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话语的还原——以《文心雕龙》之"文"为中心

<文心雕龙>之"文",在现代汉语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与今天的"文学"或"文章"都并不一致,这正说明我们现代文艺学的"失语"--失去了我们传统的话语.实际上,<文心雕龙>之"文"的内涵原本是清楚明白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关于"文学"、"文章"的基本含义,也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到了20世纪初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literature"被翻译成"文学"并得以广泛运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学"、"文章"概念的应用历史基本中断,"文学"一词也就陷入尴尬之境.按照<文心雕龙>和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章"、"文学"的基本话语,"literature"不能翻译为"文学",而应该翻译为"文章",这也就是<文心雕龙>之"文";而作为"文章之学"(Literary study)的"文学",或可翻译为"Philology".     

伤春与悲秋——略探易安词中的女性意识

"女伤眷"与"士悲秋"是历来为中国诗歌传统所钟爱的主题,在中国诗歌史上,伤春情结似总与女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士悲秋"则主要凝淀为男性生命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抒发.然而在易安词中,女性生命悲剧意识的触角越过了这一性别畛域,易安词的特点就在于她将伤春与悲秋情绪几乎都完全浓缩成了女性情怀中情爱的悲凉,将所有的生命意识、社会意识都浓缩成女性情怀中最为柔弱、最为凄美的情爱意识.     

"情节单元" 释义——兼论俄国李福清教授之"母题"说

"Motif"一词,用作研究民间故事之术语时,指故事中最小之完整叙事单元,胡适将之音译为"母题".本文讨论中国文学之表意特性及母题之易被误解为"主题",而改以"情节单元"作为对应.     

超越悲秋──论“悲秋”母题在现代作家笔下的演变

悲秋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个渊源流长的母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母题在现代作家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超越。无论是作品内容还是艺术风格,现代咏秋之作都显示出了与母题迥然相异的特色。     

水至清,则无鱼--"纯文学"的生存危机源于这个"纯"字

"纯文学"源出十九世纪西方的"纯诗"、"纯艺术"等唯美主义思潮.中国古代文、史、哲统称为"文";"五四"时期提出"纯文学",旨在与"史"、"哲"分家以实现中国文学现代化.新时期再度提出"纯文学",旨在与"政治化"分家以摆脱文学的"政治工具化"处境.它在中国两度兴起,都有积极意义.但不能因此抹煞其特定时代、特定思潮中的这种属于特殊美学范畴的特性.而文学则是具科学性与普遍性的美学范畴."纯文学"远较文学的内涵要狭窄得多.因为它并不具备科学性与普遍性的美学范畴品格.把它当作具普遍性与科学性的美学范畴并取代了文学,使文学"纯"到脱离现实时代与人民生活的地步,必然会因取消文学的"人学"本质而导致文学自身的生存危机.文章指出"纯文学"的生存危机源于这个"纯"字.并列举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实论证了过"纯"的危害性.据此呼吁"文学就是文学";必须抛弃这"纯",回归"文学是人学"这一本质自身.作为"人学"的文学,只要真正关注时代,关心政治,关怀人民及其命运,必然会得到人民热爱与支持,永葆艺术的青春.不会产生生存危机.     

论"立言不朽"作为文学话语的历史生成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领域内,"立言不朽"由政治(伦理)命题转化为文学命题是经过两个人实现的--曹丕和刘勰.曹丕提出"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文学争得了与"立功"、"立德"平等的地位;他还有意使"经"向"文"屈就,"文"向"经"攀升,从而在文学外部实现了"立言不朽".刘勰则以"宗经"为策略,在文学内部实现了"立言不朽".他认为,文学只有"宗经"才能祛除"去圣久远,将遂讹滥"的弊病,得以健康发展.因为"经"具有其它文化资源所不具备的思想取向与艺术选择的优势;"经"具有可以为文学效法的优点;"宗经"的核心是"正末归本".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的检验,刘勰真正实现了"立言不朽".     

寻觅"人生问题"的解答--析王国维的哲学追求

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儒化,而又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身处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从文化价值层面着手,由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信奉到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对其责难,孜孜以求既"可爱"又"可信"的"真理",希望困扰他的"人生之问题"得到解答.然而事与愿违,哲学使他陷入两难的困境中,不得不放弃哲学研究,走向文学寻觅.     

"以德治国"是对儒家 "德治"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治国之道,其主题是"德治"和"仁政",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高瞻远瞩,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型的"德治"观.这是在我党实施依法治国取得重大成效的基础上,治国思想的又一重大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从元杂剧之"梦"到汤剧之"梦"--论古典戏曲中"梦"之表现力的增强

中国古典戏曲经常描写"梦"."梦"在戏曲中主要有如下作用第一,其作为特殊精神状态的特点在作品中成为独立的审美因素;第二,"梦"的设置在剧情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只有到汤(显祖)剧之"梦",上述两种作用才结合起来,从而使梦与现实两种状态的对比成为作品内蕴的核心内容,深化了作品反思现实的哲理意义.这不仅引导研究者关注古典戏曲的丰富表现手段,而且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有关梦与文学的价值问题.     

论中国古代悲秋诗词的审美价值

悲秋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个极重要的主题,悲秋诗词承载了重大而丰富的内涵,悲秋成为文学母题是与文人的心境与生活环境有着密切联系的。文章从宇宙情怀、人世沧桑之感、个人身世之感、离情别绪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悲秋情怀,及其诗词中的审美价值。     

"和":《淮南子》"法"思想的总体特征

"和",是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以和谐为核心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一种状态理解,是不同要素间和谐、平衡、圆融、相遂相生的最佳关系状态.以《淮南子》"法"思想为论域,"道""法"之"和",以"道"入"法",缓解"法"的刻薄寡恩;"儒""道"之"和",以仁义入"法",化解严刑重罚的残暴之失.《淮南子》以旨近《老子》融和诸子,为调和矛盾、化解危机提供天下"和合"的为治方案.     

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南唐"苦吟"新变及其审美意义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上开始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对古典诗歌发展影响重大.唐宋之际诗歌重镇南唐的"苦吟"之风产生了新的变化,"苦吟"诗作语言清丽淡雅、善于描摹物态,对传统诗歌意象的含义和作用进行了显著的再造.这一变化深刻反映了唐宋之际诗歌创作群体及其创作心态的演变,并对后世全新审美范型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拒斥中的两极悖反——试比较《雷雨》、《骆驼祥子》中"原罪-救赎"文化观念的不同表征呈现

"原罪-救赎"文化观念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以一种完备的文化母题呈现,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它却与本土文化环境、当时社会思潮等相拒斥,从而呈现出两中不同的表症方式:即被动的接受与有意的迎合.这通过对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本<雷雨>和<骆驼祥子>的分析即可窥见,对其论述也是对中国文学能够健康、蓬勃地发展所寄予了一定昭示性意义.     

鲁迅、苏童与世界文学中的“重述神话”传统

将鲁迅、苏童的"重述神话"文学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重述神话"是一种自觉而成熟的文学传统.而在中国,"重述神话"不能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统.鲁迅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理水》,苏童创作了长篇小说《碧奴》,承递了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述神话"的优秀传统,填补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的空白,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创作一个崭新的方向.     

"寻根文学"的时代性局限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虽然给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创造性的文化资源,但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思潮又十分明显地存在着某种时代的局限.这提示我们注意当前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关于"德""得"相通的理性思考--兼析道德权威失落及其补救

"德"得"相通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对道德的诠释.它具有四个方面的涵义1."德"为了"得";2."得"必须"德",应该"德";3."德"必须"得",应该"得";4."德"得"合一.中国道德精神的结构就是"德"得"相通的结构,道德权威就在于"德"得"相通这一原理有效发挥作用,然而,"德"与"得"在现实中并不总是相通,其不相通恰是道德权威失落的表现.对此,文章从制度安排入手提出了两点补救措施一是建立德行代价补偿机制;二是将部分道德法律化,以实现社会公正,保护道德建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