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试论重建女性文学传统的意义

审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在其演进的历史中形成了相应的文学传统.在现代理性精神的烛照下,经过对传统经验的选择与改造,实现对传统的承传与超越,中国现代女性作家逐步形成了体现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新文学传统.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新传统的建构,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体现在多个层面上:其一,女性自我表现:从自叙传到“精神创造传统”;其二,性爱书写和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其三,创作方法上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写实传统.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大陆经历了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尚有两个问题有待于澄清：一是对现代新儒家范围的界定分歧太大，二是对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探讨不足。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现代儒者、现代儒家、现代新儒家三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主要在于：１．它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２．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新儒家由传统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经消化西方哲学的“方以智”，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３．传统儒家只言心性之学，未明言道德的形上学，现代新儒家则明言之；４．传统儒家没有开出知性之独立系统、现代新儒家则开出之。     

“考全蜀而为隽”：论近代蜀学进程中的刘光第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刘光第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戊戌六君子”之一。在近代蜀学演进的过程中，刘光第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是研究近代蜀学不应该忽略的重要一环。从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两大学术传统的优化整合中，可以看到刘光第的宋学思想开启了近代蜀学的新路径，并对后来的蜀学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经”：熊十力晚年经学思想研究

熊十力晚年对经学转型的沉思乃是通过“正名”的方法,重建孔子与六经的权威;又以“回归原典”的方式,从周秦儒家的经传中选择四部代表性典籍：《周易》《春秋》《礼运》和《周官》,论证其为孔子所撰述的常道之经,据此建构“四经”的经书系统,并阐发其中包含的乾元性海之内圣学,及大同公正的外王学,进而创构中国乃至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愿景。熊十力的新经学思想既融贯汉学、宋学、佛学及西学等,又含摄现代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理念,会通古今和东西,接合传统与现代,这是他对如何回归和赓续经学传统而开示的新路径,以及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     

冯友兰“照着讲”对“宋学”的当代发展——基于诠释论视阈的考察

冯友兰对中国传统哲学有所谓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态度。就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同质性言,都关涉到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现代诠释这一根本问题;而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在冯友兰这里主要表现为哲学史的整理与哲学理论体系创作即不同研究任务上的差别。从哲学诠释论的视阈看,冯友兰的照着讲并非只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简单整理与使之系统化,在积极继承中国传统注经汉学、宋学的基础上,其创造性地引入近代西方的逻辑分析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等现代诠释理论,提升和发展了汉学,尤其是宋学的诠释意蕴。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思考

“传统”与“现代”是两个对立的名词．“传统”意味着“旧”，“现代”意味着“新”，但它们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传统”是“现代”的昨天，是它的历史，是过去的生活和思想形态，是已成的制度与规范。“现代”是从传统中诞生的。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没有“传统”就不会有“现代”．但是“现代”不是“传统”的原版复制，而是它的演变，甚至是对它的背叛。我们知道，历史的不断发展与变化，促成了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和新问题的相继发生，新的层面也不断的开发出来，已有的制度与规范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新…     

世纪回眸——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嬗变与传承

在自1898年诞生以来的世纪风云中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数个关键性阶段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晚清“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思潮”—“学衡派”思潮—“中国本位文化论”—“现代新儒学”。在这百年心路历程中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逻辑的发展上固然不乏有其理论体系不断创制更新和主观心态日趋平实开放的“变异”方面 ,但它作为同一种社会思潮的整体连贯性即“遗传”基因却从未中断过 ,而且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本质所包含的三个层次(中西之争、古今之争、阶级之争)上 ,均凸显了三个极具传承性的基本特征 :(一)在“中西文化观”上 ,具有一定的文化融合意识与笃固的民族本位立场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泥足深陷的思维模式 ;(二)在“古今文化观”上 ,具有相当的批判求新精神与强烈的回归传统愿望 ,“返本开新”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执迷不悟的一贯主张 ;(三)在政治思想和态度上 ,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取向与整体的改良主义性质 ,反“激进主义”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不约而同的政治论调     

胡瑗在经学和教育上的杰出贡献

宋代是我国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集中反映高度发展的宋代文化的是所谓宋学。宋学是在经学研治探索过程中 ,以一种新思路、新方法、新学风而形成的义理之学 ,取代了以前学术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汉代章句之学 ,从而使我国古代文化展现了新的面貌 ,焕发了新的光辉。宋学在两宋三百年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形成许多学派 ,而宋学则形成于庆历新政 (10 4 3- 10 4 4 )的前后四十年间。被称之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 ,是宋学形成阶段中的重要的重建者。对胡瑗 ,人们并不陌生 ,尤其是在教育史上频频提到而予以赞赏。但是对于他的学术思想 ,由于他的…     

清中晚期今文经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与今文经学都是清中晚期多元学术中的重要因子。今文经学开启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的风气,体现了政治诉求与学术倾向。今文经学在清代经历了乾嘉时期反思汉学而调和宋学的形成期、道咸时期追求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光绪年间近代今文公羊学说发展期三个时期,各阶段的发展都与朱子学有密切联系。清代今文经学不悖程朱之学,但冲击朱子学所依据的经典体系,尤其是康有为“参合中西”的“近代新学”成为中国传统理学的异化。     

开拓理学与美学研究的新领域——评潘立勇教授新著《朱子理学美学》

近年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内 ,关于宋代文化（包括宋代的理学、文学、史学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突出 ,乃至形成了所谓“宋学”。最近 ,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作为“哥伦布学术文库”丛书压轴之作的潘立勇教授４６万字的新著《朱子理学美学》 ,可以说是“宋学”研究中难得的一部力作。学术研究 ,既要尊重传统 ,又贵在创新。《朱子理学美学》一书最大的特色或曰其最突出的贡献 ,正在于首次提出了“理学美学”这一概念 ,并对这一概念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和特征分析。著者指出理学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客观环节 ;中国古典美学的伦理本体化与…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论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开新及其理论困限

现代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现代发展和现代转型。作为“五四”以来的新儒家学者融会中西、谋求儒学现代化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它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与传统儒学具有很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规定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特征,使其成为一种与传统儒学既区别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     

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家

马一浮先生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三位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其学说与熊十力、梁漱溟,以及新儒家之“第二代”、“第三代”诸贤相比,显然有其独特性。笔者以为,现代新儒家具备四方面之特征:(1)提倡儒学之第三期发展;(2)对传统学术进行哲学化之建构;(3)突出东西文化之对立;(4)具有现代大学之背景。然而这四方面之特征在马一浮学术思想中似未完全具备。另外,马一浮虽与熊、梁诸新儒家学者交往甚深,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在某些程度上说甚至具有根本意义。以此,我以为马一浮不属于现代新儒家。     

解构抑或建构——对一位"新启蒙主义"者的质疑

作者对《启蒙论》一书主旨提出质疑 ,不同意该书的基调 :“传统思想资源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启蒙” ,不认为对儒学思想本身进行价值重估和重构以及“现代性转换”是个创新命题 ,不赞成把“释放弘扬”与“疏导改造”看作是中国启蒙运作的基本向度。本文作者虽称《启蒙论》作者是新启蒙者 ,但认为其启蒙建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虚拟的历史“现实”。     

巴西阿尔坎塔拉的人口迁移与基伦博人:现代性,身份和地位

本文对巴西向民主政体过渡后基伦博人据以要求土地与权益的地位 ,传统和种族身份提出了质疑。我追述了现代的“基伦博人”运动要求土地种族化 ,以便在发展中的多文化和多元化民主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过程。迄今为止 ,向政府提出的这一要求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对居住在马拉尼昂州阿尔坎塔拉 (一个国际火箭发射场的所在地 ) ,面临迁移的基伦博社区来说 ,他们面对的新挑战是将自己的身份与被迫迁移的地方联系起来。在应对这些挑战时 ,基伦博运动与政府在基伦博人的定义问题上发生了争议。基伦博地区的居民和社会运动正在重新建构和创造“新的传统”。它们是现代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基伦博人正在建造的是进步的和“不同的现代性” ,而不是怀旧的 ,倒退的传统壁垒     

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

迄今为止，宋学可以大别为三种：一是明人唐枢所说，包含宋代的所有学问，外延宽泛；二是宋代的新儒学，主要是邓广铭及其弟子一脉的主张，虽然涵盖范围居中，出现的时间却最晚；三是宋以下的理学，主要是清人与汉学相对的讲法。如果包括陈寅恪所说的全部宋学或新宋学，则有四种内涵外延各异的宋学，明、清、民国和当代各生成一种。以宋学为中心，梳理一种学说的历史和历代人们对这种学说的认识的联系及分别，以免强古人以就我，进而分层次把握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生成演化以及不断重述的全过程，不仅可以深入认识其前世今生，而且有助于揭示其未来走向。经学具有政治、学术、道德三种价值体系，研究需要齐头并进，宋学研究尤其要三箭齐发，相辅相成，学以致用，才能体现济世安民的初衷旨归。贯通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通过历史的延续性变化呈现转换。本来难讲的义理之学，可以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或用做汉学的办法来讲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