风俗,于程、朱理学思想锢制下的艰难传承,追溯出"红豆"风俗里的宗教特色,体现了儒、释、道精神文化境界大一统的中国特色.最后归结出:<相思>诗的魅力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进,"红豆"风俗已融入经济市场,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     

古希腊的同性恋

古希腊的性爱论非常独特,这种性爱论不是为了将性行为规范化,而是为了达到一种态度的风格化和一种生存美学。同性之间的爱情和性关系尤其是男童之爱在古希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实践。人们对婚姻中的性关系以及男女间的性爱关系并没有表现出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热情,处于理论和道德关注中心的是一个自由的成年男子和一个参与未来城邦管理的还未长胡子的男童之间的性爱关系。这种关系在希腊是一种十分受推崇的文化实践,所有的文学都赞美它,所有的反思都证明它是优越的。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对我们研究同性恋和它的历史非常有意义。     

“爱”的两种声音——以舒婷、翟永明的爱情诗为例

舒婷和翟永明，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两位著名的女性诗人，都分别写下了许多“爱”的诗篇，但传达的却是两种不同的声音：舒婷的诗是对爱的呼唤与追求，而翟永明的诗是对爱的质疑与反思。从舒婷到翟永明的这种“爱”的嬗变，折射了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女性对爱情婚姻、对两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与深入剖析。     

革命"克理斯玛"信仰的隐喻性书写——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阐释

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通过爱情"得"与"失"的叙述来体认和确证革命的超验性和权威性,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革命"克理斯玛"信仰,因而充满了"布局的欲望"。恋爱话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表述功能,这既是"革命的艺术化"叙事理念展示,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渴望再生的普遍文化心理再现,更有隐身其后的现代文人追求"圣道"传统心态的在场。     

《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红楼梦》是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圣经》的伟大的文学巨著。首先,《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并大破大立地为我们开辟出有别于善恶二分谱系的一种以男女情爱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第三谱系;其次,随着对这一人类第三谱系肯定,《红楼梦》使长期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重新登场,并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现实中女性无比深重的历史悲剧;最终,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不仅把现行话语的统治视为女性悲剧的最为深刻原因,而且同时对人类话语进行了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还原,而使一种有别于知识性话语的更为始源的"情的话语"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显,把对"情的上帝"的皈依这一新的救赎之途提到人类文化的议事日程。这使《红楼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最终与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相通,其不啻可视为是与《旧约全书》并肩的又一部伟大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