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934－1949年）

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１９３４－１９４９年）顾晓英１９３４年２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这场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在全国持续了十五年，直到蒋介石政权崩溃才告一段落。关于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的评价，港台史书一而再、再而三...     

新生活运动“反共论”析

本文主要就史学界有关新生活运动“反共论”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新生活运动自始至终存在着两面性，应予全面、准确的把握．     

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析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新生活运动的评价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历时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其结果“收效甚微”,是一场“骗局”,“不得人心”,“根本行不通”。本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对新生活运动须作分阶段的具体、细致分析。     

评旧道德与新生活运动

一、旧道德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断断续续地经历了十多年,最后在1949年准备逃往台湾时,它的组织机构和名称才寿终正寝,变成历史遗迹。新生活运动名曰“新”,实则“旧”。说它“新”就是说它把中国传统道德完全运用于现代社会生活;说它“旧”,就是说中国封建的传统     

见与不见：再论韩复榘与山东新生活运动

借新生活运动加强专制统治的山东韩复榘政府，在社会问题的整治上颇为用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然而长期以来史家和坊间在评论韩复榘的时候，不是着墨于其政治生命后半程“印影”，就是湎于渲染韩的各版本“闹剧”的生产。尽管韩复榘的新生活运动呈虎头蛇尾之相，但即便摒弃后现代史学中的断裂地方史、小叙事的范式，史者也应有义务继续加力破除笼罩在韩复榘式的历史人物身上的流言，更客观地“见”他们曾有的“虎头”。     

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

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近现代中国历史也有一定影响。这场历时１５年之久的社会改良运动．所以出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政治上与“九·一八”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推行有直接联系；思想上与蒋介石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对“五·四”运动的排斥与仇视相关；而从根本上讲，则是希望借此机会重新恢复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统治地位，作为控制人民，维系政权统治的有效工具。     

关于新生话运动初期的评价

新生活运动的开展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五次“围剿”红军的战争正在进行之初。由于日本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又执行误国误民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当时中国的形势是极其复杂而多变的,要给“新生活运动”以全面、正确地评价是不容易的,以前许多作者对其反动性、落后性方面,作过不少评论,这是应该的。但细究当时的形势,从“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纠正过程情况看,在批判其主要方面——反动性和落后性的同时,仍然应该看到它具有“攘外”、“抗日”的表示和愿望,尽管当时不是主要方面,但随着国民党政策的不断转变,这个方面后来逐步地增强。本文拟从几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求教于大家。     

从《实践论》和《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于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区别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根本标准，传统文化不存在抽象意义上的好与坏，也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建构起文化自觉前提下的“文化免疫”。从矛盾的角度而言，应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统一性是矛盾主要方面，对立性是矛盾次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应努力超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殊性”界限，建构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新生活样态，以此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在场”。     

“新生活、新女性——2009现代女性大讲堂”启动仪式在中华女子学院举行

在第99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由全国妇联宣传部与新生活实业有限公司合作举办的“新生活、新女性——2009现代女性大讲堂”启动仪式于2009年3月1日下午在中华女子学院礼堂隆重举行。     

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性的社会改良运动，而是蒋介石借助“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配合剿共反共的政治运动。同时，它也派生出了一些积极作用，客观上支持了中国抗战，特别是前半期的积极作用，应予以客观评价     

新生活运动再审视——从卫生防疫角度

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本文专从卫生防疫的角度,分析新生活运动的产生具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整理并罗列出新生活运动关于卫生防疫的具体量化成果,析论卫生防疫运动的不足与历史进步意义。     

新生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以南昌为中心的讨论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是为了动员民众对他的支持,他的动员是依赖政府权力的组织化动员,在对各机关、学生、民众团体以及下层民众动员的过程中,都借助了政府的权力。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动员方式,在于蒋介石所采用的“礼义廉耻”已失去了起作用的基础。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动员由于不顾民众的实际需要,其动员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抗战时期海外的“伤兵之友”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民伤亡极其惨重。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渝成立了“伤兵之友”总社,掀起了“伤兵之友”运动,为受伤官兵“广征朋友”。与此同时,在海外,尤其是在华侨社会,此项运动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推行。广大爱国华侨及国际友好人士纷纷慷慨解囊,踊跃输将,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藏传佛教“利美运动”的现实意义探析

［摘要］“利美”，也称“利美运动”，是19世纪兴起于康区的由藏传佛教著名学者降央钦则旺波、贡珠云丹嘉措等倡导和发起的一场宗教文化复兴运动。“利美运动”虽然是藏传佛教内部各教派之间展开的一次互动、调和与对话，但它以开阔的视野和多样性的表现方式深刻影响了藏传佛教及藏族文化，促进了宗教之间的和谐与对话。本文通过对“利美运动”的历史追踪与文化分析，对这一运动蕴含的丰富学术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提出了摒弃宗派偏见，在沟通与对话中建构中华宗教文化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观点。     

和谐社会生活方式与和谐人生价值观

中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系统化推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从远古时代社会理想到“继续革命”社会模式的肯定否定,蕴有构建人类追求新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模式的历史超越性与现实创新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生活和人生价值模式的具体表现;是科学发展观在新生活和人生价值模式的延伸拓展。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模式的转型中,具有伟大的象征和实践意义。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对国内外形势的判读与培养现代国民思想的“新生活运动”实践

"新生活运动"之倡导与发动是与蒋介石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密不可分的。蒋介石认为,要救国,要复兴民族,一定要从组织国民与教育国民两件事着手,而新生活运动是组织与教育的最佳形式,实为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新生活运动本质是通过强化民众的日常行为,使之符合所谓的礼义廉耻,以达到铲除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目的。这注定了新生活运动是有很大历史局限性,甚至是反动的。     

张扬与觉醒：“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意识”——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寻根文学”之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具体地分析论述了台湾７０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与大陆８０年代中期“寻根文学”运动在精神文化内涵方面所由表现出来的差异。     

试论台湾与大陆小剧场运动之同与异

８０ 年代以来发生在台湾与大陆的小剧场运动，可谓“一母所生”，同中有异。两者都是文化开放的产物，都是在西方戏剧新潮的影响下突破传统现实主义的结果，又都是在借鉴西方艺术的同时把艺术的目光盯到了中国传统戏曲上。但这一运动在台湾的酝酿要早一些，海峡两岸在艺术探索的“前卫性”与对主流戏剧的“反叛性”上是有差异的。台湾的小剧场运动，其业余性、独立性很强，而大陆的小剧场运动则大体上是主流戏剧的“分枝”与“附庸”。此外，前者多以“喜剧之美”取胜，后者则多出之以正剧或悲剧。把两者放在本世纪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观察，它们都带着“弱势文化”的矛盾与尴尬。     

以“外国”为鉴: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

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时常常以"外国"作为中国应该仿效的对象。本文分梳蒋介石在外国的经历及其在新生活运动中关于"外国"的言论,指出蒋介石对外国的直接经验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日本,他主要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外国,并局限于欧美强国。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建构中,蒋介石将"外国"的"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从而解决了新生活运动既要求民众行为西化和现代化,又要求复兴民族固有道德的内在张力。而新生活运动中借用了西方殖民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则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霸权,内化为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对"外国"的借用和想象,不可避免造成了该运动的内在缺陷,使之无法真正动员民众。     

青年短信文化的探寻

追逐时尚的青年“手机族”,创造了新的“第五媒体”——短信新文化。信息联络、祝福传情、幽默调侃、评论宣泄;拓展交际、追求时尚、获得认同、彰显个性、缓解压力;新生活方式的“快乐”与“陷阱”并存。对青年短信文化要作积极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