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空间贸易与地区“能源诅咒”的化解

根据马克思主义空间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了考虑环境非合意产出的地区电力生产贸易模型，从空间上分析跨地区电力生产贸易对地区间经济环境利益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和预测智能电网技术的作用及机制。结果表明，在当前电网技术条件下，地区间电力贸易导致了“能源诅咒”和“污染天堂”现象，需要通过政府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化解；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提高智能电网技术，用新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能源环境与地区利益失衡的矛盾根源。     

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Hausman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能源消费尤其是电力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今后,要加大对本地区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增加区域能源供给;大力开发替代能源与清洁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金融发展、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

以我国2006—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采用SYS-GMM方法从实证角度分析我国金融发展、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发展、 能源消费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和能源消费交叉项与我国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三类地区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体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自东向西呈现递减的促进作用,能源消费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后.     

农村电力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初探

分析了农村电力在农村能源中的地位 ,重点讨论农村电力对农民收入、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农村经济增长对电力需求的影响     

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与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0-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初始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地理位置等因素后,“资源诅咒”假说在我国省级层面显著成立;到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与地区经济增长呈“∽”型关系,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海岸线长度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到达港口城市的距离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的辩证关系研究

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辩证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对“产权区域”明确、“行政区经济”盛行的我国更是意义重大.基于当前研究中相对忽视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分析,笔者以GDP增速为应变量、地区人均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为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且经济增长是造成地区差距变化的原因,而地区差距不是经济增长变化的原因所在,所以应加强经济发展对地区差距影响的调控,以实现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对近几年电力投资增长的思考

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为经济增长提供能源保障,电力投资增长是否合理,关系到电力保障是否有力。本文通过对电力投资增长速度、行业结构、地区结构及投资主体结构的分析,指出电力投资面临增长缓慢、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电力供应增长相对缓慢,当电力需求快速增长时,就会出现电力供需矛盾。针对存在的问题以及出现的电力供需矛盾,本文提出了保持电力投资健康发展的建议。     

“双碳”目标下我国电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能源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其中，电力转型发展是能源革命的关键。以电为中心、以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为重点是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关键举措，也是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双碳”目标的长久之计。当前，我国新能源开发与消纳存在错位，新能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发电企业处在生产环节，电网企业处在分配和流通环节，国民经济处于需求侧。电力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只有相互匹配，才能保障电力再生产的高效运转和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故推进我国电力行业能源清洁低碳转型，需要从发电端、电网端、用电端和储能端四个环节共同发力，保障新能源“发得出”、“送得走”、“用得了”。     

“双碳”目标下我国电力结构转型现状、趋势及建议

本文依据2016—2021年发电、用电数据，分析“十三五”以来我国电力行业在电力生产供应结构变化、新能源业态发展、用电量增长重心的地区转移、电气化水平提高、用电结构中改善型用电增长、电力市场化机制的发展情况，得出我国电力结构在持续优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通过分析2005—2021年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说明了电力行业结构的优化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承诺做出了积极贡献，进而依据目前电力行业结构转型的趋势预测电力行业对碳减排的贡献；其后，从我国资源禀赋特点、煤电托底调峰功能、大规模能源接入、产业结构调整、电力市场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我国能源电力结构转型的对策建议。     

碳中和背景下能源消费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研究

从区域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强度之间的关系出发,设定区域人均GDP收敛模型和能源消费强度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来分析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收敛情况以及中部、西部和东部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与人均GDP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均呈上升趋势,但在能源消费强度方面都呈下降趋势;能源消费强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是三个地区中最低的,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高于中部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地区的人均GDP发展水平存在GDP的绝对收敛;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发散的,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则是收敛的。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要考虑能源禀赋和传统工业的发展现状,针对碳排放量依然较大的地区,要采用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相关技术和发展相关产业,减少碳排放以争取尽快实现碳中和。     

新能源产业聚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西藏除外)2003-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内地新能源产业聚集程度进行测度,并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新能源产业聚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我国长三角地区新能源产业聚集程度最高,其次是广东、山东和辽宁等沿海地区,西部地区新能源产业的聚集程度最低;(2)新能源产业聚集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即:新能源产业聚集度越高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越快。     

粤港澳地区形成全国最高经济梯度区域地位的历史探源

粤港澳地区并非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展高梯度区和商品经济辐射源地带,其作为全国经济发展高梯度地区和商品经济辐射源地带形成,当从明代开始,并在晚清民国时期进一步成熟,发展为与长江三角洲并驾齐驱的全国最高经济梯度区域。认识和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把握珠江三角洲和珠江流域区域市场成长的特点,乃至全国区域经济成长和运行的客观规律,都将大有裨益。     

关于缓解珠三角"民工荒"现象的对策研究——奉化"力邦村"对珠三角的启示

民工短缺问题已经波及整个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并向中西部地区纵深发展,尤以珠三角地区形势为甚,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估计在短期内仍将继续。文章从该现象的现状出发,对珠三角"民工荒"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浙江奉化"力邦村"的实践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从农民工权益、自身文化素质、政府等方面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辽宁省GDP与能源消耗关系的实证分析

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的消耗。辽宁省是工业大省,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剧,然而这并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1990—2013年辽宁省GDP和能源消费的统计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辽宁省的能源生产出现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其能源消费增长过快同能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GDP同能源消费总量互为正相关的线性关系。指出辽宁省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降低能源消耗相对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从地缘经济学看香港结构转型及发展前景

透过国际化及地缘经济学这两个层面,分析了香港与大珠三角、泛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内地其他区域合作,以带动华南、东南亚以至环南海经济圈的融合及发展的必要性。剖析了香港的结构转型及固有优势,并探讨了中国核心区域的合作前景,周边地区对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呼吁地区之间应把握良机,排除协调上的困难,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发挥网络优势及协调周边地区的经贸合作,共同促进中国经济繁荣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边界效应研究——基于城际消费流视角

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与市场经济的深化，消费流在反映区域间经济活动的往来程度时显现出了优势。文章借助中国银联2018年城际消费流数据，基于调整后的Head-Mayer边界效应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算和评估。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统一市场尚未完全形成，城市边界和省际边界均对异地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省际边界效应表现出异质性，其中上海与其他三省之间的边界对消费流的影响相对较弱，而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彼此之间的市场分割更为明显；长三角各城市的边界效应程度不尽相同，上海的城市边界效应强度为1.05，江苏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强度处于3.06~5.51之间，浙江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强度介于3.13~6.24之间，而安徽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程度最为强烈，在3.85~6.58之间分布。基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要肯定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继续深化取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人为阻碍的改革，进一步降低经济合作的障碍和成本。最后，需要积极借鉴国际区域合作经验来推动长三角地区发展。     

开放视角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ynamic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energy consump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open economy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over 2000-2014. Moreover,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subsamples, Yangtze River Delta,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Chengdu-Chongqing City agglomeration. We find that, bo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pen economic variabl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nergy consumption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s the larges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ollowed by the Chengdu-Chongqing City agglomeration and the Yangtze River. The direct effect of trade and FDI on economic growth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than the others; moreover. We also find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spur economic growth indirectly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onl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成渝经济区：中国西部增长极的发展对策研究

成渝经济区地处中国西部,其经济发展水平居西部前列,然而就经济总量、人均GDP各项经济指标以及城市体系的完善程度而言,成渝经济区同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等区域还有很大差距,要成为中国的第四增长极,还尚需进一步发展。本文从成渝经济区发展现状出发,对构建成渝经济区增长极进行多方面综合的可行性分析,探索成渝经济区发展为增长极的制约因素,并按照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试验区的国家战略目标,提出构建成渝经济区增长极的对策及建议。     

中国省际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研究——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面板数据分析

通过使用一个具有资本、劳动力和能源消费作为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 利用2001—2010年期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检验了中国省际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 并进行了相应政策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各省份的资本增量难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减少或者放缓资本投入势在必行, 传统产业的高技术改造乃是大势所趋;劳动力增量能够带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但阻碍了西部等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 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仍需加快;能源消费增量有效促进了中国大多数省份的经济增长, 节能政策需谨慎对待或者差别实行。     

新时代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

煤价飙升和煤炭供应不足所导致的拉闸限电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强调了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基于2005—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供应端、需求端和负担力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来综合评价各区域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各省区市能源发展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山东、北京、辽宁、江苏、广东总指数排名靠前，而江西、贵州、宁夏、海南、青海的能源发展水平则相对较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能源发展水平在供应端、需求端和负担力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而西部地区则较为落后；从成因上看，发达地区和人口稠密区的需求端和负担力指数远大于其他区域。为实现最优路径，各区域应从清洁转型、技术转型、战略规划等三方面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