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法乎“得” 鉴戒乎“失”

中学语文教材多系古今中外名篇,具有典范意义,为学习者提供了规矩。引导学生取法前人的经验,把握规矩,举一反三,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是语文这门工具课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选作教材的诗文也未必尽合绳墨。在教学中,是据实指出前人写作中的某些失误引为鉴戒呢,还是把不“规”不“矩”的地方说得“又方又圆”?这不仅是一个关系着学生能否掌握合乎客观标准的“规矩”以便执一绳百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到能     

陆机《文赋》“方圆”说——兼论文体之常变

陆机《文赋》“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二句,历来注家,说法不一,似未能尽合士衡微旨。兹录数家之说,请析而论之。 一、《文选》李善注曰:“方圆谓规矩也。言文章在有方圆规矩也。”吴孟复《读<文赋>私记》从其说,并补充曰:“李善讲了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规矩又不是不变一成的,所以又允许‘离’‘方’,但是,不论如何,都应期于‘穷形尽相’。而     

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在晋国的开始解体与晋国称霸的关系

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变革,从其表现形式看,正如孔子在论语季氏篇所讲的,是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后更出现“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如果根据宗法制度的原则来评论这些政治现象,当然要被孔子说成是“无道”的。然而历史事实竟是由“天下有道”而向“无道”发展,说明在西周时期     

论“竹枝词”

巴渝辞——竹枝词 “巴”有着悠久的历史。殷墟甲骨文就有五片说到“巴方”。“巴”和中原华夏族很早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壮举,《华阳国志·巴志》说“巴、蜀往焉”。这是完全可能的。巴人素以能歌善舞著称。《华阳国志》又说:“周武王代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代纣,前歌后舞’也。”——巴人的艺术才能曾经在战     

试论陆游前期诗歌创作

一 罗大经说放翁诗“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一般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放在具体时期内,则就有疑问了。纵观《剑南诗稿》放翁四十五岁以前的诗作却未尝“言征伐恢复事”。 陆游二十八岁至三十二岁之间作的《夜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只是一般述志之作,他如“旰食烦明主,胡沙     

《毛诗》车乘考

《考工记》云“有虞年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郑注:“官各有所尊,王者相变也。舜至质,贵陶器(?)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宫室,尽力乎沟洫而尊匠.汤放桀,疾礼乐之坏而尊梓。武王诛纣,疾上下失其服饰而尊舆”。《记》又云:“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郑注:“周所上也”。贾疏:“一器者,车也。而工聚者,谓有轮人、舆人、车人,就职中仍有輈人,是一器工聚者,车为最多,多于余官,以周所上故也”。是知时代交易,各有所上,周之车乘,世远源长,日以寝盛,盖有所由。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赞》析论

伊尹佐汤伐桀,克夏立商,功不世出,史所盛称.然《孟子》谓其尝“五就汤,五就桀”,《吕氏春秋》、《淮南子》、《鬼谷子》、《史记》诸书,亦皆谓其往来夏、商之间.后人以其去就无常,而不免致疑.柳宗元乃作《伊尹五就桀赞》,谓其“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并谓“圣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于五就桀”.立论新颖,用意深远,足以迈越流俗,思接千载.然而,后人论及此文,多谓“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也”,对于文中所欲凸显之圣人形象与政治理想则多所轻总.因此,笔者拟先考察古籍相关记载,指出柳氏立论依据;进而根据柳氏生平、思想阐发其文主旨;再对后人评语加以分析,辨其是非,作一正确评价,期能藉此彰明柳氏襟抱.     

执规运矩 纵横意如——记陈隆涛老师《英法百年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录相课

孟子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说的是凡事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教学作为一种科学,自然也有其必须遵循的规律。然而教学又是一种艺术,教学工作极为繁复精细,因此,它不能只停留在遵循成规,率由旧章,而是要审情度势,因事制宜,在执规运矩之中,做到纵横意如。这是陈老师这节录相课中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诗经》答问五则

一、《邶风·击鼓》诗有什么历史意义? 从《击鼓》诗的作者看,《击鼓·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宗,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郑玄解释“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两句说:“此言众民皆劳苦也,或役土功于国,或修理漕城,而我独见使从军南行伐郑,是尤劳苦之甚。”孔《疏》解释这两句说:军士将行,以征伐为苦,吉今国人或役土功于国,或修理漕城,而我独见使南行,不得在国也。”朱熹解释首章说:“卫人从军者自言其所为……”     

顾成、罗汝芳“文”“武”二墓探源

明镇远侯顾成以武官身份镇守贵州而建立功勋，其墓葬后世称“武墓”;罗汝芳是阳明后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墓葬后世则称“文墓”。传二墓均立于安顺九溪村河畔。已有研究表明，“武墓”确为顾成长子顾统与其妻俞氏合圹，《顾夫人俞氏圹志》厘清了该墓茔之讹传数百年的谬误;“文墓”虽疑窦重重，为考古研究带来了许多疑云，却增加了对罗汝芳晚年生活际遇、思想由激进转为隐逸突变的深思，且从罗汝芳的“韦氏之识”“伤子之痛”和“隐居之谜”事件分析，其隐逸并葬于安顺九溪之说极为可能。     

略论唐代孟学复兴的历史背景和封建统治思想的演变

孟子倡汤武放伐、民贵君轻、土芥寇仇、俊杰在位等说.孟学在先秦是显学,汉代还有尊孟派.魏隋间皇室更替是采用"尧舜揖让”模式以取代"汤武放伐”模式,封建世袭士族阶层倡"汤武逆取”说,贬抑孟学.统治者依靠封建宗族势力,他们倡"仁孝治国”,标榜周孔之道.隋末农民以武力推翻暴君,"逆取说”不攻自破.孟学发展的最大障碍被排除.到唐代,庶族走上政治舞台,他们着眼于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削弱世族特权,这和具有远见的孟学息息相通.唐初已有人尊孟.中唐出现尊孟思潮,封建统治思想开始由周孔"仁孝治国”向孔孟仁义之道演变,其侧重点是强化纲常名教.     

关于陈亮上《中兴五论》的年代

陈亮上《中兴五论》的年代,本来明明白白,因为陈亮自己早已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他说:“今年春,随试礼部,侥幸一中,庶几俯伏殿陛,毕写区区之忠,以彻天听。有司以为不肖,竟从黜落,不得进望清光,以遂昔愿。索手东归,杜门求志。因以为功名之在人,犹在己也;怀愚负计,而不以裨上之万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进,是慝情也;已无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笃也。故书其《中兴论》一千八百余言,大体大略,于斯见矣。并论开诚、执要、励臣、正体之道,合五篇,上干天听”。     

“浑言不别,析言则异”词用例

《说文》七下疒部:“疾,病也。”“病,疾加也。”段玉裁“疾”字下注:“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文献语言中象“疾”、“病”这一类“浑言(统言,下同)不别,析言则异”的词义现象,是不是客观事实?它们在语句中出现时如何取义?黄季刚先生指出,“其正之训诂学”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对这种“浑言不别,析言则异”的同义词,我们就应归纳它们在语句中的用例,观察它们的词义在运用中的不同情况,从而引出切合事实的结论。“浑言不别,析言则异”的词,在语句中出现有两种情况:单用一词,并用数词(一般为二词)。在语句中取义也有两种情况:     

"执热"新解

《孟子·离娄上》 :“今也欲无敌於天下而不以仁 ,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 :‘谁能执热 ,逝不以濯 ?’”《孟子》所引诗句 ,见《诗经·大雅·桑柔》。《诗经》郑玄笺、《孟子》赵岐注皆解“执”为“持” ,故把“执热”解为“手持热物”、“持热”。此说或许源于墨子。《墨子·尚贤中》云 :“《诗》曰 :‘告女忧血阝 ,诲女予爵 ,孰能执热 ,鲜不用濯。’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 ,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 ,将休其手焉。”墨子将“执”理解为“持” ,故云“休其手” ,因而后人把“执热”理解为“手持热物”。此解近人仍…     

回族诗人丁鹤年诗歌导论之三

中国古代对诗歌艺术特征的一个重要认识便是“诗言志”。即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这之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达意志,一是表达感情。“志”是由外物所引起的意和情的有机结合。丁鹤年的大半生都是在流浪漂泊的生活中度过的,亲眼目睹了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的一幕幕活剧,体味了战争给广大下层劳动群众带来的痛苦、艰辛。政     

辞赋研究

主持人语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分支,班孟坚所谓“古诗之流”,“不歌而诵”,刘彦和以为“铺采文,体物写志”,深明其旨。而论赋的渊承,则基于荀况《云》、《蚕》之作,达乎宋玉《风》、《钓》之篇,盛于汉魏,艳于六朝,规矩唐宋,变于宋元,承绪明清,恺泽旁流,千载传响。论赋的体制,汉兴献赋之风,唐行考赋之制,至于翰林馆试,书院课业,无不结缘诗赋;而骚赋承源灵均,散体隆起汉世,骈、律盛于六朝唐宋,文赋变于欧、苏,与前贤比较,已破矩逾规。论赋的类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多为鸿裁大篇;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又系奇巧小制。论赋的艺术,或典丽矞…     

夏亡主因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导致夏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自古以来议论颇多.举其要者,盖有如下四说:第一种意见把夏亡主因归于“天命”,如《尚书·汤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第二种意见认为夏朝灭亡,主要是自然灾害所致,如《国语·周语》云:“源塞,国必灭.……昔伊洛竭而夏亡”;第三种意见则认为,“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叔向语).在这三种观点中,第一说无需一驳,其余二说显然是把次要原因当作主因了.持第四种意见的人最多,他们把夏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归于某些重要人物的活动:或谓夏桀暴政(如《左传·宣公十三年》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或谓妹喜作崇(如《史记·外戚列传》云:“而桀之放也末喜.’即是说,夏桀被流放是由于妹喜的缘故);或谓伊尹辅佐成汤(如叔夷钟铭文云:“(?)(?)成唐(成汤),伊少臣(伊尹)惟辅,咸有九有(九州),处禹之绪”.这类观点看似有殊,实际上都是英雄史观的变相反映.在英雄史观的支配下,古代史官不仅认为开国立业是英雄人物的功业,而且亡国败事也是由于君臣要人的活动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下层的平民众庶的历史作用,更不可能自觉地予以实录.     

“文献”新考

文献组为一词,最早出自孔子之口。《论语·八佾篇》载孔子语: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何晏《集解》引郑玄语谓:“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邢昺《疏》略引其说,无甚发明。朱熹作《集注》,亦袭此成说,语气更为肯定:“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宋末元初的史家马端临,不仅取朱氏之说,且以“文献”二字直名其“典章经制”之著作为《文献通考》。其《自序》云: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     

司马迁的道德评价与墨子的“合志功而观”

墨子的“合志功而观”指的是对人们行为的好坏、善恶应将其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考察，司马迁继承了墨子的传统．创造性地运用了“合志功而现”的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时更重视“忠”之高尚低下产生的效果．往往不单以其“功”之大小、事业成败如何为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古往三千多年的历史人物进行的道德评价，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金文军事用语释义二则

金文“搏”字有从干、从 、从戈、从厂等不同的形体,其所从之“ ”当由“干”演变而来。两周金文未见从手之“搏”字,该字直至战国时期才出现在石鼓文中。由于早期表示打击义的“博”字后世多假借为博大义,打击义则由后出从手之“搏”字袁示。金文中“搏”可单用,也可与“追”、“敦”、“伐”等征伐类的语词连用,传世文献中的“薄伐”即金文中的“搏伐”。金文“敦”字与甲骨文“敦”字形、用法一脉相承,皆是指打击、征伐,同类者金文中还有“敦搏”、“敦伐”。《诗经·大雅·常武》“铺敦淮演”及《鲁颂·陶宫》“敦商之旅”之“敦”,与金文用法相同。《逸周书·世俘》中的“憝”字,当是“敦”之分化字,亦表征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