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光潜画论看他艺术观的中国本位

朱光潜很早就注意到西方现代绘画的美学原则和中国传统画论有相通之处,并从审美的“距离”阐述了这种形式化特征.对于中国传统的“诗画融合”观点,朱光潜改造西方移情说,提出具有中国特色“情趣与意象”契合的审美定义.对于元明清中国绘画偏向山水一途,朱光潜则认为从美学观看,艺术美在价值上高于自然美,因此没有理由只注重自然画而不注重人物画.对中国传统“意在笔先”的绘画原则,朱光潜在改造克罗齐的意言一致观基础上提出“意到笔随”的创作理论.凡此种种,朱光潜通过“批判的综合”中西方艺术理论,以中国文化熏陶下的“心灵”“化”西方理论,所以说朱光潜的艺术观本位是中国的立场.     

评实用主义伦理、审美观

实用主义是当代西方时髦的哲学流派之一,诞生地和大本营均在美国。最早用“实用主义”这个概念概括这一学派观点的是美国的物理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皮尔斯,1907年美国哲学家詹姆士出版了《实用主义》一书,大加发挥皮尔斯的思想,构成一个系统的哲学学派,其后又有杜威、胡克、刘易士等人继续发展实用主义哲学,这中间又以杜威(1859—1952)的影响最大,成为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

“体物”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命题。它与“感物”之说有密切的联系,却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展示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不同趋向。“感物”说着眼于客观外物对创作主体心灵的触引感发,引起创作冲动。而“体物”说则侧重于艺术传达过程。它更注重的是对客观外物形貌的描绘予摹写。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加进了审美体验论的某些内涵。“体物”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递嬗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即对“体物”说的内涵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索。一“体物”说最早见于陆…     

社会危害性认识在犯罪故意中的地位再商榷

成立犯罪故意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认识的理论,在近几年受到不少学者的批判和否定,先后出现“违法性认识必要说”、“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必要说”、“择一说”等观点。但本文认为这些观点都值得商榷,“社会危害性认识必要说”在我国仍然是科学的,社会危害性认识在犯罪故意中的地位不宜动摇。     

构建"心灵诗化"的美育新概念

《现代美育研究》（易健著，南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出版），在不算太长的篇幅里，作者融会自己数十年，来关于美学文艺学美育学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心灵诗化”说的现代美育新体系，提出“感性的情感的生命的教育”新概念。综观全书，颇觉观点新锐，逻辑缜密，是近年来我所看到的最富创新意义而又具有理论深度的一本探讨现代美育学的佳作。 所谓“心灵的诗化”，在易健看来，就是用“美巨大的感染力、召唤力来陶冶净化受教育者的心灵，塑造完美的人格，启迪智慧，愉悦身心，从而促进其全面发展。…     

《长恨歌》主题思想新探

白居易的名著《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在长时间里,褒贬之辞,毁誉之说,竞相争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一些文章的观点趋向一致,都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歌颂爱情,似有总结和定论之势。但是,我觉得用“爱情说”来概括《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不妥。我认为,在《长恨歌》里,白居易通过对唐玄宗、杨贵妃荒淫误国的讥讽和对他们彼此怀恋的描述,表达了对唐玄宗晚节不终的深切惋惜,以告诫后来的帝王慎始善终。下面,对此谈些粗浅的意见,以引起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论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向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有哪些新趋向呢?概括起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指导思想和原则方面,由片面强调服从政治转向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由“以论带史”转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由“破字当头”转到“立”拿当头。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周扬同志也指出:“无产阶级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它的主观利益和历史的发展的客观的行程是一致的。……我们对于     

唐君毅“心本体”论美学思想论析

“心本体”论是唐君毅美学思想最重要的哲学基础,这种观点以人类的心灵活动为“体”,而以各种文化意识为心灵活动之“用”。在唐君毅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心灵和精神的求美活动。人们要真正表现美、欣赏美,不仅需要进行各种文学艺术活动,还要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仁心来要求自己,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养成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格精神。     

语言·文化·翻译

近年来,在语言学研究中,有的学者过份强调了文化和语言的统一,而不够重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别,美国语言学家Edward Sapir在《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Speech》一书中就曾经这样说:“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表现了对文化发展与语言发展同等看待的趋向。这种观点,我们以为是不够全面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解释路径：共犯论与非共犯论

共犯论与非共犯论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两条解释路径。“共犯行为正犯说”“片面共犯说”和“量刑规则说”三种观点以共犯从属性为理论根据，“帮助行为例外禁止性规定说”和“从犯主犯化说”两种观点以共犯独立性为理论根据。这些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观点虽然理论根据不同，但在具体问题的解释上并不对立。以共犯从属性为理论根据的观点着眼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刑法条文内涵，以共犯独立性为理论根据的观点着眼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行为本质。基于非共犯论路径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共犯化说”“积量构罪说”和“正犯化说”三种观点，着眼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刑法条文内涵。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需要在尊重其共犯行为本质的基础上，结合刑事立法特性进行。共犯独立性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事立法的理论基础，定罪量刑的独立化是其附随的结果。     

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点引发的问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点引发四个问题：在生产力中如何划分、比较出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历史根据和历史阶段是多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点与“劳动者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观点是矛盾还是一致;劳动者决定因素与科学技术决定因素是何关系。结论是：把生产力划分成科学技术和单纯的人力、物力各种情况的全部具体要素,再进行比较,在生产力中划分、比较出了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历史根据和历史阶段是人类社会自有科学技术起至以后永远的历史过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与“劳动者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的观点,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劳动者决定因素与科学技术决定因素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劳动者决定科学技术,不被科学技术决定,科学技术不能决定劳动者,被劳动者决定。     

周文疲弊与诸子起源——论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

在现代化语境下,“轴心时代”诸子起源是神秘且有趣的问题。就已形成的观点讲,“六经说”“救弊说”“王官说”“职业说”具有典型性。不过,牟宗三不赞成“王官说”“职业说”,认为它们仅为“缘”,而不属于“因”;真正的“因”是“周文疲弊”,即对“周文疲弊”的不同理解和“对付”方案。他以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为代表,具体分析了各家对“周文疲弊”的态度和“对付”方案,展现了诸子形成的主要脉络。此番论说实际上消解了“六经说”,支持了“救弊说”。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乃第五种典型观点,它可给我们思考“第二个轴心时代”一些启示：第一,“因”与“缘”之区分非常必要;第二,思想家个体对于一种思想形成非常关键;第三,一种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往往是一种过程展现。     

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心态管窥

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心态管窥赖伯疆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几乎都公认，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的体现，而他们的心灵则是能动地反映了气象万千的客观世界，我国的文论家和作家们，就说过“言为心声”、“情发为辞”，英国诗人也说过，诗歌“是从心灵的旅途中”见到“永恒...     

老子哲学心性论及当代意义

老子以“道”为其哲学根本出发点，探讨将形而上的道运用到形而下的层面，阐述其理想人格和清静境界。笔者从心灵哲学和道教角度，认为老子哲学代表中国传统哲学特质，探讨其“心性”论观点，从两个方向来研究老子的心性论观点：从道至人的过程，从人至道的过程以及“心和”体现于建立于其上的身和、家和、国和、天下和四个方面，对净化心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文化与心灵——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文化领域里的众多学者都致力于追寻人类文化的根基,形成所谓“文化热”。他们的视角、方法、观点五花八门,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学派。但这种追根究源的探索又都把焦点集中到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人本身,更明确地说,集中到人类的心灵。这种研究“热”和倾向、观点事实上也已影响到我国的学术文化界。本文着重评析在西方颇有影响的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人类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以期从中得到教益。     

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刍议

关于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问题 ,学术界十分关注 ,并大致形成了这样三种观点 :一是“实效”说 ;二是“中心”说 ;三是“人民”说。其中第三种观点才真正反映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     

必要劳动Ⅰ和必要劳动Ⅱ共同决定价值

就价值形成机制而言,必要劳动Ⅰ与必要劳动Ⅱ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与恩格斯的价值定义及马克思的一贯论述是相符的,与供求论或均衡价格论也是一致的。必要劳动Ⅰ决定价值的观点只适用于成本不变的完全竞争行业,必要劳动Ⅱ决定价值的观点只适用于短期均衡条件下市场价值的决定。所谓的供求异常不平衡说、实际的社会需要说和虚假的社会价值说,既不能作为“决定论”的依据,也不能作为“共同决定论”的基础。以往的“共同决定论”的缺陷主要是由于它割裂了与供求论的内在联系,从而最终倒向了需求决定论,后者与供求论相比离真理更远     

西方生态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和趋势

早在1990年皮尔斯（Pearce）和图奈（Turner）在《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一书中，把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的资本理解为人造资本，与之相对应，又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新概念，但没有对其作明确的界定。1993年，皮尔斯提出用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人力资本来估算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皮尔斯研究的基础上，     

发现是多种理性思维方式的综合运用

<正> 有没有发现的逻辑,这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1)发现是纯逻辑的还是完全没有逻辑?(2)如果发现离不开逻辑,那么有没有唯一普遍适用的发现的逻辑?在现代科学哲学中.波普、享普尔等“假设—演绎派”否认任何发现逻辑的存在,也否认在科学发现中有任何理性思维.而皮尔斯、汉森等人则认为不但存在发现的逻辑.而且“溯因推理”是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发现的逻辑.波普、享普尔等人强调猜测在发现中的作用,皮尔斯、汉森等人维护发现的逻辑.都不无合理性.但是他们的观点与科学发现史也多有不合之处.在我们看来,猜测和逻辑在科学发现中是并行不悖的.发现不能没有逻辑,但并不存在一种唯一普遍适用的发现的逻辑.科学发现史表明,任何发现,都是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采用不同的逻辑方法做出来的.因而从总体上说,科学发现是多种理性思维方式的综合运用.     

论唐君毅的老子道论中的“直觉说”

唐君毅先生认为老子哲学中的“道”具有六种含义,其中第二种形上道体的含义可以贯通解释其余五种含义;人是通过直觉的方式来领悟形上道体之存在的,而非信仰、理性推论等方式。袁保新教授对“直觉说”的成立基础与普遍有效性进行了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心灵,且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因而无法证成形上道体之存在。通过分析老子哲学中的“心”的双重结构、《老子》文本中所示的修道工夫与体道经验可以知道,老子在其体验中所获得的真理与洞见是对每个人开放的,所有经由致虚守静的修养工夫而具有虚极静笃之心境与存在状态的修道者,皆能够获得“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的体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