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义勇军抗战的历史地位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一部分。义勇军抗战从九一八事变之夜起开始,到1932年夏季高潮时其队伍达30万人。经近两年的英勇抗战到1933年底,以义勇军为主力的抗战失败和瓦解了,也有一些义勇军坚持了四五年,最长的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以义勇军为主力的抗战时间虽然不长,但却表现出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乃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刘澜波对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员刘澜波投身东北军中,以黄显声秘书身份帮助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他帮助黄显声镇压汉奸队伍,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制定义勇军的编委方案,收编与改组各地义勇军,同时还支持黄显声坚守锦州。他始终伴随黄显声左右,为其出谋划策,是他的亲信与幕僚,被誉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     

关于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失败论的商榷

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底1933年初便失败了。事实上,东北抗日义勇军在1932年底后的结局并不能简单地以失败论定调。义勇军虽一度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一部分仍留守东北,依然是全面抗战爆发前东北抗日武装的重要支柱;一部分转战热河,继续抗战;一部分来到新疆接受整编,传播抗日舆论的火种,参与新疆建设,为新疆的抗战奠定了基础。义勇军的事迹得到弘扬,成为了14年抗战期间激发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一股重要力量。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松散性领导机构考辨

东北抗日义勇军究竟有没有领导机构,史学界始终说法不一,至今在国内尚未见到相对全面、客观的研究文献。本文认为,至少有5个松散性领导机构和张学良共6个方面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起到了重要的领导和支持作用。简要阐述这6个方面与义勇军之关系的基本概况,对于义勇军发展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马占山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

马占山部义勇军是以马占山将军为首的主要活动在黑龙江省的一支义勇军,兴起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发动的江桥抗战是打响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义勇军在马占山短暂降日过程中发展受制,随着马占山再次举起抗日大旗,这支队伍迅速壮大,并发展到高潮,最后在罗圈甸被日本军包围.队伍冲出包围圈后,开始分散:马占山率领一部分队员转退苏联,并出访欧亚,一部分队员撤进关内继续抗日.马占山部义勇军是众多东北义勇军中的一支,他们的抗日活动在东北地区以及在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占重要历史地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不朽的历史功勋.     

盘山义勇军在锦州保卫战中的贡献

1931年12月,日本关东军以"剿匪"为名进攻辽西时,南京国民政府坐视不管,激怒了辽西的爱国志士,"东北抗日义勇军"由此诞生。本文以盘山义勇军为重点,探索盘山义勇军在锦州保卫战中的突出贡献。     

简论金史良和《驽马万里》

朝鲜作家金史良具有强烈的自省精神和民族意识,他最终投身抗日第一线成为朝鲜义勇军的一员。同时,他还是朝鲜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小说家。他的长篇报告文学《驽马万里》不仅多角度立体地反映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革命情况,而且还第一次真实记录了中国境内朝鲜独立同盟及朝鲜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它不仅作为抗日文学或者民族解放文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化史价值。     

从日军在东北的暴行看日本殖民统治的野蛮性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很快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日本对东北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东北的统治是伴随着对东北人民的残酷屠杀、血腥逮捕、疯狂讨伐和野蛮奴役、迫害来进行的。14年中,东北人民生活于深深的苦难之中。 一、日军疯狂讨伐抗日武装力量 东北沦陷初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东北各阶层人民和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纷纷组织了“自卫军”、“救国军”、“义勇军”等抗日武装,一些绿林武装也投入到抗日斗争中,这些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被人民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最多时达30多万人。他们在东北各地展开抗日武装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很大的打击。因此,伪满初期,关东军可谓倾其全力来讨伐义勇军。日军主要讨伐和镇压李杜、丁超等各部“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马占山的“抗日救国军”;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东边道一带王凤阁的大刀会和唐聚五的东北民众救国军;辽宁三角地带的邓铁梅、刘景文等的抗日义勇军。日军讨伐的方式采取各个围歼击破的方式,在关东军飞机、大炮、坦克的武力进攻下,义勇军损失惨重。有的义勇军被日军残酷地割下头颅示众,有的被俘后,被日军用作练刺杀的靶子。至1933年9月15日“日满议定书”     

张学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方针1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公开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对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一直坚持暗中支持援助的方针,对义勇军的兴起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这一方针的实行,不具政府行为的支持,力度极为有限,才导致了义勇军的最后失败。既要公开执行“不抵抗”的政策,又暗中实行支持义勇军的方针,使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处于两难境地的尴尬状态中。总体上看,张学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支持行为没能改变其“不抵抗”政策的本质。     

忆祖父抗战继承爱国家风

我的爷爷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这是我们一家人的骄傲。记得小时候，亲友相见常常提起那段往事。     

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斗争关系初探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东北抗日斗争的关系是其与中国抗日战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东北抗日斗争的特殊性并且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复杂变化，苏联在处理与东北抗联关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这使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斗争关系的发展鲜明地呈现出三个阶段，同时也使苏联对待东北抗日斗争表现出复杂的两重性。     

论抗日战争时期战略防御阶段的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完成的，没有国共合作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战略防御阶段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敌，对于振奋全民族的抗日斗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最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抗战文学研究述评

近年抗战文学研究有所升温,主要表现在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中心的形成、研究成果的充实等方面。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文学史及作家作品、社团与流派、传播媒介与抗战文学、区域文化与抗战文学等成为抗战文学研究的热点。抗战文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文献搜集整理的基础性工作亟待加强,研究视域尚需进一步拓展。     

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法疑难问题及其立法建议——以湖南省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法问题为例

反不正当竞争法自颁布施行至今,其立法体系形式上已相对完善,但仍有必要优化：一方面,处于该立法体系中的上位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部分条款可操作性仍有待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处于该立法体系中的下位法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在部分地区尚未制定,影响并阻碍反不正当竞争法律适用效果。在遵循基本地方立法规范前提下因地制宜制定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法确有必要。湖南省反不正当竞争法律适用在统一执法权界定、相关管辖权划分、某些具体行为认定、处罚标准自由裁量等问题上仍存在适用困境,亟需通过制定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法增强其可操作性以适应地方治理现实需求。具体而言,其制定共涉及立法规范包含18个方面共计30多个具体问题,其中涉及相对方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措施有7个方面,涉及管理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措施有11个方面。     

统一规制经济垄断与行政垄断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我国反垄断法所应规制的垄断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本文从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的共性的角度 ,提出了我国反垄断法应统一规制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这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也是我国入世后的必然要求     

湖南抗日文化运动初探

抗日战争初期 ,湖南汇集了大批文人名士 ,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 ,溢彩流光 ,成为湖南整个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对这一史实作些初步探索 ,以求对它的兴衰过程、面貌特征及其重要意义有一个较全面了解 ,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认识抗战时的湖南     

墨子的天、鬼、命观新解

从墨子的兼爱出发 ,结合中华农业文明的特征 ,阐明兼爱、天志、明鬼、非命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由此得出结论 :天志、明鬼、非命不是单纯的宗教思想 ,同时还充当着墨子施政思想的辅助工具的角色 ;他的天人观是一种顺天有为的天人合一论 ,其思想前后并不矛盾。     

知识分子中的“三反”运动——以江苏为考察中心

1951年秋,正当全国各地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际,＂三反＂运动开始了。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又插入了＂三反＂运动,而且一度成为其主要内容。知识分子的＂三反＂运动一般经历了反贪污、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三阶段。反贪污阶段较为独立,而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这两个阶段又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合二为一。厘清知识分子中的＂三反＂运动,研究其特点,无论是对＂三反＂运动还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

1922年到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爱国运动。它在中国现代史、教育史、青年运动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探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教育史及青年运动史有重要意义。论文试图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非基督教运动问题做一探讨。      

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审时度势,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国内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国热情高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有利条件,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及其相应的政策和策略,从而使中国革命力量转危为安,并迅猛发展,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