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的空间--以清代山东碧霞元君信仰为中心

社会何以记忆?仪式与习惯是社会记忆的重要方式,社会记忆的空间就是仪式或者习惯所发生效力的范围.信仰是社会记忆的重要渠道,泰山信仰是民间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信仰的神圣空间我们可以看作是社会记忆空间的延伸.碧霞元君信仰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碧霞元君信仰产生于女神兴起的宋代,大约明初开始经历一个民间化、世俗化的过程,明中期以后碧霞元君信仰在山东地区逐渐普及.泰山可以说是整个华北碧霞元君信仰的神圣中心,在碧霞元君的神圣空间内,形成一种强势信仰文化,社会对历史与文化的记忆得以延续.     

明清时期泰山神祗地位变迁探究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民间化后称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为主的宗教神灵信仰。泰山神信仰源于远古的山岳崇拜,在明代以前,泰山神不仅因多次得到帝王的敕封、致祭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因“泰山治鬼”之职而成为民间各香社崇祀的主体,泰山行祠亦已遍布域内各府、州、县,其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其民间杂祠甚至淫祀的属性亦不时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地位远在泰山神之下。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两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碧霞元君犬有凌驾于泰山神之上之势,究其原因则与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封禅活动的终结及碧霞元君神职广大等诸多因素有关。     

泰山天仙玉女：从诗境走进宫祠、集市——明代社会各阶层对碧霞元君的不同接受方式

碧霞元君即泰山玉女,始乃曹操、曹植、李白创作的云霞与玉女浑然一体的特殊艺术表象.在明代,这一审美意象仍然体现着文人阶层所追求的诗情、自然与天仙连成一片的理想境界.诗境中的碧霞元君始终都在召唤两个方面的价值意向,一是对现实社会必然性的超越,二是对生存时空无限性的向往.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被民众阶层所接受,他们将碧霞元君解读为一种既表达了宗教要求又象征着审美需求的俗信符号,以此为依托去进行诸如迎神赛会、进香祈愿、旅游观光、休闲娱乐、集市贸易之类半功利半娱乐的社会文化活动;后者在一定意义上为统治阶层所接受,他们不断为泰山玉女塑神像,修宫祠,赐额立碑,以祈求祛病消灾、延年益寿.     

从私祀到官祀:明代佛山北帝信仰的地方性与正统化考察

自古以来,佛山民间信奉的鬼神多,而供奉鬼神的庙宇就更多,众多的庙宇自然就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私祀乃至淫祀。民间私祀的存在使得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在信仰领域里的正面冲突相对较少,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地带;而当民间私祀对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秩序产生威胁或有可能颠覆正统理念时,代表国家的基层组织就会加以干预、纠正,甚至奏请禁毁。在明代"禁淫祀、毁淫祠"的政治大环境下,佛山地方官绅为了保住祠、庙合一而又供奉着北帝的祖庙,进行了一系列的借助传说并将之附会于北帝神的造神运动,最后成功地使北帝信仰由佛山地方性的淫祀、私祀上升为正统化的国家官祀。     

“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笔谈：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特点

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官方、非宗教的下层信仰，李绍强、李修龄试图通过对山东方志中有关资料的分析，揭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秦海滢认为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虽然明确规定了允许进入正祀、杂祀和淫祀的神。但是，山东各地民众信仰既有在国家规范下的活动，又有自身需要所奉祀的多神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代洪亮以泰山信仰为中心，着重考察了民间香社与明清山东乡村社会的密切关系，认为香社是重要的乡村社会组织，明清时期山东范围内，以泰山信仰为主体的民间香社组织非常众多，这些香社组织与乡村社会关系密切。     

泰山玉女祠改名昭真观的缘由考辨

在北宋时期，泰山玉女这一民间神灵既未载入国家祀典，也不符合道教经典，且名气不大，来历不明，实属淫祀。到蒙古中统五年（公元1264年），道士张志纯重修泰山玉女祠之后，玉女祠被改名为昭真观。这一改名之举，是结合当时蒙古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以道教理论重新解释泰山玉女，从而使泰山玉女既得到官方认可，也受到道教重视。这就为后来的碧霞元君大盛于明清，做了必要的准备。经分析推断。将玉女祠改名为昭真观的人很有可能是张志纯。     

探析民国前期泰山神民间信仰的特点

泰山神民间信仰是普通民众对泰山上一切神灵的信仰,它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一种经久不衰的现象,而且始终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因帝王封禅、祭祀泰山,形成了帝王赐封的“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和“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主宰泰山;因儒学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信仰在泰山民间信仰中居于指导思想的地位。民国终结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泰山神民间信仰在皇家祭典随封建帝制灭亡而结束后,呈现了新的特点,既体现了其在封建社会衰亡后的无序,又有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碧霞元君信仰与浚县正月庙会

浚县自明清以来,以碧霞元君信仰为基础创建了规模宏大的行宫,并逐步发展为辐射晋、冀、鲁、豫等地区的碧霞元君区域性信仰中心,最终形成了享有盛誉的华北第一古庙会——浚县正月庙会。中原腹地独特因素和民间信仰基础的深度融合,形成了浚县正月庙会灵异累累、规模宏大、香社众多、世代传承等基本文化特征。     

避祸趋福与扬善抑恶:明清泰山信仰中的大众心态

明清时期,帝王朝拜泰山退居次要地位,而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成为最重要的泰山信仰载体。那些来朝拜泰山的民众都是有所“求”而来,他们希望“避祸趋福”、“扬善抑恶”,香客的祸福善恶观念反映了他们对于生活的希望与对幸福的追求,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社会公正的善良愿望,这与儒家知识分子对于地方社会秩序的关注是一致的。民众祸福善恶观念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儒家思想与文化规范着民众的心理结构与大众信仰心态,并且成为民众祸福善恶的具体内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从民众信仰心态来考虑,很难分析出民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的存在,民间文化与儒家等三教文化只不过是一元文化下的不同表现形态。     

跨越村落时空的信仰联接——以清代山东泰山香社为个案

一、民间香社与乡村社会性质著名学者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调查妙峰山香会时，认为“香会”即是从前的“社会”，与社祭有密切的关系，后来由于佛教的传播，固定的“社会”逐渐演化为流动的“社会”。香社活动大约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与佛教祭祀有很大关系。后来香社活动逐渐普及到民间社会中去，到明清时期，成为民间祭祀活动中的组织主体。现存最早记载泰山香社的资料，出现在唐末五代时期，就山东地方文献资料而言，泰山香社却是在明中期以后成为民间香客朝拜泰山的组织主体，明嘉靖万历时期，德州、临邑都已经出现了祭祀碧霞元君的香社，章丘善人张自成连结同志，     

泰山儒释道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以泰山神信仰为例

泰山神信仰既被纳入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封建王朝官方正祀,独具强烈的政治色彩,又是中国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宗教特点和民俗特色,反映了泰山儒释道文化互动交融的变迁过程。其中,儒家文化是泰山文化的主脉,对整个泰山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使泰山文化更具理性高度、人文关怀和象征意义 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以及两者世俗化背景下伴随的民间信仰文化,是泰山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使泰山文化更贴近民众,带有出世的超然与神秘,为泰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于宗教神圣性的传播手段和受众基础。     

半官方化: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双仪式结构

古代地方政府在信仰的操作上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将国家正统礼仪和民间信仰仪式改造为半官方祭祀仪式。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半官方化过程,展示了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情境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神灵格局的分配安排、宗教神灵在地方的意义转换、官方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影响等。地方政府通过列入正祀、更换神像、官民同祀、表述神话等途径,构造出儒家人鬼祭祀与地方神祭祀的双仪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嘉州赵昱信仰的影响力、兴盛程度与衰亡趋势。信仰的"半官方化"现象极其复杂,其内涵在地方知识与流动状态中得到体现。     

明清“欲望叙事”的文化心理透视

明清艳情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欲望叙事",其内容所呈现出的对于性态度的矛盾性与明清时期特定的"知识型构"相关,它既受这个时期正统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双重影响,也受作家群体的心理特征以及价值选择的制约,并最终凝结为诸多文化规则,直接影响到艳情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述者态度。     

正祀与杂祀：明清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研究——以张秋镇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张秋镇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上的重要市镇,也是区域社会的信仰中心.在其空间范围内,既有被纳入国家祀典的城隍、关公、显惠等信仰,又有被称为杂祀的任疯子信仰.通过对国家所倡导的礼制意义上的正祀以及无关祀典的"杂祀"的对比性研究,可以揭示民间信仰本身自我完善的能力以及信仰群的力量,探讨运河区域中各类人群的共谋关系以及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的离合与共融.     

试论文昌信仰袝祀明清庙学的社会场景

明清时期,作为地方儒学教化体系核心的庙学,存留了大量用于祭祀道教文昌神的祠阁,这一现象从表面上看是道教神灵进入官方祭祀场所,实际上是儒文化对道教神仙的儒化改造。文昌神的形象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从自然神到人格神,从道教神到儒化神,从淫祀到国家正祀的过程,呈现出儒道二象性,是儒道文化融合历程的展现。     

明清时期山东乡贤崇祀文化探析

山东乡贤崇祀文化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这一社会群体在明清两代是勾连国家、社会、士人的重要角色,对当时山东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各地乡贤崇祀逐步普遍化和制度化,乡贤崇祀也随之成为一种地方文化.山东乡贤崇祀形式历经若干变化,且形成严格的入祀选择方式和标准,由于其"可以显忠良,可以仰眷德,可以维风教"的特殊的政治与社会教化功能,山东乡贤崇祀在明清时期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     

两宋时期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

两宋政府十分在意对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用心整顿民间信仰,一是通过编修祀典及神祗位阶赐额加封制度将部分民间祠祀合法化,纳入官方祀典体系--春秋以时祭祀;二是不断针对祭祀对象、祭祀行为和祭祀组织,颁行禁令,取缔禁止"淫祠淫祀".     

尧舜故地——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纂修的文化现象学探析

把当地说成尧舜故地,是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纂修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文化现象。但我们不能把方志中的记载仅仅作为既定的结论,而应将其作为可以进一步分析的文本。在晚明民族矛盾激化和皇权专制的双重矛盾中,地处山西平阳府的士大夫之所以非常一致地强调这里是尧舜故地,一方面是在极力彰显该地域汉民族发源地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们在专制皇权下极力表达致君尧舜的苦盼。这反映了地方士绅在不断变化的国家话语中灵活阐释传统文化,在观念上重塑地方形象和强化地方认同的一种积极努力。     

神明“标准化”、“正统化”下国家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公信仰研究

飞山公信仰于唐末宋初肇迹于湖南靖州飞山。飞山公从杨氏祖先到地方神明,再到侗、苗、瑶、水等多族群共同信奉的区域性神明,是湘黔桂界邻区域地方官员与士绅精英群体及杨氏宗族、地方民众与国家长期互动的结果。地方官员与士绅精英群体借助战乱等灾难性事件创生飞山公"灵应"神迹,配合国家敕封,将飞山公塑造成忠于朝廷、保境安民的神明形象,不断助推其信仰的"标准化"、"正统化"。而杨氏宗族与地方民众扮演了将"祖先"与"神明"区域化、多样化的重要角色。     

传统地域文化的现代变迁——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案例研究

文章以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为研究对象,考察传统地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变迁,探讨官方、民间在民间文化转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文章以为:一方面,国家权力把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手段;另一方面,民众借用政府行为为民间信仰吸纳正统的文化符号,以达到国家权力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从而获取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