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

四库馆的开启（1773）为姚鼐与汉学派之间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如何对待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分歧的焦点所在。汉学诸家尊汉抑宋、弃宋,甚至反宋、意欲代宋,姚鼐则始终将宋学凌驾于汉学之上。在四库馆内,汉学派占绝对优势,并深得庙堂之助;傲岸的姚鼐不顾力小而孤,奋起抗争。由于那时学、政两界边线不明,姚鼐逆流而动,不仪被挤向学坛边缘,在仕途上也再无发展余地。因此,他最终被迫选择了退居林下之路。姚鼐裹进汉宋之争及其告退,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后清代的古文史和学术史影响至巨.     

清代洛学史撰述中的“汉宋之争”与“朱陆之辨”

清代洛学史撰述以梳理中州理学传承脉络为主要内容,是理学学术史著作。其在处理汉宋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承袭理学"道统"之说,认为汉学的地位远不及宋学。但由于编撰者治学经历不同,且受到了汉学风潮影响,多数著作在撰述中也进行了变通。"朱陆之辨"属理学内部之争,清代洛学史在撰述中对此存有不同观点,但以调和程朱、陆王为主流,这一方面是出于振兴理学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州理学治学传统的充分体现。从整体上看,清代洛学史著作在处理"汉学"与"宋学"、"程朱"与"陆王"关系问题上态度较为和缓,呈现出较强的学术包容性。     

略谈清代中期的“汉宋之争”

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汉学对宋学大张挞伐.但是,程朱理学强大的思想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仍有不少人推尊宋学,汉宋之争越演越烈.一些学者看到门户之争的局限,开始提出融合汉宋学术的主张.     

儒学传播意大利

16、17世纪之交,以儒学为核心的"东学西渐"第一站是意大利,代表人物是耶稣会士利玛窦.尔后,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使儒学在意大利和西方各国得到了更加深入的传播.19世纪后,意大利汉学研究机构设立,汉学家兴起,儒学传播步入正常轨道.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乾嘉骈文复兴与时代学术关系论辨

乾嘉时期汉学家从经学到文学对理学进行了清理,汉学与宋学对峙,骈文与古文对峙。在汉学家的推动下,骈文被推到了文章正宗的地位,以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遭到了怀疑。骈文理论的突起与乾嘉学术的复古思潮、反宋学基调及文人幕府的奖掖有紧密的联系。     

荀学复兴与清代学术转向

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上,孟、荀的沉浮升降无疑是学术思潮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儒学的两大传人,孟、荀分别代表了儒学的两大传统。大体而言,荀学始于子夏,重文献之学;孟学始于曾参,尚义理之学。自汉代以降,对于义理与考据的不同宗尚,成为学术流派分野的枢纽,经今古文学之异、汉学与宋学之争,概莫能外。唐中叶以前,孟、荀庶几平分秋色,无分轩轾,此后尤其是宋明时期,孟学当令,荀子则被斥于儒学正统之外,入清以来,因缘际会,时风所趋,荀子及其思想应时而兴,成为接引“崇实黜虚”、“以礼代理”新学风的重要历史资源。长期以来,学界虽对清代荀学的复兴多有所察,然以之观察清代学术转向此一清学史重大课题则尚嫌不足。以荀学复兴为视点,考察清学之转向,或不失为一有价值的探索。     

论曾国藩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体系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义理为主、经世致用为辅;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西方近代文化为辅。     

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

宋代儒学划时代的新发展,谓之新儒学,即宋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形成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宋学博大精深,涵蕴广大,学派众多。其开创者谁？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本文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从兴学育才、推进儒学发展及有关学术思想研究两个方面作了论证,文章指出,范仲淹最先登上历史舞台,为宋学之勃兴开端引绪,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的核心人物,实为宋学开创者。范仲淹在政治、学术、文学上的建树是三位一体的,他与欧阳修等人所开创的学术探索的新局面,正体现了宋学勃兴的新精神、新气象     

清季张之洞“君子儒”探赜

儒家标榜的“君子儒”形象在晚清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儒臣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征，通观张之洞修身治国思想，可以从他的力辟公羊、调和汉宋、学兼中西、经世务实等方面得到佐证，他的学术宗旨和治世理念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而他本人，也应成为千百年来“内圣外王”的又一个大践行者。     

方苞与颜李学派

方苞既是文士,又是经师,但他更看重后者,故以程、朱之学自命。他对于当时的颜李之学,既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也有诋毁卫道的一面。他对清初汉学家多有不满,汉学与宋学之交恶,实肇始于方苞。     

经学背景下的肌理说

在清代学术史上,翁方纲乃持汉、宋之平者。其论诗核心概念“肌理”之理,亦包含汉、宋两种学术背景。仅关注其表面上的汉学家考订之“理”的成分,而忽略其背后隐藏着的宋学家的义理之理,是对翁方纲诗学思想的最大误解。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宋诗别裁集》批评主张管窥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名选.该书在编选时崇尚理学,多选理学家之诗;在宗唐前提下,有唐宋兼采倾向.本文在细心钩沉几位编者的史传材料、认真研读其诗文集的基础上,指出姚培谦、王永祺的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与该书的选本理念有着种种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