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民族大融合,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第三次为宋辽金元时期,而魏晋南北朝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个时期,北方内迁各少数民族,因与汉族长期错居杂处,在汉族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并在加速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与汉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体制,最后多融合于汉族。而在南方,由于大批北方汉人南迁及少数民族出居平地,也造成某些杂居局面,使一部分与汉族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逐渐汉化,也有一些迁居或以其他途径进入民族地区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但由于汉族人数众多,文化较高,故在整个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汉化则表现为主要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却是局部的。 随着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我国各民族先进、优秀的经济文化也交融一起,汲取升华。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东汉以来,居住在漠北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向内地迁移,和汉族交错杂居,民族关系日益复杂。西晋到隋统一,共三百多年历史。西晋于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但至公元291年就发生“八王之乱”,实际统一只十一年,以后南北分裂。北方十六国一百三十五年,北魏一○四年,北齐二十七年,北周二十四年。在这将近三百年中,北方民族矛盾尖锐,战争频繁。这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历史是发展了还是例退了、漆黑一团?人们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认为这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不断来往,而且还得到发展。北方各族人民在共同的阶级斗争推动下,坚持生产斗争,历史仍然向前发展,并非漆黑一团。     

南北方古代民族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

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总体趋势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成分壮大,逐渐形成相互离不开的格局。另一方面,我国各民族融合的途径及融合方式复杂多样,由此体现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具有的博大精深、源广流长的特点。南北方古代民族的融合途径与融合方式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以前,南方民族地区大致经历汉族移民逐渐“夷化”的过程,少数民族自身也得到充实。明清时因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融合倾向改变为部分少数民族持续汉化,融合外来移民形成地方性汉族群体。北方民族地区在明清前后,基本趋势都是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融入汉族,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大致经历持续“汉化”的过程。产生上述差异,与南北方民族势力的形成及特点,南北方民族自身文化的不同,以及封建王朝施行的政策等有关。     

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的调查研究

探讨大学生在学习适应性方面是否存在民族差异,采用自编大学生学习适应性问卷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学生的学习适应性显著地好于少数民族聚居学生;尤其在非认知因素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学生的适应能力显著高于少数民族聚居学生;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学生对学习方法的重视显著高于少数民族杂居的学生;分析和讨论其形成的原因,可以为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在高校的学习适应性提供对策和建议.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自秦汉以来便以汉族呈放射状向周边地区逐步蔓延扩散和少数民族呈向心状往靠内地区迁徙流动的总体趋势。延至当代,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类内地人员前往边疆民族地区"支边",以后是风起云涌的全国性人口流动大潮,其中既有少数民族流往内地,又有内地汉族流往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和现阶段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整体格局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     

重庆蒙古族来源及其社会文化

蒙古族是重庆市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重庆蒙古族为蒙元时期蒙古族之后裔,族源甚至还可能追溯到奇渥温家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成为今日之蒙古族.作为外迁移民,随着社会生活、生产环境的改变,重庆蒙古族数百年来与汉族、土家族、苗族等其他民族长期交错杂居,形成了多民族混居、多文化交融的民族格局.在长期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蒙古族与汉族、土家族、苗族等其他民族不断实现民族文化的接触、交流与借取,形成了有别于北方草原特色的南方山地农耕文化.     

秦汉以来中国南、北方民族融合进程的特点

中华大地具有相对封闭的特殊地缘环境,汉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域内各族和周边各国,故中华大地上的民族融合基本上是在域内进行,且主要表现为其他各族不断融入汉族之中。但南、北方民族融合进程有各自特点。北方周边各族一般只能借助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非常方式,方能实现与汉族的杂居;但一旦杂居后,融合进程发展较快、融合较为彻底。南方各族与汉族的交流和杂居进行比较自然,但由于南方存在不少相对封闭的局部环境,使居住于此的各民族能够较长期地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形成了在汉族民众包围中的本民族小聚居的“孤岛”,这是我国南方、西南方山区保留少数民族众多的根本原因     

从秦汉时期的民族政策看我国土司制度的渊源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在统一的领土内的某些地区,即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处,采取一些有别于汉族地区的措施进行统治的一种制度。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王朝对归附的各少数民族或部族首领假以爵禄,宠之名号,使之仍按旧俗管理其原辖地区,即通过土著首领对民族地区实行间接统治;     

川西南明清移民孤岛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

探讨明清时期川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一是孤岛汉族与后迁汉族的关系,二是汉族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归纳川西南民族关系的特征.孤岛汉族凭借其文化特质,保持着"我族"与"他族"的"双重"边界,显示出汉族和少数民族民族学境界的流动性,为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保护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案例.     

论秦汉时期的民族迁徙

秦汉时期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时期,民族迁徙较之先秦时期有了新的特点和趋势:一是中央王朝将人口迁徙与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相结合;二是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双向大规模流动。秦汉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人口、文化的融合,同时也基本奠定了中国民族分布的基本框架。     

回回族源考述(一)

回回民族,简称回族,是中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之一。1982年人口普查,回族为六百二十一万九千多人(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待报),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最悠久而分布最广、族源最宽、和汉族杂居而又有小聚居点的操汉语的民族,是和汉族有直系血亲关系的民族。     

中原散杂居地区民族教育发展刍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原散杂居地区民族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形成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在内的民族教育体系,为提高中原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散杂居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也存在民族学校少数民族生源不足、少数民族基础教育较弱、少数民族师资力量有待改善、民族学校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应积极改善民族学校办学条件、调整民族学校布局、加强民族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民族学校管理水平。     

云南民族杂居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其发展

云南民族杂居地区的民族关系历经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原有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历经了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期,首先是解放后各少数民族得到真正的解放,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下,形成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民族关系格局;其次是改革开以来,云南民族杂居地区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民族关系新的格局和特点.深刻认识现阶段民族关系的现状,是我们处理好民族杂居地区民族问题的前提.     

贵州民族考古研究概况

贵州自古以来就是民族杂居地区。今天生活在贵州的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回族、仡佬族、瑶族、土家族,等等,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强。这些民族,是由“华夏”、“百濮”、“百越”、“氐羌”、“回回”等古代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互相影响,融合,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的,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融洽相处,友好往来,同广大的汉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了贵州高原,推动了贵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地区意识—民族意识的一种维系

最近,笔者在翻阅《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时,偶然读到以下一段文字:“但现在还不能说东乡区内各民族的关系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最明显的是在划界问题上。如东乡族自治区的四家区大塬地方为东乡族与汉族杂居地,该地东乡族划归自治区领导,而汉族则划归永靖县领导;再如永靖县之下喇嘛川地区有些村庄,亦为东乡、回、汉族杂居,该区的汉族就由永靖县领导,而东乡族和回族则由东乡族自治区领导。这是以说明民族的隔阂尚未完全消除,以至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还要由两县领导,在工作上确     

新时期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焦点

在新时期各民族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旧有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散杂居的弱势性决定了散杂居民族关系成为新时期民族关系的焦点.而关于散杂居地区的快速发展及其与聚居地的差别、与汉族地区的巨大差距使得散杂居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成为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焦点.经济发展下的劳动力二维流动构成了散杂居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使城市和民族乡成为散杂居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     

试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略问题

贵州是一个有十个民族杂居的省份,除汉族外,有苗、布依、侗、彝、回、仡佬、壮、水、瑶九个少数民族。据1980年统计,全省总人口二千七百七十六万六千七百一十八人,其中少数民族有六百六十九万四千九百四十九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4.1%,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全省九个地、州、市,除铜仁、遵义两地区少数民族分别占该区总人口的4.63%和0.66%外,其余的都在10%以上。因此,把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搞上去,不只对贵州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整个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要产生相     

略论辽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的民族

辽王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出现了民族杂居的局面,既有汉族,又有契丹族和奚族,还有渤海族和女真族。民族间长时期交错居住,在各方面互相渗透、相互影响,促进了民族融合。在各民族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辽宁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开发。通过对辽王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的民族源流及地理分布概况略作分析与论述,旨在为辽史和地方史研究者提供参考。     

杂散居少数民族的村落经济——以福建罗源八井畲族村为例

杂散居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经济的"区域性"的特征是各民族在民族杂居区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相互学习、相互融合造成的,另一方面其民族文化及其伴随的民族意识却在区域或地域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与汉族日益分离和加强,形成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社区""村落"为研究起点的"以小见大"和"以小到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经济研究可以为民族经济研究开辟出独特的路径.     

散、杂居少数民族概念辨析

散、杂居少数民族是当前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重要对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受到关注。我们通过十余年中国知网载文篇名中含散、杂居少数民族及相关概念的名称使用及其内涵的梳理发现:作为一个特殊的、新的研究对象,同时因其自身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使得这一对象在概念界定上显得纷繁芜杂。因而,结合我国民族政策及民族发展现状,依据统一标准对散、杂居少数民族相关概念做出界定对于多民族国家更好的、有针对性的开展民族问题研究显得十分迫切。