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的文献考证

清初著名学者、诗人查慎行撰有《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该书针对苏诗旧注作了进行了全面的订正、补充。清代宋举、邵长蘅整理翻刻宋代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而成的《施注苏诗》,对施顾原注常有妄删,查慎行首先针对此现象,补充了施顾注的原文,并对旧注改动引文的原文以迁就作者的现象作了批评与更正。其次,查慎行在《施注苏诗》的《续补遗》二卷的基础上,又依靠宋代及明清的文献,辑得苏轼的佚诗一百二十余首,并对互见于苏轼与他人诗集中的九十首余诗歌作了考证,论证了其中大部分都不是苏轼的作品。《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乾嘉注释学视野中的《苏文忠公诗合注》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宋代王十朋的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在此基础上,冯应榴又受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将"以史证诗"方法升华为"寓考证于注释"的释诗方法,对旧注的编年、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精确的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论苏诗林子仁注

作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的成员之一,早期的苏轼诗注释者林子仁以诗人的眼光对苏诗的活用典故的创作方法作了全面分析,总结了苏诗的一些创作特征:苏轼用典有暗用、借用、合用、展用、化用等方法,在前人语意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创造力,推陈出新,富于变化.林子仁作为一位重要诗人,亦不忽视“知人论世”的阐释方法,针对苏轼好发议论的特点,详细深入地考证、补充了苏诗所涉及的时事.此外,林子仁对赵次公、李厚等旧注中的错误也作了详尽的辨析.林子仁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苍梧郡还是苍梧山

苏轼《竹枝歌引》概括此诗内容云:“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诗之开头即为伤二妃:“苍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游飘不返,惟有苍苍枫桂林。”冯应榴《苏诗合注》引山公注:“《一统志》:禹贡荆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为百粵地,秦属桂林,汉置苍梧郡,地总百粵,山连五岭。”苏诗各注仍之。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探苏海之壶奥 示学人以津梁——《苏诗研究史稿》读后

与宋代其他诗人比较 ,学术界对苏诗的研究成绩是较大的。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苏轼年谱》及《苏轼资料汇编》暂且不说 ,有关苏轼评传及苏诗选集、苏诗研究的著作即不下 30种 ,而散见于各报刊的单篇论文则以千数。但是 ,以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对苏诗的研究作全面系统的考察 ,总结、分析与评述历代苏诗研究的丰硕成果 ,迄今仍是一个亟待拓展、深化的学术领域。王友胜教授新近出版的博士论文《苏诗研究史稿》(岳麓书社 2 0 0 0年 5月版 )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 ,是一部具有学术开拓性的力著。《史稿》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选题新颖、典型…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苏轼诗研究》评议

苏轼著作丰富,且具多方面的文艺成就。他的诗歌今存二千六百余首,自来被誉为宋诗的冠冕。198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的《宋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的《苏轼诗研究》是关于苏诗研究的一部专著。著者谢桃坊不是把苏诗随意分割、孤立研究,而是把它看作是有生成历史运动的整体。著作说:“苏诗是一个广袤的领域,须要在对它具体地研读之后。考察苏诗每个创作时期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及其创作上的得失,进而探讨其诗歌的创作道路,在此基础上来探讨其社会意义和艺术风格,才可能认识其真正面目,也才可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给予它以文学史上应有的评价。”对苏诗研究所体现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是本书显示的第一个特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晚出而博采众家之长。"宋人注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寓诗学批评、研究于注释之中。李壁本人擅长诗文创作,在注释中,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之外,还寓研究于注释之中,发挥艺术理解力,对王诗创作中的句法、字法、章法、用典、对偶、立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王诗审美效果进行点评,从而揭示了王安石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宋代两首悼亡词的文化意蕴比较——苏轼《江城子》与贺铸《鹧鸪天》探微

苏轼的《江城子》和贺铸的《鹧鸪天》两首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被誉为"词坛悼亡双绝"。它们在思想感情和艺术成就方面都结合得天衣无缝,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宋代诸多文士以戏谑的文笔乐此不疲地描述怨妇、弃妇和青楼女子时,作者却饱含深情、细腻地追忆了他们过往家庭的温馨生活场景,深情地表达了他们不因岁月流逝而消减对亡妻浓浓的相思情愫。可以说这两首词体现了人性的深度,是最具有悲剧情怀的悼亡词。     

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当代史阐释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当代史的视野下,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史容将《山谷外集》由分体改为编年,在利用黄庭坚《山谷年谱》编年成果的基础上,对黄庭坚的编年加以考证,纠正了不少编年错误,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庭坚诗.史容又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庭坚诗的创作背景,点明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特别是使用典故与比兴的诗句.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李白诗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

李白诗在宋代有过多次整理编集。乐史始创全集编纂之功,宋敏求、曾巩二人分别增广与编次,使得李白诗文全集在北宋末年定型,影响到后世李白集的整理。宋代李白诗文集在流传中形成了两个系统,即《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与《李翰林集》三十卷本。这两个版本在体例与内容上各有优长,直到元代至正辛卯后再编李白集,才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南宋女性与男性词人的涉酒诗词审美情趣比较——以李清照、朱淑真、苏轼、辛弃疾诗词为例

与南宋著名男性词人苏轼和辛弃疾的一系列涉酒诗词相比较,中国文坛同期的女性词人李清照和朱淑真的涉酒诗词也具备较高的文学价值。李清照涉酒诗词与朱淑真涉酒诗词相比,情感表达上更为内敛,但诗词中包含的感情同样的浓郁难解。二人早期作品内容以闺阁春怨为主,作品意象的选择上虽常常类似但表达方式却各有千秋。因为个人经历所致,李清照的后期涉酒诗词内容则与社会时事的关系更加密切,也多了几分男子的豪气。作为男性词人的杰出代表,苏轼和辛弃疾二者作品都洋溢着词人难以抑制的才情,在内容上也大都反映了对功名的追求与失落。但苏轼涉酒诗词表达的情感更为豪放与豁达,相比较而言辛弃疾则更为沉郁与隐忍。李清照与朱淑真的涉酒诗词为以男性为主导的涉酒诗词注入了女性独有的青春活力和纯真魅力,而苏轼与辛弃疾则为涉酒诗词注入了难得的率直和童真之情。     

施宜生使宋泄密事件与南宋士大夫的歧议

施宜生在宋朝官职卑微,参加农民起义被捕。后逃入金,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曾使宋贺正旦,涉嫌泄露金人南侵意图。施宜生使宋泄密一事在南宋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对施宜生其人其事的记载,宋代史料和文人笔记有一定出入,后者有明显的虚构成分。从这些虚构的情节中,可看出南宋文人士大夫对施宜生品格的歧议,折射出＂施宜生事件＂在南宋社会激起的道德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